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初以来,唐、宋诗之争纷纭复杂。至乾嘉,朴学之风盛行,诗坛宗宋渐趋兴盛,道咸年间,形成流派。陈衍说:“道光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寓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硐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倔(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虽然道成宋诗派有大体一致的主张,但其内部诗学取径并不完全一致,陈衍认为:“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约略可见曾氏在宋诗派中之独特性。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其为人,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志,认为读书之要在于格物致知,讲求穷究事理,修己立诚,躬身立行。中年作《五箴》分“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方面,既诱导诸弟也为自己的座右铭。后来事功,封侯晋爵,显隆于时。然文正一生功业,并不仅止于此,“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于桐城衰微之时,曾以雄奇跌宕之文,振桐城嗣响,力矫懦缓之弊,异军突起,别为湘乡派。诗学理论与创作虽逊于文,并非毫无成就,钱基博云:“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后称张之洞。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创之功。”其诗学地位可见一斑。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显臣名宦,他们以地位之要、影响之巨,于某一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曾氏也是如此,他的诗歌宗趣影响一时,应者云集,对扩大宋诗派阵营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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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宋诗宗趣,与其学术渊源和时代风尚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是其学术渊源,钱穆谓“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而起者”。姚鼐(1731—1815),桐城文派和桐城诗派最主要的理论家和作家,受业于苏州同里方泽和伯父姚范,于学术崇尚宋学而排斥汉学,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