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王朝，人们历来认为安史之乱是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是非常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的。既是鼎盛时代，所以，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尤其是商品经济空前发展 ，对中国历来所有的“商为末技”的农本思想，唐人有了更新的认识。就连最为典型的封建正统思想的代表韩愈，也充分认识到商业于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他在《送郑 尚书序》中甚至极力主张发展外贸，认为朝廷要选派得力官员治理岭南，从而使“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 ，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由于商贸的繁荣，所以，商人生活也就成为文人笔下常用的题材。在这一类作品中，中唐伟大诗人元稹与张籍的《估客乐》是优秀的代表作品之一。他们同为中唐现实主义诗人，同样把商人生活写人自己诗中，并由衷地称赞了商人经商活动，这种崭新的生活内容是以前根本没有的。所以也就决定这两首《估客乐》有着不同一般 的文学价值。首先，我们来看元稹的《估客乐》：
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 交假．本生得失轻。 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瑜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 中卖，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赂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蹊童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为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京力。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钱刀何岁平?
全诗六十八句，洋洋洒洒三百余言，集中描写了当时商人的经商活动各个方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史诗”，无独有偶，比元稹长十三岁的张籍也同样有一首《估客乐》：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无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 共说远行期 ，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来算缗眠独迟。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满湘渚。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 ，弃业长为贩 宝翁。
全诗十六句，凡百余言。其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与元诗相差无几，通过元、张二首《估客乐》，我们完全能了解到当时商贸活动的情况，对唐代社会生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们知道，张藉、元稹都是中唐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上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下开白居易乐府诗新现实主义创作，是承先启后的桥梁人物。而元稹更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乐府诗创作的优秀作家，时并称“元白”，元和四年，他读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二十首，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十二首，正式开始了他的写意讽喻法新的创作。并且提出“离意古题，刺意见事” 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2 的创作主张。这正是中唐新乐府诗运动的创作原则 ，毫无疑问，这样的创作理想是非常进步的。
张藉、元稹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所谓“无地不藩，无藩不叛”，封建割据，背离朝廷，各自积蓄力量，间机逐鹿中原，形成拥兵割据的藩镇与朝廷长期对抗；而朝廷之内，牛李党争不息，宦阉专权迭起，奸佞 当道 ，忠 良不用。尤可惮者，外患 日重，回纥吐蕃，不时侵入，可谓是内外交困，矛盾重重。也正是这样一种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不断加深，终于导致了唐末黄巢大起义，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张藉、元稹生活于这样一个黑暗的动荡的历史时代，他们目光无疑是直面社会人生的。所以，在元稹留下来的诗集中，有大量的重用古题和新题乐府的诗歌，这些诗歌，题材广泛，反映揭露现实深刻有力，如其中古题乐府《田家词》、《织妇词》、《估客乐》、《采珠行》，无不具有鲜明现实针对性和讽喻性。而《估客乐》则是更具特色内容的一首古题乐府诗。
《估客乐》为乐府旧题，系乐府西曲歌名，《乐府诗集》中的《估客乐》，传为齐武帝肖赜所作。至梁改为“商旅行”。估者，贾也，估客，指贩运商品进行贸易的行商。中唐一代，不少诗人写过《估客乐》，而最负盛名的则是元稹与张藉二人的《估客乐》，究其原因，则是这二位诗人所处为中唐时代，而又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本，故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更为真实深刻。二首《估客乐》集中写了那个时代商人生活与商业活动，是一幅形象的中唐商贸生活图画。诗歌全面介绍了商贾的经商之道，经商之法、经商之算计辛劳与成功喜悦。使我们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当时也就是唐中后期商贸生活的突出特点，乃至了解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
一、 弃农务商的社会时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重本轻末”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治国要策之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品交易渐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过去，人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至宋元才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经济的繁荣，到明代中叶，才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随后，说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贸易的繁荣，我们不能不首先把目光投向唐代。在中国二千多年的经济发展史中，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它既是整个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制高点，也是古典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简言之，唐代社会是由“重本轻末”的农耕经济向“亦农亦商”的商品经济转折点。唐代建国伊始，政治上较为开明，思想文化开放活跃，三教并行，思想束缚较少，农村经济繁荣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诸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商业性的大城市。出现“舟车辐辏，人庶浮繁”的空前繁盛局面。当时有民谚云：“扬一益二”，说的就是扬州自开凿运河之后的商业繁荣景象。就连古蛮夷之地的广州，险僻的成都 ，都成为“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尤其是首都长安自隋始 ，就有东西二市，在这里，“俗具五万，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朝夕之利：游手为事，况锥刀之未。”可见，到了唐代，二市商业日盛。据《西京新证》所云，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而西市则“市内唐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迨至安史乱起，王朝势力衰微，均田制的破坏与两税制的推行，广大农民趋于破产，“农夫税岁长辛苦，弃业长为贩 宝翁”。张藉《估客乐》诗中所吟正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这样，也为商贸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由于两税法的实施 ，农村广泛与市场联系，造成农产品的商品化，而唐王朝一贯的开放政治，摒弃自古以来重农轻商的观念，尤其是中唐以后，封建割据，各个藩镇急需大量资金和物资来充实自己的实力，故对商业重视，更加宽容甚至放纵的政策，这样 ，使商贾在社会经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也更使广大农民纷纷投入到商品经济活动之中，元稹《估客乐》形象地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生活，“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这就是当时的社会观念，一反古代圣人“君子不言利”之训戒，公开打出“求利莫求名”的旗帜。中国文化的传统，名高于一切，利是卑微的，但在唐代商人看来，名之于利，已是末流。“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经营商业，获利殊多，生活奢靡，何乐不为?在《估客乐》中，作者说“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归来者”云，可是这些商人是过去的农民。姚合《庄居野行》：“客听野田间，比屋皆闲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别说农民，就是那些经营庄园者，也无不以经商为乐。《阙史》，卷上赵江阴政事条云：“时有楚州阳农者比庄，顷以丰岁而货殖焉。”可见，庄田主在农时闲暇，年成丰稔时也往往货殖谋利。这是迥异乎前代的新的社会风貌，也是《估客乐》一诗给我们最为形象的展示。
二、闯荡南北的商帮团队
中唐商业活动的繁盛，也导致了商贾贩运方式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估客乐》是这样反映的：“出门求火伴，入父辞父兄。”“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求珠驾沧海”从诗中明显可以看出，斯时经商，已不是过去独立经营的贩运模式。而是结成一个一个的团队商帮。其次，贩运之货物地域广布，品种繁多。北至吐蕃，南极沧海，西入蜀地，东至百越，所购货物都是价值昂贵的珍稀之品，甚至包括男女僮妓，真是“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遍”。在此之前，商人经商，多为单个所为，随着中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因为贩卖的地域广阔，畏途崖岩，难免有不虞之祸，于是，结伙同行则可远祸避灾。
一如诗中所云；“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就是人多势众的结果 。孤单一人，决不能如此。这种结伙贩卖的现象，在我国其他典籍中多有记载。如《苏州府志》中就描述当时经商者夥，他们远到楚、卫、齐、鲁之地，且数年不归。贩卖贩买，以求赢利。而《河间府志》中也记录，河南商人经商的商业种类极多极广，有贩卖缯 、粟 、盐、铁 、木材各类商人。贩缯的去南京、苏州、临清等地，贩粟的，则去卫辉、磁州与天津沿河一带，贩铁的，自临清沟来，贩盐的自沧州、天津来，可谓种类繁多，品种丰富。且贩运各种货物，都会到这一货物原产地去进购，这样，不仅品种多，质量好，且价格自比它处便宜，利润空间最大。这样的经商理念，直到今天，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三、贩劣卖假的原始积累
商人经商，诚信为本，所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然而到了中唐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许多商人过去满足于衣食淫侠到追求资本原始积累，为了资本原始积累，许多商人不惜昧着良心，贩劣卖假，以牟取暴利。《估客乐》一诗就较为详尽的反映了这种行为。“火伴相勒缚，卖假真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瑜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这些生意人，“卖假不卖诚”成为他们的经商之道。他们“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为了利，可以不顾乡亲，大肆兜售伪劣产品，豪哄乡亲，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用黄铜冒充金子来打造镯子，用糯米吹做项珠，以微末之本，赢暴额之利。为了能卖出，他们专向同村妇女兜售，这些农村妇女，一则见识短浅，难辨别真伪；二则未经世面，不敢面争，这就使得假劣产品畅销无阻。出卖假冒伪劣产品来牟取暴利，自古便是奸商的不二法门，但没有元稹所处时代如此泛滥猖獗。与元稹同时的诗人韦应物，曾写过一首《酒肆行》的诗歌，诗中所写的酒店老板就是这样的商人，为了牟利，酒中掺水，廉价卖出，吸引酒客，然而，由于其酒“初酞后薄为大偷，饮者知名不知味。”终于导致“深门潜酝客来稀”，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宋代民间有一首《行香子》词，形象嘲讽江浙酒商的掺假行径，“浙西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令，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未婚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说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斤。
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全词语言俚俗，明白如话，妙趣横生，笑中带刺，极力讽刺了奸商以假充真、欺诈顾客的丑恶行为。词所说的是宋代，又何尝不是《估客乐》中所揭露掺假卖劣的遗风。元诗一开篇便说：“估客无住者，有利身便行。”明确指出当时商贸，所图者唯一利耳!他们风餐露宿，跋涉江河，无非就是为这一个“利”字，父兄训导，用伴誓约，更使他们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另外，如此卖假售劣之风泛滥，与广大农民破产转为经商也有一定关系。因为农民大多是在濒临破产下走上经商道路的。这时候他们没有任何资本实力，为了扩大经营，急切地希望加快原始积累，而制假是最好的捷径。加之世风日颓，又有专业商人处处示范，当然使得这种不良风气迅速蔓延，几成燎原之势。而最后，销售假货的结果是：“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行。”商人本利相生，利上转利，事业蒸蒸日上，原始积累迅速完成。就这一点而言，元稹、张藉《估客乐》所揭示的已不是唐代社会的真实生活，而是揭示整个资本社会原始积累过程的实质。
四、官商勾结的双重利益
官商一体，互相勾结，争取利益，相得益彰，这种社会现象，并非唐代才有，而是早已有之，而不过是到中唐，此风之势如燎原!据《太平广记》所载，长安巨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
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又尝谒商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同样，玄宗时代的巨商王元宝，回答皇帝问家产之数，也是“臣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这些商人，有着丰厚的资金。便用钱来买官；而官家则仗其势而经商。这样，许多大商人实际成了大官僚。明代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集官人、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社会肿瘤。如上所述，唐朝对商人态度较之前代更为宽容和认可，所以商人人官在唐朝也很普遍。《问进士》中所说“今商贾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元、张在《估客乐》中，真实地反映出这种社会现象，“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弟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这些商人，因为有钱，所以他们结交的都是一些卿大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是“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常侍者宦官也。宦阉之为下下，岂可在公卿之先。然而，这正是中唐社会的真实生活。中唐之后，宦官专权，自高力士始，“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已。”权倾朝野，炙手可热。连百官公卿，藩镇节使，都拜服于宦逆脚下，何况芸芸众生辈的商贾。当时，长安商人均贿赂宦官，持名神策军籍，而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自己却在从事贩卖。他们依仗宦官权势，广置房产，偷税漏税，或甚至不予纳税。“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何以至此?有宦官与大小官僚庇护也。这些财势显赫的巨贾富商，不仅结交官门，而达官权贵也无不乐至其门下，诚如太史公所云：“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盖彰。”这样，官商勾结，商人所得是“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京力。市卒醉肉臭，县胥家舍成。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他们狼狈为奸，互为依仗，当然，这只是苦了百姓，穷了国库，唐之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最后终于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英国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在他们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揭示的还要多。”读元、张的《估客乐》，是完全符合马克思这一论断的。诗歌以纪实的手法，形象反映了中唐社会商业繁荣的社会现实，深刻揭示奸商欺人，官商勾结的黑暗腐败，具有史诗性的艺术价值。关于元稹之诗，后人评价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诗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考之《估客乐》，这样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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