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修辞技巧论的社会哲理内容

作者：李士金
论文关键词　朱熹　修辞技术　社会哲理

论文提要　朱熹在讨论具体修辞技巧的过程中，显示出许多重要的社会哲理内涵，就修辞本身而言，一切对于个人名利的追求都不利于我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不利于我们道德文章境界的升华，不利于我们整体修辞水平的提升，自然也就不利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与进步。

朱熹的修辞学说，在强调修辞本质问题的同时，也很重视具体的修辞技巧；其中，常包涵着很深的社会哲理内涵，这点同样成了其修辞论的重要特色，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分析。
1　讨论用字、反复手法时显示的社会哲理内容

1.1重视修辞用字的准确性与个人素养的关系

朱子很重视修辞用字的准确性，他经常说文字自有稳当的字，只是人们写文章时思考不精确罢了。在《朱子语类》卷139中他说：

苏子由有一段论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郑齐叔云，做文字自有稳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横渠云：“发明道理，惟命字难。”要之，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朱子语类》卷139，《朱子金书》第十八册第4293页)

在这里，朱熹连续引用了三个人的话强调对修辞用字的高度重视。一是苏子由论人做文章的话，意思是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或者是用来说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本来自然有合用的字，只是难以用得准确；二是郑齐叔的话，意思是写文章自有稳当的字，只是人们思量不到；三是张横渠的话：要表达新发现的道理，最难的是“命字”。这三个人的话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写文章修辞用字很不容易!所以，朱熹在引用他们的话以后紧接着就感慨地说：总之，写文章用字实在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的，也只是这几个字，为什么铺排得这样的安稳!由此可见，朱熹是何等的重视写文章的修辞用字。为什么圣人说出来的话自然铺排得那样安稳妥当呢?因为圣人说出来的是“天生成腔子”，他们的修辞用字当然十分恰当。朱子说的话前后并非等同的关系，前半是具体谈用字之难，后半是总的感慨文字自有它本身的内在规律，而把握、运用到何种程度则要看各人的文字功底。这就在讨论修辞技巧的过程中显示了深刻的对社会人文的关心：圣人说出来的话自然、安稳、妥当与圣人的天赋、修养、胸怀、境界、道德、知识等等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一般人往往说话乖谬还自以为是，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说话写文章须讲究修辞用字的重要性，讨论修辞艺术，不但是专家的责任，也是每个人都值得思考的课题。

1.2“每章重言”中显示的社会哲理内容

朱子非常注意文学的层次性，注意“每章重言”的修辞手法。例如，他在分析《东山》一诗时说：

章首四句，言其往来之劳，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见其感念之深。(《诗集传·诗卷第八》，《朱子全书》第一册第536页)

这里所说的“每章重言”就是反复的修辞手法，并且指出这种修辞手法在表达人物思想感情方面的作用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感念之深”。更重要的是，这种“感念”隐含着对为社会事业而辛劳、奔波者的高度赞美和深深的向往。

再如，朱熹在讨论《常武》一诗时说：

此篇王实亲行，故于卒章反复其辞，以归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非独兵威然也。序

所谓因以为戒者是也。(《诗集传·诗卷第十八》，《朱子全书》第一册第716页)朱熹在指出该篇运用“反复其辞”亦即反复的修辞手法的同时，还强调反复修辞手法对表达思想内容的作用是“以归功于天子”，并且这种对天子的赞美不是元谓的个人崇拜，而是远方人民对王道的渴望。任何战争都会造成对老百姓的损害，造成对国家和民族的创伤，但正义的战争之所以受到人民的欢迎，人民之所以愿意承受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和损失，是因为正义战争的目的乃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一切战争，使人民永远安居乐业。因此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天子也不应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感到自豪、骄傲，而是要以战争为戒，不让人民为战争而做出的巨大牺牲之成果付诸东流，不使后世的子孙继续在战争的伤亡中痛苦地生活。

2　讨论宋代名家作品修辞问题时所显示的社会哲理内容

朱熹对一人一作的优缺点不但能从文字修辞上进行系统分析，而且在这种分析过程中还能联系做人的道德含义与客观效果，显得十分透辟。例如，他的学生问范太史文章如何，朱子说：

他只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如《唐鉴》虽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评论总意不尽。只是文字本体好，然无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处。无气力，到后面多脱了。(《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06页)

首先肯定范太史文的好处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即是说，自己有什么，说什么，实实在在，很难得，因为根据自己的见解，实事求是地讲话、写文章，是难能可贵的，总体上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人出发点一般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不像那名利熏心的人，总喜欢矫揉造作、虚假不实。但是不是这种人说话写文章就一定很完美呢?不是的。如范太史写的《唐鉴》虽然是不造作的好文字，但在修辞上往往照管不到，评论也总是意思表达不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朱熹具体分析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精神”，所以才会有照管不到的地方；一个是“元气力”，所以到后面含义多脱略，意思表达不清。“无精神”与“元气力”有相通之处，但又有区别，相同的是都缺乏进一步深入的能力，不同的是前者偏向于内涵的精神，后者偏向于生理的气力。当偏向于内涵精神缺乏的时候，导致写文章有照管不到地方；当偏向于生理气力缺乏的时候，以至于越到后面就越没有气力，语言文字就会多有脱略。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语言修辞与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和天赋的生理气力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再比如，朱熹分析宋代名家作品修辞气象的根源说：

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首卷《潜书》、《民言》好，如古《潜夫论》之类。《周礼论》好，如宰相掌人主饮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论皆然，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如此好。(《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00页)

朱子为什么在这里赞扬李泰伯的文章?因为李泰伯的文章学问根源是从经中得来的，虽然道理浅显，但都是从大处立论。他的《潜书》、《民言》好就好在如古人的《潜夫论》一样阐述的是人世间深微的生活哲理。《周礼论》好就好在它讨论了宰相与人主的关系，怎样才能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健康发展。他的议论往往是如此，所以他的文字气象总体上就好，很使人欣赏爱惜。而且，朱熹认为这与整个时代的风气有关系，那个时候，全社会的状况好，方兴未艾，所以，在个人的作品中体现了出来。在讨论李泰伯文章修辞的根源时，朱熹还将老苏父子的情况与他进行了对比：“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00页)老苏父子文章修辞的根源是从《战国策》得来的，所以都是从小处立论，欧公比较喜欢他们的文字气象。朱熹还讨论了李泰伯晚年参道的情况，李泰伯有一记说达磨宗派很详细，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参究工夫的。朱熹感慨地说，以李泰伯的文章比较现在人写的东西，今日的文章就像三日新妇一样不成熟。某些人的文字，有什么见识?太浅薄了!

朱熹在讨论宋代名家文章修辞的具体问题时，不但拿李泰伯与苏氏父子相比，而且还以时文与李泰伯的文章相比，单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出了社会人文的三个层次：李泰伯、老苏父子、时文。文章是人的胸怀抱负、道德境界、内在气质、精神风貌、知识能力的综合表现，不同的人品、不同的社会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文章修辞风貌。朱熹强调的是人品、性格、后天学习渊源等与文章修辞气象之关系，强调作文修辞必须从大处着眼，抓住本质。朱熹认为，如果我们真想学好写作，有真正的修辞工夫，就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我们之所以要重视一切可以运用的修辞方法，正是为了准确地表达社会人生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3　“天生成腔子”修辞观中所包含的社会哲理内容

朱熹关于“天生成腔子”的著名论述本身就自然包含了修辞技巧的内容。但由于不能理解他的“天生成腔子”修辞观所显示的社会哲理内涵，人们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例如，罗根泽先生说“本来样子的组织部分是天生腔子，修辞部分是稳当底字。”(罗根泽，1984：197)这种解释割裂了“天生成腔子”与“稳当底字”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忽略了朱熹讨论具体修辞技巧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哲理内涵。因为既然是“天生成腔子”，就自然是用了“稳当底字”，亦即恰当地运用了语言文字，这其中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各种社会哲理在文章中的自然表现。

“天生成腔子”在形式上是从用字开始谈起的，是从修辞的角度立论的，是朱熹理想主义修辞观的一种著名的表达方式。朱子在赞扬司马相如为“赋之圣者”时说：“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可见得“天生成腔子”是“自在流出”的文字。他在与学生讨论时说：

林艾轩尝云：“班固杨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今看来

是如此。(《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289页)朱熹为什么如此强调说出的文字，或者说“自在流出”的文字?联系他对修辞用字的高度重视，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班固杨雄等人“做文字”的“做”不正是对文章修辞的用功吗?为什么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自在说出的文字呢?“做文字”与“恁地说出”这两种情况那一种是更加注意修辞技术的呢?从表象上看，是“做文字”的人，“恁地说出”的人似乎不如“做文字”的人认真。这就是一种矛盾：既然朱熹十分重视修辞技术，为什么更赞扬“恁地说出”的文字?我们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做文字”与“恁地说出”的含义，了解这两种写作状况作者的背景。联系朱熹的其它文字可以得知“恁地说出”的真正意思是“自在流出”的文字，接近于“天生成腔子”，当然是难得的好文章：“做文字”的真正意思是相对造作的文章。比较远离于“天生成腔子”，当然比“自在流出”的文字要差一些。那为什么用心“做”的文字在修辞技术上反而比随口说出的文字工夫差劲呢?就是因为这两种写作状况作者的背景不一样，准确地说，“恁地说出”的人，在胸怀抱负、文化修养、知识能力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比“做文字”的人强，所以一旦有感而发，修辞造句就自然而然，自在流出，稳妥恰当；而“做文字”的人在对社会、自然、人生等等的认识水平上，在气质抱负上，在对理想的追求上，不如“恁地说出”的人。所以，虽然他们写文：章努力用功夫“做”，但在修辞用字上还是不如自在说出的人工夫深，工夫自在修辞之外，正是这个意思。朱熹为什么一方面那样高度重视修辞技巧，又特别强调修辞作文之本质?就是因为修辞技巧与修辞本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一个人的文章修辞水平如何，一个人的文章气象、风貌如何，是由一个人的胸怀抱负、内在气质、道德境界、文化修养、知识能力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胸怀抱负、内在气质、道德境界、文化修养、知识能力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到底怎样，又是由先天的生命遗传结构层次、健全程度与后天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决定的。先天的生命遗传结构层次、健全程度如何，也许我们的当事人，难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后天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我们个人的努力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切对于个人名利的追求都不利于我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不利于我们道德文章境界的升华，不利于我们人类整体修辞水平的进步，自然也就不利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与进步，这也是朱熹在讨论具体修辞技巧时所包含的社会哲理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