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拟古诗》与古诗之比较

作者：马建华
关键词：陆机 古诗 拟古诗

摘 要：把陆机的《拟古诗》与古诗作比较，可以断定：陆机的《拟古诗》作于陆机入洛仕晋后。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拟古诗》融入了陆机入洛后的个人体验，偏爱于乡愁的描写；二、《拟古诗》中的描述更符合陆机入洛后的身份；三、从创作方法上讲，《拟古诗》十二首受到了玄学影响，而陆机是入洛后接触玄学的。

对于陆机《拟古诗》的写作时间，姜亮夫在《陆平原年谱》中曾做如下推测：“审其文义，皆就题发挥，抽绎古诗之义，盖拟模实习之作，且辞义质直，情旨平弱，即有哀感，哀而不伤，不类壮岁以后饱经人事之作，疑入洛前构也。”而通过对陆机的生活经历及其《拟古诗》十二首的更深研读，并综合各方面分析，笔者认为《拟古诗》十二首更应该写于陆机入洛仕晋后。

首先，拟作比原作更钟情于描写思乡之情。古诗往往没有涉及思乡或者思乡的意味比较浅淡，而拟诗则多处点明浓重的思乡之情或者将思乡之情更婉转细致地表达出来。如陆机拟《涉江采芙蓉》是：“上山采琼蕊，穹谷饶芳兰。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故乡一何旷，山川阻且难。沉思钟万里，踯躅独吟叹。”这首诗结尾四句明确指出思念的主体对象就是故乡。而这与古诗中思念的主体却有明显差别。例如古诗问道：“采之欲遗谁”，很显然这个“谁”是诗人内心所思所想的主体，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故乡；从诗末“同心而离居”中是可以比较明晰地看出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的主体就是远在家乡的妻子，所以才会有“同心”、“离居”之叹。当然在思念妻子的同时会伴随着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但思念的重心是妻子，或者说全诗包含的思念家乡之情是由思念妻子引起的，思乡只不过是个掩饰而已。再如，从古诗《明月何皎皎》中的“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可以看出，抒写的是久客异乡、夜不能寐的丈夫对独守空闺的妻子的思念，或者是思妇因其丈夫久客不归忧愁而望思之情。而在陆机拟诗中夫妻思念之情已淡，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游子内心的苦闷。从拟诗中“我行永已久”和“游宦会无成”等句可以看出，这里表达的是在外求取功名的游子因游宦无成、功名未就而兴起的怀归之情。这种愁情在作者心中挥之不去，并无原诗中所说的“乐”，反而从“凉风”、“寒蝉”等词语中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悲。此外,古诗并未明说客为何远游在外，而拟诗则明确指出“游宦会无成”，是出于寻求功名。以此可见拟诗中“我”之客观处境成分较浓。尤其是从“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两句可以看出作者为营求功名而旅食京师，但又仕途阻滞，想归却又不得归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再如在古诗《行行重行行》中，从“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以及“思君令人老”等描述中能更加明确地看出，表现的是思妇对远游丈夫的思念。而陆机拟诗却说：“游子眇天末，还期不可寻。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伫立想万里，沉忧萃我心。”比起原作，拟诗中思念之对象更鲜明地指向“万里”之外的家园。由此可见，陆机拟诗颇用心于思乡之情的抒写。

纵观陆机入洛前后的处境，我们不难发现，能够让陆机产生如此浓重思乡之情的时期，最有可能是在陆机入洛之后。在陆机远离家乡入洛期间，故乡始终是他内心最温暖的角落，也始终是他灵魂的一大归属。虽然陆机出生时，孙吴的国势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是毕竟陆机有一个显赫家世的庇护，在吴国灭亡以前他的生活还是较为稳定的。即使父亲过世之后，他也依靠家族，没有遭受什么困苦。而陆机离家北上，成为羁旅行役之人之后，对北方中原有诸多不适应之处，甚至时时刻刻处在北方人的各种歧视之中。《世说新语·简傲》记载:“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余嘉锡案:“士衡兄弟，吴中旧族，习于礼法，故乍闻道真之语，为之骇然失望。当时因风尚不同，南北相轻，此亦其一事。”北方中原的习俗、思想和自然环境，都与他所熟悉的南方有着很大不同，他身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看不到家乡的青山绿水，也吃不到家乡的美味佳肴。在此状态下，陆机自然会更加热切地思念故乡，而拟诗也就藉于此情多所著墨。

其次，从诗歌所塑造的人物来看，古诗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奔波于求仕的黄沙漫道，却又一无所获的文人，而陆机拟诗中的主人公却为入仕且不如意之人。如古诗《今日良宴会》诗中描写的是士人去参加“良宴会”的情形。诗人虽然是与会宾客之一，但很显然处于不得志的境地，因而无论宴会多么的欢乐，无法忘记的是仕宦和富贵之心的急迫以及高官厚禄无法可得的烦恼。所以，即使是在及时行乐的盛大宴会上，主人公的心情也是极为沉重的。人生在世，迅疾如雷，眼看着达官显宦高居要位，自己也想策马前奔，“先据要路津”，然而现实的困境却又无法改变，因此全诗给人一种坎坷失志的感受。而陆机拟诗改为：“闲夜命欢友，置酒迎风馆。齐僮梁甫吟，秦娥张女弹。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四座咸同志，羽觞不可算。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人生无几何，为乐常苦晏。譬彼伺晨鸟，扬声当及旦。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从“闲夜命欢友，置酒迎风馆”可以看出陆机根本就是举行宴会的主人。能举行这么大一场宴会，其主人的身份地位绝非一般人可比。陆机的拟诗还更大比例地铺写宴会之乐，只在享乐之际说出“为乐常苦晏”一语,诗意强调的是快乐不常在，让人要“及时享乐”，下言“譬彼伺晨鸟，扬声当及旦。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其意乃是恐时间流逝年华易老而功业未成，已无古诗自嘲怨艾之意，亦无古诗藉由自嘲所表现的深沉失志之感，更多体现的已经是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思想感情。古诗《青青陵上柏》云：“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以冠、带比喻达官贵人，写繁华热闹的洛阳城中，达官贵人互相探访，“冠带自相索”中一个“自”字表明主人公是处于冠带行列之外的。而陆机拟诗“名都一何绮！城阙郁盘桓。飞阁缨虹带，曾台冒云冠。高门罗北阙，甲第椒与兰。侠客控绝景，都人骖玉轩。遨游放情愿，慷慨为谁叹”，反复描写的是都城中的繁华富贵,却丝毫没有古诗那份边缘人的痛苦,拟诗所强调的就只是“遨游放情愿”，以“及时”之遨游,排遣人生短暂之苦,显然已无原诗失志之怨。再如《拟明月何皎皎》，原诗主人公只是“客”，为何漂泊在外，原诗并未言明。而拟作则直言“游宦会无成”，很显然是一位步入仕途且不如意之人。所以从这些内容来看，拟诗更符合陆机入洛后的身份，显然拟作应作于入洛后。 

第三，从《拟古诗》的创作方法来看，《拟古诗》深受玄学“言意”之辩的影响。通过对照古诗《涉江采芙蓉》与拟作可以看出,凡是古诗中的实景实物,陆机拟作亦用与之相对应的景和物进行置换,但“意”却基本保持不变。如古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陆拟为“上山采琼蕊,穹谷饶芳兰”；古诗“长路漫浩浩”,陆拟为“山川阻且难”；古诗“忧伤以终老”,陆拟为“踟蹰独吟叹”。总之，一篇之中,基本上是句句对应。凡是形象突出的地方,拟作和古诗都是基本对应的；凡是表现比较抽象的情感和行为时,意象之间虽不能硬性对应,但“意”还是基本相合的。可见，陆机在拟作古诗时给予了这样的尝试:将诗分析成“言”、“意”、“象”三个要素，同一个意可以用不同的物象来表达。所以陆机在拟作时大胆抽取原作的“意”,用自己新的“言”和“象”进行置换。而“言”、“意”、“象”三要素与魏晋时期玄学有极密切的关系。由此可知，陆机在创作《拟古诗》时对玄学是非常透彻理解的，否则不可能熟练地运用玄学观念去创作《拟古诗》。而陆机是入洛后才接受玄学思想的影响的。

陆机思想的最初来源，应当深受吴地文化传统影响。魏晋之际，河南江北一带兴起玄学，士族多空谈玄理，而河北江南地区仍固守汉儒传统，这一点前人多有论及。如唐长孺先生就曾指出:“其时江南自荆州学派星散之后还是继承汉儒传统，全未受什么影响，而与河北的经学传注之学相近。”可见，儒学在魏晋之际的江南仍占主导地位，吴地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史料来看，陆氏家族秉承的正是吴地的儒学传统。吴郡陆氏是江南望族之一，陆逊、陆抗父子都曾是吴国举足轻重的大臣。孙皓时，陆氏一族之中“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的盛况更能说明陆氏家族的显赫。然而，陆氏虽贵为皇亲国戚、江南大族，却并没因生活的优游富足而沾染上如中原士人那样的浮夸之习。史称陆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翟之臣”，陆抗“贞亮筹干，咸有父风，弈世载美，具体而微”。以陆逊、陆抗为代表的陆氏家族以国为家，忠心侍君，家族成员之间上下有礼，和睦友爱，是一个典型的深受儒学渐染的大家庭。陆机从自己的家族中继承了儒学传统，史载他“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可见陆机入洛前思想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而陆机入洛后，为了能和北方人更好地接触，他接受了玄学思想。《水经注》卷十六《谷水》载:

其泽野负原夹郭，多坟垅焉，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袁氏《王陆诗》叙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忽结阴，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逗宿，见一少年，姿神端远，与机言玄，机服其能，而无酬折，前致一辩。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此少年不甚欣解。将晓去，税驾逆旅，妪曰:“君何宿而来?自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王家墓。”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攒木蔽日，知所遇者王弼也。

这个故事本身虽不足信,但结合《陆云传》所说的“谈老殊进”却很明确地表明了入洛之后陆氏兄弟思想上的转变和进步,包括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思辨能力的提高。西晋玄学大盛,玄学对士人思想有很明显的影响,陆机虽“服膺儒术”,但在玄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背景下,为争取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能不对自己的思想有所改造以适应当下的思想情势,而其改造的方向即是玄学化。长时间受到玄风熏陶的陆机，才有可能熟练地运用“言意之辩”去创作《拟古诗》。

另外，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写道:“一日见正叔，与兄读古五言诗，此生叹息，欲得之。”这里的“古五言诗”说的应该就是《古诗十九首》一类的诗歌，“读”意即学习。“正叔”是潘尼之字，考察陆机的交游可知，陆机与潘尼的交往，是始于陆机入洛以后的。从“此生叹息”中我们感受到两层意思：一是被古诗中包含的思想感情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二是在产生共鸣的同时，又有一些不能尽其意的地方，显得美中不足，未免遗憾。这也就很自然的会产生“欲得之”的创作动机。这点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拟古诗》是作于陆机入洛后的。

退一步说，即使在陆机入洛前已经接触到《古诗十九首》，还存在一个能否被陆机接受的问题。从《古诗十九首》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来看，与入洛前陆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儒家思想分崩离析的东汉末年，它里面那些人生的感慨，生命的叹息，都是赤裸裸的展现，没有丝毫的约束与刻意的遮掩。像“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常苦辛”、“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等都是对儒家思想的反动。荣名、利禄、女色都被儒家视为道德的对立面，在道德和利益的取舍之中，儒家教义当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道德。尤其经过汉代历朝大儒的发展，言利无疑已意味着卑鄙无耻。而对于女色、性爱，古人虽然承认了“食色，性也”但转而又认为要“贤贤易色”，到了汉代，更是男女授受不亲，更别说如上的言辞出现在诗歌当中，因而后人对于这些诗都是不敢正视的。《古诗十九首》并非儒家思想窠臼之内的产物，与陆机入洛前出身儒学世家“伏膺儒术，非礼不动”的传统思想是不能吻合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拟古诗》内容的侧重点来看，还是从陆机个人入洛前后的身份来考察，或者是从创作方法上来探究，陆机的十二首《拟古诗》都有着明确的创作时间指向，那就是笔者认为的陆机十二首《拟古诗》创作于入洛仕晋之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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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朝[宋]刘义庆著,张万起、刘尚慈译.《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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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晋]陆云著,黄葵点校.《陆云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