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往往都是博采众长而转益多师的。若从文学创作的学缘看，欧阳修应是十分丰富的，他不但主动师法众多唐代诗人的创作技巧、合理借鉴同时代诗人的诗歌优点，还大胆地吸收散文、辞赋等其他文体的成分，从而成就了其诗歌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艺术风格。
一、对唐诗的全面师法
欧阳修对唐诗的学习是很全面的。他先后师法过韩愈、韦应物、李白、孟郊、贾岛、李贺、郑谷等诗人。其诗集中以师法唐人为题的就有《弹琴效贾岛体》《太白戏圣俞》（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刑部看竹效孟郊体》《奕城遇风效韩孟联句体》《春寒效李长吉体》等诗歌。
他曾在《六一诗话》中论及唐末郑谷诗时说:“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宋人朱弃说:“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诗，世人咀嚼不入，唯欧公独爱玩之。元人刘埙也认为欧诗“有甚似韦苏州者”。
当然，在对唐代诸诗人学习中，欧阳修用力最深的是韩愈和李白二人，所以在对欧诗语言特点的认识上就有似韩说与似李说的分歧。近代学者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则比较细致地指出了欧诗的多重师门，多样特色。
钱基博认为欧诗有“清炼似梅尧臣而原出郊岛之寒瘦”者;有“俊逸似苏舜钦，而原出李杜之豪放”者;有“为李白之振奇，而同韩愈之椒诡”者;有“同白居易之乐易旷真”者。“以其才大而功深，无所不学，无所不似。大抵以中晚唐之清炼，祛盛唐之浮廓;而以盛唐中唐之豪荡，舒晚唐之危仄。”
钱钟书也说:“欧公古诗不尽学昌黎，亦显仿太白;五律往往似梅宛陵;夷陵咏风物排律又逼香山。
（一）关于学韩
欧阳修诗歌学习韩愈己成公论，此不赘述。要强调的是欧阳修学韩的重点是学习韩诗“无施不可”的笔力。其在诗歌创作中尝试的各种技巧诸如化韵为散、化齐为杂、律古互渗等语言形式技巧和叙议结合、情理共融、曲折委备的行文方式等均是为了达到其“叙人情、状物态”的“无施不可”和“变态百出”的表达效果所作的尝试。
对于笔力的强调，《欧阳修全集》凡三处:一是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评梅尧臣诗时说:“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二是他晚年在《六一诗话》中评价韩愈诗歌时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三是在《六一诗话》中评价杨亿等西昆体诗人时说:“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其中的“无施不可”当有两方面意思:一是指诗歌题材广泛，什么内容皆可入诗;二是指诗歌的语言表现功能强，什么内容都能充分表达。“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则是指韩愈等人诗歌长于记叙、精于说理的特色，是对“无施不可”笔力的具体描述。可见，欧阳修一生中选择韩愈诗歌作为师法对象，最重要的是因为韩愈诗歌表现出了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即所谓笔力。诗人对这种“无施不可”笔力的不懈追求，从而导引其诗歌往往注重叙事性和说理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已经同唐诗所追求的含蓄审美趣味有所差别了。正如朱熹所说:“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杨亿与欧阳修诗风的差异，其实质是唐诗审美观念与宋诗审美观念的差异。从这个意义说，欧阳修诗歌的“说出来”。表明诗人对诗歌记叙、议论功能的追求中已经透露出几分思致之美。这也是欧阳修诗歌风格虽然呈现出平易疏畅却仍不乏“气格”的深层原因。
（二）关于学李
欧阳修对李白的诗是很喜欢的。张戒《岁寒堂诗话》指出:“欧阳公学退之，又学李太白。他对李白诗歌豪迈奔放的风格总是誉于言表。如其《太白戏圣俞》写道: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蔽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己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婆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莹飞露湿吟秋草。
《笔说·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云:
落日欲没崛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述。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提。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所到也。
诚如胡仔所说:“嘉裕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欧阳修对于李白的喜爱乃在于其平易洒脱的风格，他努力对这种风格加以吸收并融化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他的五七言古诗在表现题材与章法结构上继承了韩诗的某些特点，但就风格而言却没有韩诗的奇险。如庆历元年的《忆山示圣俞》就是一篇结构跌宕，行文曲折迂回，而语言疏畅的长诗。这似乎可以看做是诗人以李白诗歌的平易风格对韩诗的矫正，而这显然也与他对李白诗歌的喜爱、学习、继承有关。最为诗人称道的是其《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博采众长而自成一体的创作方法。该诗在构思立意上学习韩愈，诗写庐山高耸于长江之滨，以飞动的气势描写庐山千岩万壑、晨钟暮鼓之趣，从而表现对同年刘中允归隐其间的羡慕之情。在结构上全诗以散文章法为主，生新拗折。在韵律上该诗追步韩愈《病中赠张十八》，使用江韵。江韵属险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而在语言上又直接取法李白《庐山谣》《蜀道难》，句式参差，语言疏畅，气韵流走，有一气呵成之感。诚如钱钟书《宋诗选注》所云:“他（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对韩、李均有所继承，对韩愈的继承表现在题材和诗歌的章法结构上，对李白的继承则更多地表现在诗歌语言风格上。可以说，他融化二人风格于一体而自出胸臆，形成了其诗歌既曲折多姿又情深韵远的平易疏畅诗风。如宋人胡仔《苔溪渔隐丛话后集》所称赏的那样，欧阳修文学创作是“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的。
二、对宋诗的合理吸收
欧阳修对其所生活的宋代诗坛也多有师法和借鉴。比较突出的有王禹偁、杨亿、钱维演、谢绛、梅尧臣等人。
欧阳修非常仰慕王禹偶的为人，在贬官滁州时瞻仰王禹偁的画像，并作《书王元之画像侧》云:
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
因为王禹偁也曾经被贬到滁州做地方官，诗歌颇联化用王禹偁《滁州谢上表》“诸县丰登，若无公事。一家饱暖，共荷君恩”之语。诗的首句说自己踏着“前贤”足迹，到滁州来任职，表达了对王禹偁敬佩之情和效法之意。可以说，王禹偁对欧阳修的影响是很深的，欧阳修早期的政治态度、人生追求、文道观念、创作风格均有受王禹偁影响的痕迹。
王禹偁曾写过一篇《朋党论》说:
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谈。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君天下者能践斯言而行之，则朋党辨矣，又何难于破贼哉?
欧阳修著名的《朋党论》是否受到王禹偁此文启发呢?我们将二文作些对比。欧文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罐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王文将历史上各种朋党分成“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两类，然后从君子与小人的人格特征与人君心理特征分析了“君子常不胜小人”的事实，最后希望人君能以《尚书》之言明辨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欧文重点在于阐明“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观点。二文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从两文的对比中可见，欧阳修关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分显然受到王文启发。
关于文道关系，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不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姑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
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说:“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物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
二文都强调文章是用以明道的工具性质，“以使道能传之后人，取信于后世”才是目的。因此，所明之道要容易理解，那么文章的语言则要明了易懂。王文的基本思想在于强调文的“传道明心”目的，而且古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要求“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欧文提出“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主张当与王文“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主张有内在联系。
王禹偁诗歌创作虽然是从学习白居易开始的，但是他并未囿于元和一体，而是学习白居易乐府诗精神，写了一些现实性很强的讽谕诗。如《感流亡》《对雪》《射弩》等诗皆是“多涉规讽”“未尝空言”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逐渐由学白向学杜转变，寻求诗歌的新境界，他自己曾作诗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欧阳修以现实生活题材进行诗歌创作的努力，实在是对王禹偶诗歌现实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吴之振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筋矣。”实为的论。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充西京留守推官。当时，在洛阳聚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文人，经常在闲暇之时出游观景，诗酒高会，互相唱和，切磋诗艺。
王辟之《绳水燕谈录》云:
公（欧阳修）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字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靡，率尝赋诗饮酒，闲以谈戏，相得尤乐。
欧阳修《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也说:
文嘻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
洛阳最高官员钱惟演对这些天下文士十分优待，并时时参与其酒宴诗会。这是欧阳修诗文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多方学习他人的重要时期，所以，他一方面受杨亿、钱惟演等西昆体诗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诗友谢降、梅尧臣诗歌的影响。
欧阳修晚年在其《归田录》中称杨亿为“真一代之文豪，”并在《六一诗话》中对杨刘西昆体予以客观评价: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欧阳修对杨亿诸公的佳句大加赞赏，且将之与九僧相比，认为他们并不像九僧那样“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
刘克庄《后村诗话》载:
（蔡）君漠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世谓公尤恶杨、刘之作，而其言如此，岂公特恶其碑板奏疏碟裂故为偶俪者，而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软!
翁方纲说西昆体:
宋元宪、景文、王君玉并游晏元献之门，其诗格皆不免杨、刘之遗。……此在东都，虽非极盛之选，然实亦为欧苏基地。
明人张艇在《西昆酬唱集序》中也说:
杨、刘诸公唱和《西昆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
由此不难看出，欧阳修对西昆体诗风有合理吸收的一面。
谢绛是当时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天圣明道年间曾任河南府通判。他“以文学知名一时”，曾被杨亿誉为“文中虎”，据说他“学博而辞多，用事至千余言不尽”，诗风与后期西昆体诗人很接近。
他是欧梅在西京幕府里最重要的诗友之一，对欧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试笔·谢希深论诗》日:
往在洛时，尝见谢希深诵“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又见晏垂相常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希深日:“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
《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论诗之言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
这与上引欧阳修《试笔》中谢绛之论如出一辙。可见，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观点与谢绛“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欧阳修洛阳之作《题张应之县斋》却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这决非巧合，当是谢降、梅尧臣还有欧阳修等人在诗歌唱和、诗艺切磋中所得出的共同体会。
至于欧阳修早期对梅尧臣诗歌的学习借鉴，则经常在其诗文中给予说明。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亦云:“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云:“暖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
三、对其他文体的借鉴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合理借鉴古文、辞赋的章法和语言，尤其是他自己成功的散文语言和结构特点，对其诗歌风格的形成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欧阳修从洛阳时期便开始潜心学习、研究韩愈的古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说:“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记载了一则轶闻:
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篙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篙倚长松”也。
欧阳修散文创作主要学习韩愈散文的章法结构。在语言上，他强调文以传道，而道非抽象的说理，乃是治国修身之法。他说:“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所以，散文语言只要容易阐明道理就可以了。他抛弃了韩文言必己出的求奇求怪的一面，而继承了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故而形成了自己散文曲折往复、语言畅达的风格。如苏询《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所言:“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欧阳修的散文风格迎合了宋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学发展的要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范仲淹于庆历八年《尹师鲁河南集序》所说:“懿、嘻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开）起而摩之，髦俊率从焉。……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修）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逮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可见，在庆历年间，欧阳修就已经获得很高的文名。随着欧阳修散文创作的成功和文坛地位的建立，在其诗歌创作中也有意无意地引入其散文中的行文方式、章法结构和语言特点，从而形成其诗歌平易疏畅的风格。
人们在讨论欧阳修“以文为诗”的时候，往往从师法韩愈的角度入手，殊不知，欧阳修自己的散文风格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也很明显，甚至更为直接。其散文“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的特点与其诗歌“平易疏畅”的风格显然有相通之处，这是欧阳修一贯的行文特点和语言风格在不同文体中的体现。可以说，欧阳修的散文成就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其诗歌。倒是吴之振先生看到了欧阳修散文与诗歌之间的渊源关系，他说:“其（欧阳修）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昌黎时出排鼻之句，文忠一归之于敷愉，略与其文相似也。”
当然，其诗歌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是有所侧重的。这种侧重在文体上得到较明显的体现。对此，元人方回有具体评说:“读欧公诗，当以三法观。五言律初学晚唐，与梅圣俞相出入，其后乃自为散诞。七言律力变‘昆体’，不肯一毫涉组织，自成一家，高于刘白多矣。如五、七言古体则多近昌黎、太白;或有全类昌黎者，其人亦宋之昌黎也。”方回的评价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看到了欧阳修诗歌学习前人是分文体的，欧阳修分别从不同的前人那里学习不同文体的诗歌创作技巧。这也导致了他的诗歌在不同的文体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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