晚唐孟柴《本事诗》云杜甫的诗在当时号为“诗史”，但它仅指杜甫那些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事件的诗歌。因而有学者赞叹“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因而享有‘诗史’的崇高名号。这本是杜诗极光彩夺目的地方，本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宋人接受“诗史”说并进一步深化，对后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明代出现了“诗非史”的论调，到清代则演变为“诗史互证”。
宋代文人主要是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面理解探讨与阐释“诗史”的。他们重视诗歌的政治属性就在于其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与政治的关系较之唐代更为直接密切，并形成了一个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掌握政治权利的庞大的官僚地主阶层。这恰如柳诒徵先生所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要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充满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气概，使经世致用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而崇文抑武、重内轻外的国策，又使他们必须依附于国家政权，将自我角色定位于忠君报国的理念之上。他们往往集官僚、学者和文学家于一身，其文学思想不仅受政治斗争的影响，也直接反映着社会政治的变化。他们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富于理性的历史主义精神，而且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诗人、作品，比前人更多地发现并重视诗歌的历史属性。他们以经世致用的眼光密切关注国计民生，用文学创作反映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服务，使经世致用思潮成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主旋律，使宋代文学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
宋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的理性的历史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史书的编纂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正史类有三十九部，其中宋人所编十一部；编年类五十二部，宋人所编多达四十二部。《宋史·艺文志》著录正史类著述共五十七部，编年类一百五十一部，可见其数量之多。特别是以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重建了一种以时代先后顺序来审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编年史学观。这种史学观不能不说对于宋代文学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诗史”则是宋人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诗歌，发现了诗歌的历史属性。因为他们在杜甫的诗歌中发现了“史”的成分：
诸史列传，首尾一律。惟左氏传《春秋》不然，千变万状，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而寓诸褒贬，此史家祖也。观少陵诗，疑隐寓此旨。若云“杜陵有布衣”，“杜曲幸有桑麻田”，“杜子将北征”，“臣甫愤所切”，“甫也南北入”，“有客有客字子美”，盖自见里居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白头拾遗徒步归”，“备员窃补兖”，“凡才污省郎”，补官迁陟，历历可考。至叙他人亦然，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结也实国桢”，凡例森然，诚《春秋》之法也。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送李校书》云：“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又《戏友》二诗：“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史笔森严，未易及也。或谓诗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类，故名诗史。
不仅如此，宋人还进一步发现了诗歌后面潜藏的历史属性，以求“知人论世”，从而更准确地阐释作品本意。因为诗人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人，他不可能超越其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去准确描绘和反映其他的时代；另一方面，一定时代的文学，必然从属于其时代而具有历史属性。宋人对于诗歌历史属性的认知，主要表现在追寻诗歌本事、编写年谱与给诗歌编年三方面。这正如日本学者浅见洋二所说：“由于诗的编年工作、年谱的制作工作，及其作为主导因素而应称之为‘年谱式思考方法’的促进和诱导，宋代文人们在‘诗作’中找到了‘历史’要素。”
宋人重视通过追寻诗歌本事来判定作品的本意。“本事”二字也是孟柴的发明，《本事诗序目》云诗歌“触事兴咏，光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而“匡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即通过诗之“本事”以求阐释其诗之本意。“本事”意即有关创作该作品的具体意义资料。孟柴提出“本事”的意义在于“自孟柴《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以事（史）诠诗”。而“以事（史）诠诗”在宋代逐渐成为一种自觉，出现了《唐诗纪事》、《续本事诗》、《本事集》、《本事曲》类著作，力图通过对本事的记述来追寻诗的本意。本事亦从小说家的猎奇或史学家的补阙式的作品变成了“读其诗，知其人”的阐释学资料。
同时，他们用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研究诗人及其作品——编写年谱和给诗文集编年，诸如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自居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黄庭坚、陈师道等六朝至宋的～大批文学家的尤为重要且知名的年谱。年谱与编年诗是宋人在研究诗人作品的过程中，把诗人的经历与作品——特别是具有明显的历史属性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从宏观上对其历史属性做整体性研究。宋代有不少年谱附编于诗文集之后。自宋代起，年谱与编年诗成为研究诗人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吕大防这样论述年谱功能：“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esl杜甫的诗歌带有超过前人的强烈的自传性质，是诗人活生生的生命记录，只有将作品——编年诗与诗人的经历一一年谱结合起来，透过其历史属性，才能充分理解它。“善哉孟子之言诗也，日：说诗者大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某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术孟子亦言之日：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这说明根据年谱和编年诗集不仅可知道诗人的生平事迹和所处的时代状况、了解诗人的人格、阅历和思想感情，还可以考察诗人的文学风格随着岁月的变迁而变化的发展过程，达到知其人、论其世的目的，更好地理解“本意”。它表明宋人在诗歌作品中比前人更多地发现了其历史属性，在研究的方法与深度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前代，并且可以认定“诗史”说是其必然结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诗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逐步扩大。尽管宋人仍把“诗史”二字看作杜诗的代名词，但此称呼并不仅限于杜甫，凡是具有明显的历史属性的诗都可以称为“诗史”。比如，自居易的诗因为具有明显的历史属性而被称为“诗史”：“白乐天诗多纪岁时，每岁必记其气血之如何，与夫一时之事。后人能以其诗次第而考之，则乐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谓‘诗史’。这表明“诗史”不仅是历史事件（时事或时世）的记录，也是个人生平经历（出处）的记录。宋代编写大量史书，不仅是为了准确地把握历史，更是为了以史为鉴，以求经世致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很明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属性的深入认识及实践，意味着诗与史的结合，或者说诗、史的混同，意味着诗具有与史同样的借鉴作用。早在初唐，著名历史理论家刘知己提出了“则文之将史”的观点：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这段论述有三点值得重视：一、诗歌与历史一样“不虚美，不隐恶”，能如实反映社会现实，以察兴亡；二、他赞扬吉甫、奚斯、屈平、宋玉等人及其作品“不虚美，不隐恶”，不谄、不谤；三、大力张扬中国古代诗、史混同论，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价值，具有同样“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历史借鉴作用。宋人的“诗史”观与此何其相似!邵雍在《诗史吟》说：“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即“诗史善记事”，可以记录下真实而形象的历史画面，比历史书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真状态，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表明了宋人对于诗史作用的认识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这是“诗史”概念进一步扩大的第一个原因。不仅如此，宋人还把其他人反映社会现实、爱国忧民，甚至具有讽喻意味的诗歌也称之为“诗史”。如自居易、聂夷中等人的诗因此被称为“诗史”：
聂夷中，河南人，有诗日：“二月卖新丝，五月染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孙光宪谓有三百篇之旨，此亦谓“诗史” “三百篇之旨”指《毛诗序》所云“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强调其讽时谕世的政治教化作用。自居易更是变本加厉，批评杜甫具有“风雅比兴”之旨的诗歌“亦不过三四十”，倡导诗歌直接干预政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缺，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达到“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的目的。这种“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历史借鉴作用，不仅在于直陈时事以诗记史，还要如白居易那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如史一样明得失，“救济人病，裨补时缺”。这是“诗史”概念进一步扩大的第二个原因。
但是，作为一种直接干预政治的工具，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必然受到政治的反拨。白居易的讽谕诗当时就被“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苏轼因为写诗讥讽王安石新政，在“乌台诗案”中差点丢掉性命，意味着以文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党争中碰了壁。韩评价云：“长公（苏轼）亲见庆历人才之盛，备知安石变法之弊，进身元{右更化，卒罗绍圣觉祸。凡所感激，尽吐于诗，其诗视少陵为多，其荣悴升沉亦与少陵仅以奔行在者异。少陵事状颇略，而长公政绩独详，唐之杂纂不载少陵，而两宋纪录非长公不道。”随着党争的日益激烈，新旧两党的争斗已从政见的不同扩展到文学领域，文字成了两党人内部倾轧的借口和重要工具。诗人经世致用的政治热情逐渐减退，对现实逐渐漠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也随之弱化。宋人又从杜甫的诗歌中体悟出了“忠君忧民之心”，这既与其忠君报国的理念相符，是政治属性在文学阐释上的具体体现，也标志着“诗史”概念的转型与内涵的缩小。苏轼认为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观点在北宋最具代表性，绵延数百年，影响深远。南宋黄彻《巩溪诗话》最具代表性：
世人喜子关造次不忘君，尝观其祖审言《除夜》云：“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则教忠之家风旧矣。
老杜所以为人称慕者，不独文章为工，盖其语默所生，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
今观杜集忧战伐，呼苍生，悯疮痍者，往往而是，岂直三四十而已哉，岂乐天未尝熟考之耶?”
在黄彻的眼中，杜诗中“忧战伐，呼苍生，悯疮痍”的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思想的诗句，深得风雅比兴之旨。所以，在宋人的“诗史”概念中，它不仅指杜诗善陈时事的纪实性，也包括杜甫的爱国忧民之情。“忠君忧民之心”也因此成了杜诗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面，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之中更为诗人所推崇，“他们对杜甫的体验仅与自己思想性格中‘终是爱君’的一面吻合，杜甫思想中那些与这种精神不相吻合的东西被忽略或有意舍弃了，杜甫的形象被高度理想化甚至神圣化了，‘诗圣’的形象便由此奠定了。”…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在经过靖康之难的洗礼后得到升华，超越了“诗史”的文学与历史意味，成为士大夫的道德准则。
经世致用思潮增强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强调文学的政教功利作用，并切合现实社会政治需要，使文学发挥了辅时及物的功用而获得发展的动力，但也逐渐产生了重道轻文的弊端和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现象，忽视了文学重情感与词采的特性，许多本来不属于文学的内容包容于“文”的概念里，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经学、史学和文学被同归于道之用，使文学观念又退回到魏晋六朝以前那种文学与经、史不分的泛文学阶段。这种观念潜藏着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否定因素。在党争中累受贬谪的黄庭坚逐渐认识到“诗者，人之情性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引简言之，直接干预政治的诗歌“讪谤侵凌”，是“失诗之旨”。只有克服其消极影响，文学思想才能按照自身特性进一步发展。江西派诗人洪炎对此进行了反省：“夫诗人赋咏于彼，兴托在此，阐绎优游而不迫切，其所感寓常微见端，使人三复玩味之，久而不厌，言不足而思有余，故可贵尚也”，指责杜甫、自居易的如《石壕吏》、《秦中吟》等讽时谕世的作品“几乎骂矣”，要求诗歌回到它先前的发展轨道。到了明代，杨慎等人认识到了宋人这种文学观念的消极影响及其弊端。作为前车之鉴，他们对宋人的“诗史”说进行了重新认识，对其流弊进行了批评，指出“诗非史”，强调诗歌的文学属性，以纠时代流弊。
综上所述，宋人“诗史”说主要从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阐释诗歌属性，使人们对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不仅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诗、史混同的观念也产生了重道轻文的弊端和以文为诗、以}义论为诗的现象，使文学重情感与词采的特性被忽视。明人从复归文学特性方面对其流弊予以纠正，清人则从考据学角度对历史属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