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他自己对这一点也当仁不让：“方今太平之世，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师友谈记》）。当然苏轼有他自负的资本，不惟在诗词文几方面他都是北宋乃至有宋一朝的翘楚，赵翼所谓“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云云，即是其谓；而且也可以说北宋的文学批评亦是在他手里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而集其大成。他曾说：“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诗话》），他自己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苏轼自己对杜诗的批评并不如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说上，但宋人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的几端，大抵亦发源于他；而他的批评杜诗“诗史”品格，其实亦大多是他的诗作自况，日为夫子自道未尝不可。分说如下：

一　老杜似司马迁

《东坡志林》卷十一有一条资料，与《东坡诗话·荔枝似江瑶柱》重：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日：“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日：“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日：“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这是宋人后来以迁史论说杜诗的嚆矢。以老杜比之司马迁，固然是出于辨正“诗中有子美，犹史中有子长”的目的，强调杜诗是集诗大成的极至典范，类于《史》之为史家的极则，可以范仪后世；但其中关于“诗”“史”的会通意识却也可以感觉得到。后来的诗话家每以杜少陵似司马说事，其实并不是如苏轼一样着眼在“诗”“史”的殊途同归的意义上，而是肢解了苏轼的这一创论，各以一隅之见一孔之得以求附和，或笔力，或史法，不一而足。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说：“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中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可为其诠释。“使人自得”之语，其实也就是王夫之后来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诗绎》）的意思。苏轼提出“杜甫似司马迁”固然是他作为读者而从杜诗中“自得”之处；苏轼以后之人发挥、附会这一论题却又是作为苏轼的读者而“自得”，如叶梦得、李朴、陈长方以杜诗“穷极笔力”而似太史公，而陆时雍径谓杜诗“记事”而人“子长笔”、刘埙《隐居通义》云“少陵诗似《史记》”，要皆如是；至释居简诗《大雅堂》谓：“少陵何人斯?日似司马迁”，则显然步苏轼后尘。

二　以史证诗

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孟子“知人论世”说其实隐然有了“以史证诗”的意识，李善注《文选》多征引史实则已赫然是此法之用；但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子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询问；而对诗本事的重视正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的本事里才能体现出来。苏轼既然有心于“咏史诗”的创作，而且又注重多学科的会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以及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之论，那么他在这里对子美诗本事的探究实际上正表明了他对于“诗”“史”会通与“诗史”批评的兴趣。所以他接着说：

《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蓐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蓐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0”《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仅仅因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苏轼的兴趣所在。当然，他“以史证诗”的努力，不仅仅出自其诗学批评的兴趣，更在于他的“以文为诗”的学术背景。因为“以文为诗”需要广阔的视界和深厚的知识基础，只有高人一等的学识和服光才能发他人不到之处。宋人之注重“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费衮《梁溪漫志》），虽然似有偷袭杜甫的嫌疑（杜诗《丹青引曹霸》即有“开生面”之语），但宋人却以“别开生面”为号召，以为对唐人的反动，不仅标志他们的咏史诗乃至整个诗歌创作的魄力和主旨，甚至严格意义上说，也标志了他们迫于唐诗登峰造极的成就而于创作道路和诗境拓展的无奈，“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杨万里《送彭元忠》），自然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批评上的别开生面。姜夔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白石道人诗说》），着眼点其实也就在此。如果可以说唐诗成就在阔大和宏观的剪裁，那么宋诗则成就在细密和微观的针脚。

但事实上苏轼的“以史证诗”式批评还不能说是十分自觉的实践；而这大抵也就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诗学批评方式的“诗话”在发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欧阳修所谓“集以资闲谈”（《六一诗话·自序》），正如词的最初起来也只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词序》）一样。虽然《东坡诗话》其实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但早期诗话型态的品格还是可以窥探得到的。如《书子美（忆昔）诗》说：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为上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正是章学诚所谓“论诗及事”的典型做法。不过他的“以史证诗”创论，既滥其觞，其后作者遂多有继作。如同是证张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即谓：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则是发挥了苏说。至于说“旧史载镐风仪伟岸”云云，其实已经是“以史证诗”的自觉实践了。

苏轼“以史证诗”的杜诗批评，与晚唐以来孟柴李肇开创的“以诗证史”一样，为后人杜诗批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两种方法的相同处是都是建立在着重对“诗”“史”品质互通和汇流的基础上对杜诗“诗史”品格的发掘。其不同处则在一以“证史”为依归而一以“证诗”为目的；以史证诗，着眼自然还在文学形态的诗，其实对诗本事的关注很容易造成流弊，有牵强附会之嫌疑；而以诗证史着眼则在对史事的过分追寻和探究，以致把诗当成纯粹的生硬的材料而消解其新鲜的艺术个性。

三　以“忠义”解“杜诗”

苏轼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的最大贡献是以“忠义”解读杜诗。虽然远在欧阳修即已经有以“忠义”解读杜诗的意思，这其实还是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发挥；但苏轼的过人处在他以诗人的个性品质来连通诗人作品的品格，所以其论多少有点“文（诗）如其人”的味道。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轼之以“忠义”解读、批评杜诗，实质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自况，正如他晚年醉心于陶渊明的诗作而至不惜压低李杜一样，所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因此他对于“诗史”的批评，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至少他自认为自己的诗作实际上也具备杜诗中那种所谓“忠义之气”；而“忠义之气”的得到，在方法论上其实很简单，即继承骚雅传统。所以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尔，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

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不过宋人论杜诗而标“骚雅”，宋初王禹已经如此。王《自贺》诗中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从今莫厌闲官职，主管风骚胜要津。”虽然多在自任，客观上却有标榜杜诗“风骚”之意。但把骚雅传统与“忠义”进行整合，骚雅其外、忠义其里，则不谓不自苏轼始；而这种整合，也反映了苏轼的诗美追求。他的《次子由祥相庆》诗更是宣称要继承屈骚和孔子作《春秋》的“有为而作”：“《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但与其说这是苏轼的诗歌美学追求，毋宁说是他的诗歌道德价值追求；或者说，是由诗歌的经验审美转向道德审美。

实际上苏轼以诗骚传统的继承进而以诗骚传统标示的“忠义”品格来批评杜诗，源于苏轼对作为“诗史”的杜诗诗作对诗骚传统的继承的认同；正因为有共同的品格．所以批评才可能找到更好的契合点。这也就是只有到以诗骚精神自任的苏轼才能发掘杜诗“诗史”的“忠义”品格的原因。

苏轼以宋人惯有的“通感”思维赋予杜诗“诗史”以实际上属于个人人格品性范畴的“忠义”品格，揭开了后人以“忠义”解读杜诗“诗史”的序幕。其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即说：“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自是承苏轼之说；又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云：“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之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陈俊卿《巩溪诗话序》云：“杜子美诗人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落困踬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李杜”条引云：“《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而同时诗话作者以“忠义”解诗者不一而足，如《潘子真诗话》引黄庭坚说“忠义之气，感然而发”、元刘履《风雅冀》卷十二“忧国伤时”等。至于袁枚《随园诗话》，则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卷十四）是在“忠君”之外，又发掘了杜诗“诗史”的“孝”、“悌”、“信”、“义”、“仁”等人伦道德价值。对杜诗“诗史”的这一发挥直到当代仍然不绝如缕；但当代人的发挥不仅仅在以上诸种人伦道德价值，而更多在其所谓“人民性”、“现实性”等阶级性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或者审美意蕴。

四　用事载人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是苏轼在以忠义解读杜诗“诗史”之外，又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然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艺术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思维路径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至审美习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书子美“自平”诗》中说：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官。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

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所有的载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

不管怎样，上引《书子美“自平”诗》中所发议论，“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似乎标示了苏轼于诗学的另类兴趣或者学术思维惯性，所谓“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于此可见其端。正因注重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当然，最重要的是对“理”的关注，并把“理”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李清照《论词》中对苏轼等人的批评，“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虽是限于词论，但未尝不可移于诗论；王夫之更直斥苏轼“以学为诗”之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虽有过火，却是一针见血。
苏轼开“以学为诗”而“以学论诗”之风后，继论者蜂起。如凤台王彦辅《诗话》：

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饰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事所长。如大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骇廊庙；稼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涣；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如《义鹘行》“巨颡拆老拳”之句，刘梦得初亦疑之；后览《石勒传》，方知所自出。盖其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诗史”，信哉!

“引物连类，掎摭前事”云云，不过承苏轼余绪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