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的诗歌创作，一扫前代质朴的文风，朝着绮靡华丽的诗风发展，正如刘勰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1]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中，也对西晋文风作了类似于刘勰的评价：“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2]我们认为，绮靡诗风在西晋时期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现象，在其浮华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动因。本文旨在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创作群体的普遍心态以及社会历史风尚三方面来探讨西晋绮靡诗风之成因。
一、 “文的自觉”与诗学观念的演进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源自文学内部发展的必然规律，对此只有深刻地认识，我们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各种文学现象，西晋绮靡诗风的形成是“文的自觉”发展至西晋，诗学观念演进的必然结果。在文学批评史上，《尚书·尧典》所提出的“诗言志”[3]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4]那么何为“诗言志”？对“志”的理解，是阐释这一诗学观念的关键所在，古人对此曾有不同理解。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意，孔颖达《毛诗正义》卷首《诗谱序》疏引郑玄《尚书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5]另一种是把“志”理解为情，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6]所谓“六志”，亦即“六情”。由于先秦儒家看重政治教化，往往将“志”只理解成志意和抱负，将文学与社会、政治相联系，而对诗歌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缺少认识，于是“诗言志”这一命题便带有了强烈的政教色彩。孔子以“思无邪”[7]概括《诗三百》，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8]来规范诗歌的社会功用；荀子将《诗三百》说成是圣人之志，便都说明了这一点。降级两汉，儒家地位空前巩固和提高，文学被纳入政教的轨道，诗歌创作要求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9]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功用。这种片面强调诗歌社会功用性的指导思想，使人们对诗歌审美性的追求始终被束缚在政治教化的藩篱之中，作品的审美性与独立性实际上是被忽视和抹杀了。
建安时期，文人对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文学创作开始步入自觉时期。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典论·论文》）这说明他已经开始注意到文学的独立价值，进而又明确提出“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的观点。这显然是受了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0]的影响，但曹丕已经大胆甩掉了“则”与“淫”儒家道德法则，变讲求文章的“功利性”为强调文章的“审美性”。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建安文人有意识地摆脱两汉文章的反覆说教，突出情感的力量，形式上则努力朝华丽词藻、细腻描写发展。故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1]
“文的自觉”发展至西晋，文人对诗歌的艺术形式就有了愈加强烈的重视，最终形成“结藻清英，流韵绮靡”[12]的诗风。胡国瑞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曾总结说：“建安时代诗歌的创作，其艺术形式，已开始趋向精美的道路，但在加工程度上还留下大片足供骋力的余地。由于时代的接近，这一切对于晋初诗人是不能不起着启发引诱作用的。”[13]陆机《文赋》的出现，即表明这是上承建安，文学重其艺术特征的必然产物。陆机明确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的主张，第一次将诗与赋等文体分开，专论诗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主要特征，特别强调诗歌的文辞绮靡。为了达到“绮靡”这一审美标准，陆机对诗歌的遣词、音韵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陆机《文赋》）这表明陆机已在相当严格的意义上，从文学的审美性出发，来审视诗歌创作：诗歌不仅应自由地抒发人的情感，而且更应表现在对文学艺术形式诗歌美的自觉追求上。这一诗学标准的提出，不仅是陆机个人观点的反映，也是当时文人普遍所持的审美态度。如陆云认为：“文章当贵轻绮。”（陆云《与兄平原书》）；又如傅玄曾论连珠体：“其文体，辞丽而言约，……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傅玄《连珠体》）西晋绮靡诗风的形成正是实践这些文学观念的必然结果。陆机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14]张华诗作“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15]张协诗歌“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辞采蔥蒨，音韵铿锵”[16]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文的自觉”在实践形态中的演进。
总的来看，从先秦到西晋，伴随着“文的自觉”的开始，人们逐渐从着眼于诗歌的外部联系转向着眼于诗歌所特有的美质。西晋绮靡诗风的出现，正是“文的自觉”发展的必然方向。可惜的是，就在西晋文人醉心于对艺术形式的精雕细琢时，古代诗歌中的那种自然而然、脱口而出的直接动人的力量却相对减少了。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文学刚进入“自觉”的时期时，如果不经历一个对艺术形式美的刻意追求的阶段，使文学自身内在的美的特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就不可能有文学的真正独立和繁荣，这恐怕也是西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二、 功利性心态与寒素文人的创作心理
诗歌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特质往往是由创作者的特征决定的。创作者的人格特征以及内心世界的精神生活等等都会对诗歌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一定时期的社会群体在人格特质方面往往又有一定的趋同性，特别是西晋，掌握文化、创造文化的主要成员大都出身寒素。这种属性决定了他们在思想心态、人生志趣、人格特征等等方面都有较为一致的特征。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西晋寒素文人的功利性心态以及其对绮靡文风的影响。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天下重归于一统。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17]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三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寒素士人重新燃起从政的热情，带着极强的功利心态面对社会、人生。他们认为“首先是只有通过功名的建立，才能改变他们门寒身素的处境，使自身和家族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其次是一种终极的关怀，也就是士人们向来崇尚的三不朽。”[18]无论是前期的张华、傅玄，或是后期的左思、张协，他们大都对功名特别敏感：“年时俛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张华《壮士篇》），“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左思《咏史》）。但是西晋司马氏政权是在一批士族支持下通过政变而夺取的，因此西晋统治者所制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以保护门阀世族的利益为前提。台湾学者毛汉光曾经对曹魏、西晋政权中担任重要官职人员的社会成分做过一番翔实的统计，结果发现世族所占比例从汉末的29.0％到曹魏初期的38.7％呈逐步上升趋势，直至西晋末年高达66.3％；小姓所占比例从汉末至西晋初年尚有上升迹象，而到西晋中后期则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寒素则从汉末的56.5％直线下降至西晋末年的12.2％。[19]由此可见，西晋王朝的权利中心明显呈现出向世家大族倾斜的趋势，遂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0]的局面。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西晋统治者采取了举寒素的政策，希望通过提拔一批寒素文士以抑制豪门世族，以此来缓和士族与寒门的矛盾。而魏晋以来，人们往往视天赋之才和广博学识为人格之美的重要成分，时人常把文章辞采之美及渊博的学识，作为反映个人才能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似乎给一心想入仕显达的寒素文人带来了一线生机。于是，西晋文人将功利性目标的实现与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纷纷以博学求名。一方面，露才扬己是诗人们的天真本性，逞才斗艺更是他们拿手好戏。再加之西晋诗人大都才华横溢，如钟嵘评陆机和潘岳：“陆才如海，潘才如江”；[21]《晋书·傅玄传》载：“博学善属文，解钟律”[22]页；《晋书·张华传》载：“（张）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23]等等。另一方面，司马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一面拉拢收买一些文人为己所用，一面又对离经叛道者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使得“天下名士少有全者。[24]文人碍于司马氏的高压，愈益远离社会现实，感情日益苍白，所以他们的诗歌无法表达建安风骨的力度，也缺乏正始之音的深度，只有转而在刻画和语言上致力。于是，大批出身寒素的文人纷纷以逞才为能事，醉心于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以期进入仕途获取高官要职。故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陆机《文赋》）文人相互赠答之中也常常以文采互相称美，如“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挚虞《答伏武仲诗》）；“越有杜生，既文且哲”（挚虞《答杜预诗》）；“蔚彼高藻，如玉如兰。”（陆机《答贾长渊诗》）反而观之，这种对华美、绮丽文风的追求也确实带给了寒素文人在政治上短暂的成功。张华通过学业的建树和文学成就走上了社会上层；出身低下、貌寝口讷的左思，十年磨一《三都赋》，从此声名大振，转而被贾谧高级文人集团所吸纳；又据《初学记》卷十二、记载曰：“陆士衡以文学为秘书监虞濬所请，为著作郎，议《晋书》限断。”[25]
文人的心态决定着作品内容的选择与表达，而这往往又决定着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陶渊明的写作目的不过是“常着文章以自娱”（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以只要自知其意可以了，因此语言不妨朴素易懂，大可不必以巧丽为能。相比之下，西晋文人是要取悦于人，为人所赏识，就不得不把兴趣转向文学事实本身的探讨。文学在西晋文人功利心的驱使下，已经成为了士大夫欲求官名的工具。这也许是他们的不幸，但与此同时，绮靡诗风的长足发展，“文章之中兴”[26]的骄人成绩，却又正是在这种功利性心态的驱使下实现的。
三、 声色之美与西晋社会的审美风尚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27]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当我们考虑某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时必须结合当时的世情，即社会风尚。我们认为讲究辞藻绮靡的诗风，之所以在西晋兴盛，还与当时追求声色的社会风尚息息相关。
对物欲感官声色美的追求，是西晋社会的普遍风气，这侵染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主要体现在西晋士人对容貌美的重视上。《世说新语·容止》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士人称颂容貌之美的故事，如：“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联手共萦之”，“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世说新语·容止》）又如形容裴楷：“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世说新语·容止》）当时，士人对容貌美的重视还有理论上的表述，如仕晋至松滋令的蔡洪在《化清经》中云：“望视之兔，白蹄之豕，短啄之犬，修头之马，斯禽也，犹形乎势观，况君子之貌，独无表告者哉？”[28]从此数语观之，西晋重容貌之美已甚了然。除美色以外，士人对声色美的崇尚还体现在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晋书·五行志》中曰：“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又过劭。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亦。”[29]石崇厕所之中“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必备。又与新衣著令初，客多羞不能如厕”，王济“以人乳饮豚”以求味美，（均见《世说新语·汰侈》）可见朝廷上下对奢华、精致生活的追求，在西晋一代是日甚一日的，成了不可遏制之势。
卡冈指出：“风格的结构直接取决于时代的处世态度，时代社会意识的深刻需求，从而成为该文化精神内容的符号。”[30]那么，西晋士人崇尚声色享乐的社会风尚必然造成诗风上对艺术形式追求，正如赵辉所指出的“西晋时期，文人的对于感性生命价值的追求，将文人抛入享乐的洪流，使他们在获得奢华生活趣味的稳定心理状态的同时，也获得了稳定的嗜美艺术趣味心理状态。”[31]对声色的崇尚，驱使西晋诗人青睐那些表现声、色、味之美所需要的意象，于是，婀娜女子、雅舞清音、玉盘珍馐、琼佩芳袖，频频出现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将其渲染得五光十色、华丽无比。且看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此诗从汉乐府的《陌上桑》演化而来。古辞《陌上桑》极力用衬托的笔法描绘罗敷的美丽聪慧的内在美，但在陆机笔下，为了更加细致的描写女子容貌之美，诗人在藻饰上煞费苦心，娥眉喻作“翠翰”，美目比作“玉泽”，状其歌舞谓：“馥馥芳袖挥，泠泠纤指弹。悲歌吐清响，雅舞播幽兰。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盘。赴曲迅惊鸿，蹈节如集鸾”（陆机《日出东南隅行》），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绮靡的声色之美。就连张华的《轻薄篇》，这种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诗，在对统治者的豪奢生活进行批评的同时，也不知不觉把过多的笔墨放在了对声色的渲染上，如“甲第面长街，朱门赫嵯峨。苍梧竹叶清，宜城九酝醝。浮醪随觞转，素蚁自跳波。美女兴齐赵，妍唱出西巴。一顾倾城国，千金不足多”（张华《轻薄篇》），使原本戒世的乐府诗也有了几分华丽的成份。这更不用说像潘尼《皇太子集应令》这样专门描写奢华生活的诗，曰：“置酒宣猷庭，击鼓灵沼滨。沾恩洽明两，遭德会阳春。羽觞飞醽醁，芳馔备奇珍，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铎振。长袂生回飙，曲裾扬轻尘”（潘尼《皇太子集应令》），正是诗人在表现对于物质、色彩的富丽堂皇的追求中，使得辞采趋于绮靡。上述种种，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为绮靡诗风的兴盛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综上所述，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必须同时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二是创作者的普遍心理心态，三是社会历史状况的制约。西晋绮靡诗风之成因正是“文的自觉”的发展趋势、寒素文人的功利性心态以及当时崇尚声色之美的社会风尚三方面合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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