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一同诗歌风格

鲁一同的诗歌理论主要是“外阂中实”之说，“外阂中实”是鲁一同对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的总要求。周韶音在《通甫诗存跋》中说，“先生之言日，‘凡文章之道，贵外阂中实。中实由于积理，理充而纬以实事，则光彩日新。文无实事，斯为徒作，穷工极丽，犹虚车也。”（《跋》）“理充”的前提是要“纬以实事”。“实事”，也就是社会现实内容，是鲁一同对诗歌内容方面的基本要求。对此，鲁一同多次强调:“文章无它，征理于实，从实人微，从微得彰，因彰得畅，制畅以约，调约以和，六者无庚，文乃大昌”，“夫文之有实，譬射之有的”，“文章务切事情”，“君诗不患不高，不患不深，但当纬以实事”。（《孔青函诗序》）鲁一同的“中实”不仅只是指社会现实内容中的事件而言，还包括作者的真性情。鲁一同非常重视作者的情感的重要地位。他的朋友孔继熔曾请他作文为一巨公寿，鲁一同拒绝他说:“夫文，情之精者也，今之作者先苦无情，假手之文，尤隔秦越。以无情之文应无情之事，不亦可乎?"（《致孔青函》）作文应有真情感，以情驭事，方为正途。他不满别人堆砌为文的作法，曾说:“闻足下为文章杂取子史，追琢为词，储而待谴。大才盛气，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须从心出。夫假物于人，虽十年不还，其主亦不索，要之吾心，岂不摇摇如传舍哉。（《与左逸民书》）鲁一同反对以诗为蛰为刺的应酬之作，他在《通甫诗存自序》中申明:“又重夫世之吠名鹜进，以诗为蛰为刺，利禄之途，纷如也。窃重自闭锢，不欲苟焉自见于天下。且古之修辞立诚。岂徒然也哉。（《序言》）“文章之道，期于达性明事”。这便是鲁一同“中实”的完整内容。由充实的社会内容才可产生丰富真挚的思想感情，也就是做到了“理充而纬以实事”。“外阂”也就是文章的风格特征要表现为雄健刚直之气。毛岳生谓，“七百年来文患于柔，惟此能得刚之美。"李慈铭也认为“（通甫）诗气象雄阔，浩荡之势，独来独往，固为偏师之雄矣”。

鲁一同论诗重“外阂中实”之说，以期扫荡乾嘉诗坛萎靡疲弱的诗风。在诗歌创作中，附着于不同的题材内容，其寄托与审美旨趣使其诗歌风貌表现出或侧重于雄健或侧重于沉郁的风格特点。概括而言，其抒情言志之作多表现为雄健的风格;其表现国难民虞之作，处处透露出沉郁的气息。而两种风格又以鸦片战争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雄健，后期为沉郁。

一、鲁一同的雄健诗风

（一）师法李白与雄健诗风的形成

对于鲁一同诗歌的风格特征，前人多有论述。李慈铭以“气象雄阔”概其貌;钱仲联先生以“如宝剑光腾，雄健独生”喻其势;《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括之为:“通甫诗与文，具以雄称。”雄健的诗风既符合鲁一同的诗歌理想又符合他的创作实际，这种风格特征多表现在其抒情言志的诗作上。

一同少负不羁之才，但因场屋之困，时作悲声。1838年，鲁一同再次会试不第，“秋风秋雨愁煞人”，面对着这霏霏淫雨，诗人的悲愤如决堤的洪水，一任其宣泄，写下了《秋雨杂诗八首》:

秋霖无定端，飒杳凌晨来。戎戎帷幕暗，萧萧梁栋哀。凄禽共别叶，千里纷烟埃。颇似风波民，接馆栖寒灰。蜒灿昼欺人，蚊纳哄成雷。身上寒女衣，淋漓生青苔。夜深大蛇出，坑蜒当中阶。畏此不敢行，拔剑心排徊。忧端知黄河，横决随颠崖。河流尚可塞，重阴无由开。（其一）

洪湖阻我西，巨海阻我东。乱流趋我南，大河北来同。万派一源困，灌输始有终。知何九土士，散落纷惊鸿。向者升天行，叱咤双飞龙。卿云九光姿，炳纶三垣宫。密雨不须臾，化为茫茫风。安期头已白，玉女颜非红。或传元圃窟，下与东流通。赤奴期不来，青鸟尔何功。临流伫天末，只影愁苍官。（其四）

这两首诗沉雄悲壮，似从李白《行路难》脱胎而来。

其实，鲁一同对李白的一瓣心香，在其悼念李白的《青山李翰林新墓碑歌》中已表露出来。

东方仙人去不还，长庚老子留人间。

丹书剑篆不去手，骑龙跨虎游名山。

九十六君太平世，西来偶坐飞龙骑。

昭阳宫里一辈眉，倏忽青天坠平地。

东过商洛游梁园，燕姬赵女知寒烟。

吴山桃李不称意，西来高卧匡庐天。

庐江军声夜半起，淮南诸侯做天子。

赤金不受五百斤，白首西行九千里。

大江茫茫洞庭秋，三年归卧青山头。

玉棺一降金斗诸，明月空悬支鹤楼。

鹤楼牛诸浮云改，青山万里几人在。
姑澳流水娥眉云，依旧随波到东海。

君不见当时身穿宫锦袍，知今腐化生青篇。

不见御赐天厨羹，知今麦饭知谁陈。

颇黎明月难长久，遗珠去作民间妇。

空持死后千秋名，不换生前一杯酒。

依稀记得摘仙人，兴圣皇帝九代孙。

遥将千点琼瑰泪.洒向苍格万里云。
诗中堪夸李白神采品性，又极哀其不遇于当世，空有宏伟抱负，“遥将千点琼瑰泪，洒向苍梧万里云”，鲁一同的遥祭表达了他的景慕和同情。

鲁一同对李白雄健诗风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诗中雄奇意象的选择。李白诗歌多采用非凡雄奇的意象，如“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咆哮万里触龙门”的黄河，“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等。鲁一同诗也多这种极具夸张色彩的意象。其多用“高、大、壮、突、忽”等字眼来形容，使诗境有一种气奔势逸的雄健特点。他写友人别去为:“骑马大泽中，一月去不还”;写友人的吟咏为:“歌呼振林壑，蛟龙惊徊漩，’;写荒凉之境为:“落日见孤华，惊风吹大荒”;写山势之高为:“穿云裂日九千初，举头问天天欲应”;他俯视神州之景为:“九点烟迷三岛月，十洲风转六鳌身”;他描写焦山为:“兹山气鸿蒙，松柏参虬苍。深根穴地极，幽阻窥天光。”
鲁一同还具体学习了李白诗中丰富的联想和瑰奇意象的组合。

鲁一同有《太华篇》诗，在诗序中写及:“友人新自合阳归，道出华阴，具言三峰之胜，为赋此篇。”可知作者写此诗非对景吟咏，而是凭情虚构，一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之构思及风格。

黄河五月声喧迪，闻君西从天上来。

终南太白不挂眼，华岳三峰何雄栽。

穿云裂日九千切，举头问天天欲应。

芙蓉峰接芙蓉城，玉女明星照明镜。

太乙莲花十丈开，苍龙极望迷云台。

云台下瞰气深黑，洞穿河底忽东出。

鱼龙翻倒人上行，耳畔不断嘈嘈声。

朝阳峰前望朝日，桃都山上天鸡鸣。

仙人长爪五百尺，横空擎破青冥冥。

函谷关前气犹紫，龙兴虎视如流水。

秦皇汉武可怜人，东望蓬莱心欲死。

五岳寻真约向平，原从此地说无生。

携来小谢惊人句，白帝宫前呼白云。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和鲁诗均以虚构游历为构架。诗中以夸张、对比、比喻手法，把民间传说、文人逸事、古代神话引人诗中，构成一个迷离恍惚，惊心动魄而又舒展自如的神仙境界，充分体现了雄健的风格特征。

（二）奇气与雄健诗风的形成
“各师其心，其异如面。’响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性格特征，是形成作品风格的内在因素。鲁一同诗风一如李白之雄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鲁一同性格中有一种奇气，一如李白。

李白的奇气表现在他的恃才和傲世。李白对自己的才能是极度自信的，“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网失意时，他自慰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得意时他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纵事有不谐，也决不变节从俗。任华《杂言寄李白》说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受宠之时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受谗去京，愤然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两种情性充盈在诗歌中，就表现出或飘逸或愤慨的气势，宏放的格调，呈现出雄健的风格特征。

鲁一同也有一种奇气。姚燮称之为:“通甫山阳杰，奇气小八荒”，“奇气不可萦，鹏传大海云。”鲁一同的奇气同样表现为高度的自信和毫不干己求人的傲世风范。具体表现在诗文中就是对不凡志节的描述和对豪放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富贵的淡泊和对信仰的执着……与李白相比，因生逢乱世.更有一种悲郁在其中。

鲁一同在20岁所作的诗中就描绘其理想为:“脾晚天下士，放浪白云篇。意将干万乘，致主轩羲前。行复随赤松，跨虎游名山……”（《送王慈雨人都》）在《李元忠歌》中所塑造的李元忠形象更是洒脱异常，“丈夫要在能活国，十五万石随东风，归来一笑酒杯空。不爱将军仆射与仪同，何况刺史太常与侍中。葛巾蒲被大树下，满庭花药秋蒙蒙……”李元忠、诸葛亮、李白等外儒内道，求功名而不慕富贵，怀大志而不干人、不屈己，来去自由，功成身退的理想人格是鲁一同的倾情所在。“马生起徒步，雅志轻王侯。抗论万乘间，许身伊与周……长啸梁甫吟，流盼观神州。士也不逢时，浩歌天为愁……”（《仕平作》）作者吟咏的是马生，更是自己的一腔志气和愤慈。

“我病在诉弛”（《送戴五归桐城》）这是鲁一同的悲剧所在，也是他的魅力所在。总之，鲁一同诗文中所表现出的独立特行的人格特征是其诗文雄健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一鹤摩云飞，毛丰骨奇峭”，潘德舆如是形容鲁一同为人为诗。“淋漓醉墨写梅花”，鲁一同喜于画梅的兴趣或是一种寄托。

二、鲁一同的沉郁诗风

（一）诗宗少陵与沉郁诗风的形成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鲁一同诗文“俱以雄称”的总体风格外，又格外提出其“诗宗少陵而得其朴实”。叶名伴称其诗为:“横出锐人，惊心动魄，笃守少陵家法而神明于规矩之外”。孙鼎臣亦称其为:“要吵密栗，朴实浑坚。注意设词，闯人杜陵之奥”。（《跋》）李白之外，杜甫是鲁一同的主要师法对象，正是对杜甫诗歌从精神到体制的学习，鲁一同诗歌才得以继承杜甫“沉郁”的独特风格。

对于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的详细解析，历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识，即其诗的“沉郁”包括对现实的反映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以及诗歌所表现出的忧郁色彩。杜甫是位有政治抱负的“窃比诬与契”的诗人。正是这种政治抱负才使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从而密切关注现实和深刻批判黑暗。这使他的视野能更深人的触及社会的本质问题。他诗歌里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也超过了多数作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沉郁”的艺术风格。
鲁一同对杜诗的学习，首先是继承了杜甫的忧生念乱、爱国爱民的济世情怀。同“窃比诬与契”的杜甫一样，鲁一同也少怀“许身伊与周”的大志。这种志向是他仕进不已、优国忧民的原动力。大凡国难民虞，鲁一同均目击诗存。他从“四海晏平”之时优起，一直到“海国事起”，一直到生命垂危。他忧“一旦有缓急，相顾莫敢一当其冲”的治世世人的萎靡;他忧“忍令清路尘，化为浊水泥”的志士不见用;他忧“此志竟萧条，徒步归田园”的怀才不遇;他忧“今年秋水半天下，荆襄饶豫缠蛟龙。江淮南北犹横绝，万屋风卷随秋蓬”的天灾;他忧“县官驱人如驱蝇”的人祸;他忧“团山关外见族旗，铁餐城头戍鼓悲”的国难;他忧“清酒黄龙约屡伪”的兵败;他忧“金增误国古今同”的卖国……可以说，诗人的情感是紧紧把握着晚清时代的脉搏起伏的。

时代的没落，个人际遇的不幸，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怀才不遇的压抑，使鲁一同诗中有一种浓重的沉郁之气。其进亦忧，退亦忧，正是这处处忧愤，时时零涕，才造成诗中沉郁风格的底色。

具体到不同的诗体，鲁一同努力从杜诗中学其精要。其一是乐府诗对杜甫的学习。

杜甫论诗，是非常注重诗的社会效用的。为了更好的干预现实，杜甫革新了乐府诗的写作手法。杜甫以前，乐府诗大都是沿袭旧题，而杜甫始以新题新意进行创作。这种革新精神，冲破了旧题的束缚，把乐府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精神被白居易等所继承，发动了“新乐府运动”。鲁一同乐府诗的创作，无论就诗歌的人民性还是现实主义精神方面，或是“即事名篇”的选题方面，都和杜诗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1831年，安东大灾，鲁一同即事名篇，写下了《卖耕牛》、《拾遗骸》等乐府诗，1833年合命名为《荒年谣》。在诗序中作者说，“饥沙清叠，疮痰日甚。闻见之际，憨焉伤怀。爱次其事，命为《荒年谣》。事皆征实，言通理俗，敢云言之无罪，然所陈者十之二三而已。”直接继承了杜诗中直陈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

其次是律诗的学习。

杜甫律诗多把家国之感寄寓在诗篇中，现实意义非常强烈。他以诗评定时事，寓意深远，议论横生，坚苍老重，沉郁悲凉。这是杜甫律诗的优良传统。

鲁一同反映鸦片战争的律诗，一如杜甫的坚苍老重，深得杜诗神髓。钱仲联先生评其《烽戍四十韵》五言排律时说:“沉雄开阖，神似杜公。?杜甫为把家国重大事件，古今著名人物和自己的深沉感慨，表现在那极为谨严的律诗形式中，常常是一咏再咏，联篇迭唱，如七律（（诸将》五首。鲁一同借鉴了杜甫的这种写法，写下了《重有感》八首学杜甫《诸将》。

张公苦意绝天骄，忽报呼韩款圣朝。

便遣频阳老王翁，岂宜绝域弃班超。

砧著事业心迂折，射虎河山气寂寥。

珍重玉关千万里，西风大树日萧萧。（其二）
该诗神理气脉与表现手法与杜甫《诸将》其二极为相似。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旅。

岂谓尽烦回纶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扰闻晋水清。

独使至草忧社视，诸君何以答生平?

两诗均以律体议论时政，指责朝廷，用意正大，诗法精微，充盈着悲愤之气。同时，诗中多用虚词。如鲁一同诗中“忽”、“便”、“岂宜”数虚词斡旋于沉重厚实的典故时事中间，疏间以密，虚缀于实，于厚重中见流动。姚燮所称“千锤极坚老，一转掉空灵”正在此。钱仲联先生评定鲁一同《重有感》组诗时说:“老杜《诸将》，后人学诸多落空腔，如此坚苍，得未曾有。

再次是古风的学杜。

杜甫曾写《八哀》诗，评述八位历史人物。关于杜甫的《八哀》组诗，历代评家多有藏否。中国诗歌多重抒情，以诗篇叙述人物，《诗经》和汉乐府以来，虽也有些许诗篇，但毕竟只是单脉相传，佳作罕有。到了杜甫的时代，这种写法更为少有。杜甫的《八哀诗》就是杜甫在用古风写人物方面作出的突破。杜甫写《八哀》诗的目的正如他在诗序中所说:“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八公前后存段，遂不诊次焉。”鲁一同有《三公篇》五古组诗学杜《八哀》诗。以诗纪鸦片战争中英勇抗敌的三位重臣: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太子太师王鼎;浙江巡抚刘韵坷。在诗序中鲁一同亦言:“裕公致命死，王公忧死，东南岌岌，刘公着柱而已，又抱病几死。怀贤忧国，情见乎词。”从结构谋篇到风神韵致，一如杜公，沉郁悲凉。

（二）诗史传统与沉郁诗风的形成

“史诗”之说，首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史诗’。”至宋代“史诗”之说开始流行。“史诗”成为了杜甫、杜诗的代称。但历代对“史诗”一词的理解不同，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纪实论”。《新唐书》本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史诗”。王得臣《圭史》称:“世称子美为‘史诗’，善实录也。”二为“知世说”。北宋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称:“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史诗’。”南宋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亦云:“（杜甫）号史诗者，以其不特模写物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三为“感时论”。清王士棋《师友诗传录》云:“独是杜工部之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史诗’之称。”

从“纪实论”到“知世论”再到“感时论”，是一个对杜诗审美特征与价值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也表明了杜甫“史诗”中所包含着三种不同层面的艺术特征。

“史诗”这一称谓自与杜甫联系起来以后，就成为了一笔丰厚的民族精神财富。它不只属于杜甫，而是属于历代在民族面临万劫不复的前途，激起一腔热血，拿起诗笔录下民族的痛苦和悲枪，表现出民族的信念和希望的一批具有爱国感情的诗人。他们自觉继承了杜甫“穷年忧黎元”，“危时思报主”，“恋闽丹心破”，“济时肯杀身”的精神，采用感时抚事或者直陈其事的手法进行创作，形成了文学史上代代相传的“诗史”传统。唐以后，被称为“诗史”的诗人层出不穷。尤以宋亡，明亡，清末之时，“诗史”之作出现最频。这些“诗史”们用诗心捕捉着时代的重大题材，用诗笔真实描绘着历史转折之际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一代士人深沉的忧患意识。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杜甫的有某种相似之处，杜诗中描绘的情景抒发的感慨，他们如同身受，故创作心情和作品风格特征也与杜甫比较契合。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沉郁”的风格特征来。

处于乾坤之变之际的鲁一同，面对着国难当头，忧患丛生的现实，自觉地继承了“诗史”传统，或“直陈其事”，目击诗存;或曲笔言情，暗讽婉刺。用自己的笔来参加到济世救民，抗敌驱辱的斗争中来。“相如谏草分明在，莫与邹枚一例看”，鲁一同具有明确的以诗干预现实的目的。为此，他时时强调“即事而后作，无事不作”，“纬以实事”，“文章务切事情”……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朝政得失，天灾人祸，这些忧患主题无不被纳人诗中，造成“多涉时事，传之将来，足当诗史”的特征。

鲁一同首先用史诗传统中的纪实笔法记录了这段历史。《读史杂感》五首，《重有感》八首，反映了1840年至1841年间广东战事和当时朝政。王蓬常《国耻诗话》称其为:“比附史事亦皆确当，无愧诗史”。在记述史实之时，鲁一同又能作到义法严明，减否评定。如《三公篇》在叙及王鼎效史鱼尸谏后，一同鄙王公子孙不能成父志，而屈从于投降派穆彰阿，写道:“天尊听斯卑，公死无儿孙。”深贬皇帝和王公子孙。王蓬常《国耻诗话》评之为:“持论严正，皆诗史也。在记叙评定的同时，作者深厚的感情也充盈其间。在《重有感》中，作者哀叹林则徐的贬滴，“征南部曲凄凉在，忍听临江节士歌”；作者愤然投降派的卖国行为为“弓矢临边恩数异，金增误国古今同。如何更卖卢龙塞，从此东南锁匙空”。

悲痛的史实，悲愤的心情，悲壮的意境，鲁一同鸦片战争诗歌诚如钱仲联先生所评“尤苍凉悲壮，足当诗史”。这也是鲁一同以鸦片战争诗歌为代表的诗史之作的总的艺术风貌，也是对杜甫诗史传统的继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