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来，由于经学中衰，《诗经》作用于现实的角色，日渐式微。初唐重振儒学，孔颖达等奉太宗之命编撰《毛诗正义》就必须直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发挥《诗经》的作用，为刚刚建立起的王朝服务。基于此，《正义》提出“诗人救世”说。
[疏]《诗大序》“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毛诗正义》日④：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淫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这里，孔颖达等是通过讨论《诗》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的，即，既然《诗序》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那么，为什么《诗》中还“多说奸淫之状”、“男淫女奔”等?自《诗序》问世以来，这种矛盾直到初唐《正义》以治病为喻，才第一次得以较为圆满地解释。《毛诗正义》认为，所谓“乱状淫形”，正是诗人所陈“时政之疾病”；诗人之所以将问题摆出来，就是想“忠规切谏”．使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期么，这个“针药”到底指什么呢?即《毛诗正义》“所言者”。所谓“所言者”，不仅指“诗人之四始六义”，还应当包括诗人言说的本身。也就是说，就是在诗人将“奸淫之状”陈述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诗人忠规切谏的态度和语调等言说方式已经起到疗救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诗人将针药隐藏在诗中的“四始六义”里面。因此，后人只有通过对《诗经》“四始六义”的解读，才能发现诗人的救世思想。其实，简而言之，“四始六义”即是美刺。“诗人救世”说有其理论、实践基础和现实环境。《毛诗正义序》：“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於律吕，故目‘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孔颖达等就是在《诗大序》“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中，看到了“《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又在郑玄《诗谱序》“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中，引申出“《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诗谱序》疏）的道理。”孔颖达等熟读经史，更深知汉代王式以《诗经》为谏书的事实。③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正义》“诗人救世说”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意义。
（一）非君子不能作诗
关于《诗经》的作者，《正义》认为，“凡是臣民，皆得风剌”，不一定限于“国史”④，并反复强调，作诗者都是贤人，“非君子不能作诗”。（《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下疏。）因为只有君子，才能自觉地担负起济世苍生的责任。《正义》的作者们表现了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直面现实的精神。因此，他们自觉的承续起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屈原的“来吾导夫先路”、“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等士人一脉相传的救世精神。这是《正义》“诗人救世”说的思想前提。
（二）“持人之行．使不失队”
《正义》首先给诗的义域重新加以界定，赋予新的内涵：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诗谱序》疏）显然，《正义》所谓的“诗”不仅仅限于“诗言志”，同时吸收了《文心雕龙·明诗》所谓“持情”说⑤，在传统“诗言志”的基础上，补充了诗的发生及其指归。《正义》认为，诗所言之“志”，是诗人对政治善恶的感触，作诗的目的就是惩恶扬善，规范人的行为，使人不堕落。比较传统的“诗言志”说，《正义》更强调了诗的政治性，注入“诗人救世”的内涵，赋予诗接近现实的实践价值；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正义》的“持行”似乎是偷换了刘勰的“持情”，这一转换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三）“文刺前朝．意在当代”
《诗经》毕竟是往古的作品，那么如何发挥“诗人救世”的现实作用呢?《正义》在《抑》的疏文中，提出了“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的诗学思想。《序》云：“《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笺》云：“自警者，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正义》提出这样的疑问．“诗之作者．欲以规谏前代之恶，其人已往，虽欲尽忠，无所裨益。后世追刺，欲何为哉!”然后分析说：诗者．人之咏歌，情之发愤，见善欲论其功，睹恶思言其失．献之可以讽谏，咏之可以写情，本原申已之心，非是必施于谏。往者之失，诚不可追，将来之君，庶或能改。虽刺前世之恶，冀为未然之鉴，不必虐君见在，始得出辞，其人已逝即当杜口!《雨无正》之篇……虽文刺前朝，实意在当代．故诵习此言．以自肃警。
《正义》认为，虽然虐君以往，不可追改，但是，诗人将此事写出来．却是对后来之君的鉴戒。后人在诵读此诗的时候．一样能起到“自警”的效果。“虽文刺前朝，实意在当代”，就是古为今用的思想。这不仅是《正义》《诗》学阐释的指导思想，也为后人解经标举了路向。
（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
讽谏是“诗人救世”的最重要的武器，切谏（即直谏）比谲谏更具有战斗性和杀伤力，因此，《正义》反对谲谏，主张切谏。孔颖达等在《正义》中表现了明确的态度。《诗大序》主张“主文而谲谏”，郑玄笺之日：“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正义》批评说：“谲者，权诈之名，托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义，故谓之谲谏。”这里，《正义》揭露了“主文而谲谏”虚伪和权诈的本质。而《正义》所期待的是“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在《节南山》疏文中，孔颖达等反对王肃所谓“礼，人臣不显谏”之说，褒扬切谏。孔颖达等认为，当国家处在紧要关头，为人臣者不显谏，就是包藏祸心。因此，极力盛赞和推崇祖伊和家父等“尽忠竭诚，不惮诛罚”、“披露下情，伏死而谏”式的切谏行为。《正义》充分发掘《诗》中潜在的精神资源，竭力彰显切谏思想，业已冲破了温柔敦厚的传统《诗》学的束缚，将谏诤提高到最高的层次，也将《诗经》的谏诤作用发挥到极致。这是唐太宗贞观开明时代赋予的责任；这是孔颖达忠直敢谏，“死不足惜”精神品格的凝铸：这也是初唐朝臣上下一心．共同致力于国家的繁荣思想的结晶。《正义》倡导的切谏思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已经成为任何时代无法逾越的高标．成为中华民族灵魂永恒的象征。
《正义》的编撰者们，不仅在政治中自觉贯彻和实践切谏的思想，与贞观朝臣一起，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国家蓬勃兴盛的局面。而且，将这种思想自觉贯彻到《诗经》和其他经典的阐释中。如，《正义》在《召曼》疏中对阉人的批判：
……故知阍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门阁．亲近入主。凡庸之君，暗於善恶，以其少小惯习，朝夕给使，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且其人久处宫掖，颇晓旧章，常近床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挟术怀奸；或乃捷对敏才，饰巧乱实。於是邪正并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视听，因惑愚主，谓其智足匡时，忠能辅国，信而使之，亲而任之，国之灭亡，多由此作。故诗人责王远贤者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不欲灭国，但所谋不当，灭国之道也，故谓之谋灭王国也。（《大雅·召曼》“昏栎”《笺》疏）阉人即宦官，最容易乱世误国，《正义》深入地分析了阉人误国的本质。
《正义》说，阉人很容易亲近人主，很容易获得人主的信任。又以其特有的伎俩，“迷罔视听，因惑愚主”，人主从而“信而使之，亲而任之”，以致“国之灭亡”。这段疏文，可以独立出来．作为一篇精美的政论文。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阉人卑鄙行径的痛恨，告诫人主要提高警惕，不要为阉人“色和貌厚”、“饰巧乱实”所迷惑，《正义》以古匡今，展现了耳提面命式的剜切的救世情怀。
“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者自信的张扬，其理论意义在于：首先，肯定了《诗经》的社会实践价值，《诗经》就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救世之作，这样就使《诗经》接近现实，引起大家的重视，提高它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就《毛诗正义》的阐释实践而言，它必须贯彻这个原则，从《诗》学中阐释出匡救时弊的道理来；从文学创作而言，《正义》明确地赋予作家创作以“救世”的使命，这是一个明确的官方理论导向。总之，“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初唐儒者《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并且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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