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不仅在古文改革和创作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诗歌风格的探索方面也独树一帜，并因此成为中唐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韩愈一生实践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追求，他的诗歌风格的变化与他的人生经历是一致的，有着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对此，笔者试从韩愈的个性特征和成长历程解析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特征。
一、韩愈对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实践。
《全唐诗》编存韩愈诗歌10卷共300多首，这些诗歌大多具有孤僻、冷峭、艰涩的特征。韩愈同中唐其它杰出诗人一样，一生实践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追求，其诗歌有古朴近似汉魏的歌赋，如《青青7k．中蒲》：“青青7k．中蒲，下有一双鱼。君-4-上垅去，我在与谁居?青青水中蒲，长在7k．中居。寄语浮萍草，相随我不如。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妇人不下堂，行子在千里。”这是韩愈思念内人而设想内人怀念自己的诗，叙述儿女离别之情，抒发丈夫四海之志，也是韩愈生平唯一的情诗，显然是摹仿东汉文人诗。他还有一些作品受陶渊明的影响，语言清新自然，如《南溪始泛》叙事一往情深、淳朴真挚、耐人寻味，再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中的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杉i满皇都。”更是平易清新，天然去雕饰，而《秋怀诗》，则是奇警与清新兼而有之。另外，《陆诨山火》、《叉鱼》、《石鼓歌》等许多诗歌新颖奇突、色彩瑰丽。对此，唐末诗人兼诗论家司空图称之为“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韩愈有意识追求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其诗歌风的变化与其人生经历相一致，有着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综观韩愈的诗歌创作，其早期作品平正古者居多，而对雄奇险怪诗风的追求则是在被贬阳山之后才明显出现的，到了晚年，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创作风格又渐趋平缓。元和十年以后，他很少创雄肆有力的古诗而多写清新蕴藉的闲适诗，如《南始泛》、《早春》等。
二、韩愈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
尽管韩愈诗歌风格各异，但是人们在评价其诗时，都是归结为“奇伟”和“奇诡”，他与孟郊等人一构成中唐时期一个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奇险”诗派。韩孟诗派的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奇险怪的创新趋向，这也是韩愈诗歌风格多样化背景下的主导性审美追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讲：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去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再，此韩愈所也。”阐述了李白、杜甫、韩愈各自不同的审美理，韩愈鲜明地提出了诗歌崇尚奇险的主张。韩愈歌“奇崛险怪”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在语言、艺术思、主观思想感情等方面。
（一）通过追求险语奇句创造“横空硬语”的艺术境界
为了追求奇险的艺术效果，韩愈在语言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他好用奇字新语，正如袁枚所说：“昌黎好生造字句，正难其自我作古，吐词为经，他人学之便觉不妥耳。”韩愈在岳阳楼别窦司直》、荐士》、《送无本师归范阳》等名篇，遣词造句都诙诡奇崛，造成独特的效果。同时，他对同时代诗人作品的评价也体现了他诗歌语言尚奇的审美标准，如“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界”其实便是他对孟郊诗歌的评价。所谓“硬语”，即语言文字要奇诡怪异；“横空”即纵横空中；“力排界”即诗歌要笔力雄健，而要做到诗歌语言的奇险必须具体以下条件：第一，要通过大量的读书，积累丰富的书本知识，这是追求奇险语言的前提条件；第二，诗人要有创新精神，要狂放不羁，这是创作险怪诗的主观条件；第三，要花费心思雕饰语言，他称赞孟郊的“苦吟”与贾岛的“推敲”，认为精雕细刻、苦思冥想是写出险语怪词的必要条件。韩愈认为，只有勇敢大胆、充满自信才能创作出不同于世俗的险语奇句，因此在他的诗作中经常出现一些奇崛险怪的动词，如刮、斫、拗、崩、劈等。
（二）通过奇异的艺术构思和内容来追求奇崛的艺术效果
奇异的艺术构思对创造险怪的艺术境界有重要作用。赵翼称：“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实《石鼓歌》等杰作，何尝有一语奥涩，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笼万有。”他认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效果来自构思的磊落豪横。此外，诗中奇异的内容也有助于创造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例如在《陆浑山火》中描写燎原的大火：“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在《洞庭湖阻风》中描写掀天的巨浪：“雾雨晦争泻，波涛怒相投”；在《叉鱼》中描写的奇情奇景：“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中鳞怜锦碎，当日讶珠销”真可谓集天下之奇。
（三）通过强烈的忧惠意识铸就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
韩愈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构成其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的重要方面。忧世和忧己是韩愈在险怪诗中表现的主要感情和思想，其内涵是对人生遭遇和自我生命的感怀悲叹。忧世与忧己的心态影响到韩愈的审美情趣，他追求险怪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愉悦，建构了一个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
三、韩愈诗风探源
韩孟诗派作为一个特异现象出现在中唐有其特定的时代氛围，因为“好奇尚怪”在元和时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风气。审美时尚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带有倾向性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趋向在艺术领域的体现，自然折射着强烈的精神特征，沉淀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韩孟诗派崇尚瘦硬险怪的审美观念，从整个唐代文化史进程角度看，是随时代巨变而产生的社会心理、审美时尚的集中体现。作为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韩愈选择尚奇险，与他同时代的元缜、白居易尚平易，迥然不同，这说明除了时代原因以外，个人因素对诗歌风格的形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愈天生具有争奇斗胜、不安平庸的个性，这种个性促使他在继承前辈诗人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而创新意识是韩愈形成险怪诗派的重要原因。韩愈力图在李白、杜甫诸大家之后，发展诗的技巧，并给诗的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赵翼曾这样解释：“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因此，韩愈既继承了李白雄奇的浪漫主义风格，同时又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精神。
韩愈对奇情、奇景的天性爱好与一生的多次贬谪而遍览天下奇观的经历有关，而天下奇观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所以在他笔下常会出现嶙峋神秘的高山、荒寂无人的古刹等不平凡的景象。总之，韩愈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和勇于探索创新的艺术追求，促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险怪诗风。
高度自信的自我评价对韩愈独特诗风的形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高度自信是韩愈的主要心理特征，他在《进学解》中对自己的才、学、识、德诸方面都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然而，事实上韩愈“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在任官期间又因正义之举而屡遭贬谪，甚至危及性命，面对种种不公正遭遇，韩愈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韩愈没有把诗歌创作看成正经事，把诗歌看作“多情”之时所做的“余事”，这更能反映他真实的创作心态。因此，抒忧娱悲成为韩愈写诗的真正目的，既抒发自身遭遇的不公平，同时又娱乐自己，使诗歌成为自己苦闷时的精神寄托。
韩愈认为那些王公贵人骄横自得，是写不出什么优秀作品的，只有那些生活穷困、遭遇坎坷的下层文士，心中郁郁不平，才能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创作出抒忧娱悲的优秀作品，如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他们都是怀抱一腔忠诚而屡遭陷害，在悲愤中创作出经世之作。韩愈是一个崇拜英雄而且尊重人才的优秀人物，他为这些人的不平命运而愤懑，同时又联想到自身遭遇的坎坷，因此他得出结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是韩愈继承了屈原发愤抒情的优良传统，为千百年以来许多杰出人物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道出不平之言，同时又肯定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等人在诗歌取得的成就和人生价值，这也是韩愈高度自我评价上的间接表现。
一直没有退出仕途的韩愈在仕与隐的选择上也经历了矛盾痛苦的心理过程。以至于精神备受压抑。他曾经向往过归隐，然而韩愈是不可能退出官场的。在《秋怀》中他这样写道：“世累忽进虑，外忧遂侵诚。”天性的执著和“世累”、“外忧”使他不可能淡泊世事、逃避现实，而生活的窘迫也必须靠入仕维持家资。韩愈在《从仕》中感叹：“闲居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辛。”此时的韩愈便处于一种失意的人生与压抑的心态下。作为艺术家应该是生性孤独，好深思，爱正义，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一旦流落于萎靡与腐化的人群中间，周围尽是欺诈压迫、专制与不义，连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觉得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在备受奴役的缄默之下，他的伟大的心灵和悲痛定会在艺术上尽情倾诉。所以，韩愈要在诗歌上有所抗争，以表现自我价值，在创作中表现出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极力要“出俗”、“惊俗”。韩愈诗清新瘦硬，前所未有，而且重在表现一种清寒的意境，据统计，“寒”字在韩愈诗中出现了63次，其中的“苦寒”与其说是大自然的寒冷，倒不如说是诗人心灵世界中悲剧意识的反映。
综上所述，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形成了韩愈诗歌的创新意识，高度自信使他在仕途生涯受挫后便转向鸣不平的诗歌创作，而精神的备受压抑又促使其险怪诗派悲剧意识的产生，对其险怪诗风的创立起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奇险怪异的诗歌艺术也是其抒忧娱悲的重要方式。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