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豁达乐观的苏轼和多愁善感的李清照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所在的宋朝是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部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一方面，经济高度繁荣，物阜民丰；另一方面，国力却日渐衰弱。尤其是在军事方面，非常糟糕，对辽对金作战屡屡失败。同时，内部官僚机构膨胀，，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从此踏上仕途。，但他仕途不顺，几经贬谪，像许多正直有才华得知识分子一样，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在新派与旧派斗争的漩涡中，起伏沉浮，历经坎坷。下面将苏轼的仕途之路罗列，以便更为清晰直观的看到苏轼一生的起起伏伏：
初任在凤翔，三年后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
同年父亲苏洵病故。
三十四岁再回汴京。时王安石推行变法，，但因亲眼目睹变法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方案，受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杭州任满三年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大概十年后，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乌台诗案”，被捕下狱。
苏轼受百天牢狱之灾，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经多方面的营救，终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职位相当低的闲职黄州团练副使。经此一狱开始变得达观，遂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自称“东坡居士”。
元丰七年，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因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其幼儿不幸夭折。苏轼上书朝廷，请求暂时到常州居住。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
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后来认识到到新党旧党皆一丘之貉，后终又受排挤，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重回杭州做太守。
杭州生活很惬意，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苏轼就再次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又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一度被贬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
由苏轼的生平可以看出，他饱尝宦海沉浮之苦。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态度上自始至终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恨此生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穀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但他始终没有退隐，说明儒家中为君为民的思想占据上风。他于恶劣环境中学会了如何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在谪居之地，不能不说苏轼身处蛮荒的边远之地就没有一点悲伤。悲伤是有的，但他善于化解。“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2】说明了苏轼是以一种“游于物外，而不游于物内”的审美态度对待生活的，他的阳刚之气溢于言表，颇有海明威笔下的“硬汉”精神。也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观造就了他“以诗为词”、“推崇阳刚”“平淡朴质”“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
李清照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文采出众，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这一点上与苏轼是极为相似的。她少女时代在济南有过非常欢乐的生活："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3】
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那首著名的《醉花阴》，便是在这时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南京）。明诚死后，清照陷入悲苦的困境中。后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她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掺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两盏三杯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此时，她充满了“物是人非”的忧愁和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愤慨。
纵观李清照一生，虽然没有苏轼那样“蒙太奇”式的命运，但她一路走来也多坎坷。与苏轼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李清照毕竟不具有苏轼达观的心态。且作为少女，早年生活愉快，并无忧愁可言，婚后与丈夫感情融洽，因丈夫常年在外，多思念之情，加之她多愁善感的性格，情感更缠绵，更细腻。因而当挫折来临时，她更多的是陷于其中，虽不至于不能自拔，亦多悲叹身世，十分感伤，很少有豪迈超脱的气概。这使她的词有与众不同的风格。她的词前期多写悠闲的生活，后期之作与前期相比迥然不同，一改早年清丽、明快的风格，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抒发了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婉媚”、“别是一家”的审美理想。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这同苏轼的“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截然不同。
正是苏轼和李清照的不同经历，使他们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造成了他们对词学不同的审美理想。
第二部分自是一家与别是一家
苏轼和李清照对宋词的审美理想有诸多差异，他们分别有着“自是一家”和“别是一家”的观点。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李清照则认为应该“以词为词”； 苏轼崇尚豪放阳刚，李清照欣赏婉约唯美；苏轼不满意词固守音律，重感情自由抒发，李清照则比较突出音律，典重妍丽。这决定了宋朝两大代表词派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审美理想。
下面将就这三方面一一加以表述。
（一） “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词”
宋朝初期的词，其风格基本上是沿袭五代词的绮靡俗艳，柳永是代表，其内容多为艳情风月，深得市井喜爱。故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故而宋词也有“聊佐清欢”的审美理想。但苏轼对词坛这种沉迷与艳情的风气十分不满。他有意识的想打破这种格局，开拓词的境界，他的词雄豪奔放，意境辽阔，被后人誉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以诗为词“即是他为开拓词的境界提出的。
谈“以诗为词”，必然要讲到诗词的区别。中国的诗歌过多的强调“言志”、“比兴”传统。，因而诗承担了很多政治使命。它大多要受礼仪的统领和节制，诗情要合乎礼仪，所以大多数诗格调高雅；而词不受礼仪限制，可以自由地抒情，但过于注重音律，所以又不可避免的因此导致词较诗而言，视野狭隘、格调卑下、专注形式而难以自由抒发心志。苏东坡提出让词继承发扬诗的“言志”、“寄兴”的传统，以扩大词的境界，加重词的分量，希望词像诗那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他将“以诗为词”作为自己的一种创作理想，将此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实践。
苏轼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入世、出世之两面，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入世精神很强，他的抱负主要在政治方面，写诗作词仅仅只是余事。但仕途不顺，怀才不遇，使他的感情郁结于胸，而词比
诗从性质而言更易言志，他便不满足与词的专主抒情，而要用它来言志，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仅只是苏轼一个，因为像他那样壮志难酬的人不在少数，因而便形成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而这一词学主张在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就有李清照。李清照提出“自是一家”，即“以词为词”，与苏轼的审美理想截然相反。她虽不主张将诗词彻底区分开来，比较注重词的社会内涵。但她还是主张诗词有别的。词就是词，不能当诗来写。在诗词有别这个问题上，李清照主要认为差异在音律上。她认为，苏轼虽然学问甚好，但所作的词还只能是长短句的诗，因为往往不协词的音律。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导致两种不同的词风，但两者并不是特别的针锋相对，两者均强调词应具有社会内涵，这种兼容性确保了词的发展，并分别开拓了不同的境界和意境，确保为后世带来不同风格的宋词精华。
（二） 豪放与婉约
早在明代，张延就提出将宋词划分为“豪放”和“婉媚”两大派。苏轼和李清照便毫无疑问的成为两派的代表人物。他个人虽不主张写作风格豪放的词，也有一些可以看做是婉约的词，如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轼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在走豪放派的道路，那些推人向上、使人奋进的文字无疑证明“豪放”是苏轼的一大审美理想。如苏轼的《定风波》，“莫听传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洋溢着乐观豁达、豪迈奔放之情，那种笑对危难、大度从容的人生态度让人佩服。关于这一审美理想的形成原因，前面第一部分中已经详细的表述了苏轼的一生坎坷，其诗词豪放的特点与其本人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这就不再赘述。
而作为婉约派代表人物的李清照，词多缠绵细腻，清丽骚雅，词调蕴藉，含蓄委婉。像我们熟悉的《武陵春》、《醉花阴》等都表现出其委婉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豪放派以气势力量取胜，但难免有时失之于粗犷喧嚣，不够文雅；婉约派虽以细腻见长，但总让人感到过于软媚柔弱。正是两者的发展为后来姜夔将两者结合起来创立风雅词派打下了基础。还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李清照仅仅就只作婉约之词，在南渡之初，她曾做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刺徽宗高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应该归于豪放派一类。而苏轼的《江城子》也该归队于婉约派。这里将豪放和婉约是就其创作的大体风格而言的，是大多数作品的审美理想。
（三） 不为音律所限与典重妍丽
李清照说过，苏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接句读不葺之诗尔，有往往不协音律”。【4】.可见苏轼的词不受音律束缚，一任心灵抒写。李清照则比较突出音律。但苏轼大多数作品是不合音律的。那为何还要将此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理想呢，原因在于，作为词学改革的前锋，其主张在北宋时代并未占到主体，但是在南宋却蔚然成风。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辛弃疾。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在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中，投降派总是占据上风，恢复中原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挫折，那些像辛弃疾一样的爱国人士不能不扼腕浩叹，悲愤填膺，有泪如倾。当他们把一腔热情倾注于诗篇的时候，自然选择了苏轼的“不为音律所限”的观点。在主张音律方面，就词的“本色”讲，词应该合乎音乐，因为词是从歌词发展而来的，应该婉约柔美。但李清照是有分寸的，她并不认为合乎音律的词就一定是好词。她曾批评柳永的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5】可以看出，李清照心中的好词应该是格调高雅，典重妍丽，具有大家闺秀气派。这便是李清照的审美理想。
苏轼和李清照的审美理想在某些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或豪放或婉约，或“以诗为词”或“以词为词”，或不主张音律或主张典重妍丽。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生平经历不同，从而造成个人性格迥异，因而有了宋代两种不同的词风，他们为宋代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宋代两大词派闪现不同的光彩。
参考文献：【1】苏轼《临江仙》
【2】苏轼《超然台记》
【3】李清照《如梦令》
【4】李清照《论词》
【5】李清照《论词》
其他参考文献：
《中国古典美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0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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