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磋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箕。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逮止之，湿衣泪傍傍。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韩愈《听颖师弹琴》
别浦云归桂花堵，蜀国弦中双凤语。
芙蓉叶落秋鸯离，越王夜起游天姥。
暗佩清臣敲水玉，渡海娥眉牵白鹿。
谁看挟剑赴长桥，谁看浸发题春竹?
竺僧前立当吾门，梵宫真相眉棱尊。
古琴大软长八尺，峰阳老树非桐孙。
凉馆闻弦惊病容，药囊暂别龙须席。
请歌直请卿相歌，奉礼官卑复何益?
一李贺《听颖师弹琴》
诗歌和音乐，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乐”堪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灵魂。古代音乐的主流意识“和”的精神，即演变为诗敏的温柔敦厚的“中庸’，传统。这种关系到了诗和乐都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唐朝，仍以其独特的表现浸润着每一颗善于体悟、长于抒发的诗人之心。中唐，韩愈和李贺这两位著名的诗人，一位是文坛的精神领袖，一位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作家，他们同以听颖师弹琴为题，作了两首著名的诗篇，这两首诗代表了韩孟诗派内部各有千秋的诗歌风格，它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诗歌的迁想妙得之理，同时也折射出了中唐诗风的方方面面。
唐代是一个佛教兴盛的朝代，诗和禅由于其内在理路的契合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奇妙联系，儒士习染佛学相当普遍。因而唐代诗人也多与佛教有缘，好结交高僧。这使得即使韩愈这样力主排佛，以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坛领袖，在抒发情怀的角度上，也并不排斥倡扬心性的禅理。他一生与僧徒交游甚广，甚至在诗歌中表露出对佛典寓意和佛徒人生态度的赞美。颖师就是这样一位与韩孟诗派有着诗乐之缘的僧徒。他是唐宪宗时期著名的乐僧，弹得一手好琴。在李贺诗中对他的体貌神态有较传神的描绘:称其为天竺僧人，长得一幅眉骨耸峻的“梵宫真相”，真如天竺古僧，梵天罗汉，他怀抱八尺长琴，这么大的琴，只有峰阳山上的老树才能做这种琴材，桐孙之枝已经嫌其细小了。这位对音乐有着非凡造诣的乐僧，能在这张琴上弹出非凡的天国之音，使听者无不为之折服感佩。
韩愈（768—824）、李贺（ 790一816）是同时代人。韩愈3岁而孤，家境贫寒。李贺出身于一个没落的皇家后裔的家庭，少年时才华出众，以远大自期。两人都充满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创新精神，有着饱经忧患的坎坷仕途，对“乐”也都有特殊的感情。韩愈终于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和韩孟诗派的核心，而李贺却英年早逝，人未尽才，只活了26个春秋。大体上说，两人诗风较接近，但韩愈早年就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哲学观念和文学思想，在创作上不仅仅表现为纵横才情，还有稳健老成的一面，诗风较现实。李贺则主要表现为纵横诗才的浪漫情调。在韩孟诗派追求险怪重神尚骨的主导风格之下，韩愈和李贺还有其各不相同的风格趣向，显示出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多样性。下面就以两首同题诗为例来略作比较:
一、诗体选择
古风诗体的回眸青睐，是中唐诗人在盛唐律诗成熟之后，创作上对诗体选择的一次反拨。韩、李同样好作古体诗，韩诗有着鲜明的散文化倾向，他把散文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而李贺却更多地从屈宋骚体人手汲取营养。同样是写“听颖师弹琴”，在语言节奏上，韩诗五、七杂用，着意构成诗歌句式和篇章体格的散文化，显得迁徐悠悠，从容不迫;而李贺纯用七言，整齐划一，显得清刚挺拔，节奏快捷。
二、感情表露
在表现屡遭挫折的内心情志与不平则鸣的愤慈情绪方面，李诗较韩诗更直接，更外露。韩诗后8句写听后所感，诗人听后忽起忽坐，泪湿衣衫，深受感动，不忍再听，于是推手止之，祈求无以冰炭置肠。这里，既正面表现了琴声顿挫跌宕所产生的巨大感染力，显出诗人听琴后的强烈共鸣，又侧面映衬了琴师技艺的高超，全诗就在这映衬中收笔。而李诗却在病体霍然后联想到请人作歌赞美，应当直接请卿出面创作歌诗，方才能起轰动效应，我李贺只是一个地位卑微奉礼郎，虽然作诗歌颂，未必能为你颖师高超的琴艺添色。两句从表面看，似为李贺谦辞，实则内含不平，大有愤世之慨。
三、意想的创造
在追求奇险怪异的共同创作倾向中，韩愈力主“惟陈言之务去”、“寻摘奇字，洁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而李贺进一步把这种尚奇诗风推向主观夸张、幽深孤峭和冷僻奇艳。因而即使是写同一题材，两人在诗歌意想的创造和诗美的表现上意趣相差甚远。韩愈写听颖师弹琴，以常态物象构成听觉的通感转换，在他笔下，琴声婉转缠绵处有如儿女呢喃，诉说衷肠;激烈处如勇士出征，悲壮激烈;美妙处又如百鸟喧啾，内有孤凤，引吭而鸣声清越……诗人被感动得泪眼傍傍，不忍卒听。这种描写手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而在李贺诗歌中，喻象更多的是主观感情移情作用下离奇的变态，更重虚拟。这种非凡的天国之声可使病中的诗人闻琴起坐，病体霍然。为了赞美琴声的超凡脱俗，诗人以“别浦，’（天河）状其幽忽，“双凤”状其和鸣，“秋莺离”状其凄楚，“越王夜起游天姥”状其飘渺凌空，“清臣靛水玉”状其清肃，“渡海娥眉”状其姗姗欲仙。在运用了奇丽的神话意想之后，还用了周处斩蛟和张旭狂草这两个典故来状其琴声之猛烈纵横、可谓极尽能事。相比之下，韩诗尽管奇崛险怪却并不艳丽，而李诗却更多体现出主观色彩主导下的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
四、对后世影响
从韩李诗歌的个性来看，“以文为诗”和尚奇求险各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也各自决定了韩孟诗派今后发展的基本走向。正是韩愈的“以文为诗”打破了诗歌史上“诗之为诗”的传统体格，故而招致了绝然不同的评价。其一以沈括为代表，以为“韩退之诗乃压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赌，然终不是诗”。其二以吕惠卿为代表，认为“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然而，这都局限在“诗”和“非诗”的框框之内，还不是宏观的公允之论，真正能站在诗史的角度评价韩愈“以文为诗”及诗歌长于议论、说理的长处和影响的是清人叶燮，他在《原诗》中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这基本说明了韩孟诗派，严格地说是韩愈诗的发展走向及其影响。他直接开启了宋诗的主流风格。这与“以文为诗自退之始，至东坡乃大放厥词”的认识是一致的。可见韩诗是“以文为诗”之正格，而李诗则可谓“以文为诗”之变格，他从屈宋楚骚而人的理路，对宋诗并无多大影响，却直接启发了稍后的李商隐从六朝骄文人手的新路。钱钟书先生在论李商隐诗时，创发新见，认为李商隐“以骄文为诗”，在继承杜甫、韩愈诗的句法、章法和结构的基础上，极取李贺诗的长处创为新体，成为晚唐诗的集大成者。这也就是李贺在诗史上应有的地位。
比较中，我们知道，韩孟诗派中的韩愈和李贺，虽属同一时期的同一流派，但由于他们的个性、师承、经历等等的不同，即使在创作同题诗时也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风格。笔者觉得，通过这样的比较，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无疑是有一定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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