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和《文心雕龙》二书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前骆鸿凯等学者均认为刘勰的文学思想对萧统有很大影响，而现在清水凯夫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对《文选》没有任何影响，傅刚先生认为二者间存在不小的差异，《文选》更接近任昉的《文章缘起》而不是《文心雕龙》。要全面分析刘勰和萧统的文学思想及关系，那将是系统而复杂的工作。本文只从二人对赋的看法着手，分析其异同。
《文心雕龙》论赋主要集中在《诠赋》篇，其他各篇也有涉及。总体上看，刘勰把赋分为大赋与小赋两类，大赋在题材上以“京殿苑猎，述行序志”为主，体制风格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小赋题材则以“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为主，体制风格是“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两种体制的赋作不仅题材不同、风格各异，结构也不一样。《文选》选赋十五种十九卷，前十卷基本上是骋辞大赋，后九卷主要是体物抒情小赋（卷十一“游览”类中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为小赋，鲍照《芜城赋》应属大赋。另“宫殿”和“志”两类也属大赋）。从题材上看，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等四类赋，他多选汉大赋名篇，这与刘勰相同。而“游览、鸟兽、物色、哀伤、情”等几类赋，《文选》所选的多以魏晋小赋名篇为主。这显示出二人在赋体分类上的近似。但细察之，两人又有所不同。
刘勰在《诠赋》篇中提到“辞赋之英杰”十家，其中宋玉、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八家与《文选》相同，所列赋作也相同。后人多据此认为二人文学观念相同，但这些多是公认的、已有定评的赋家赋作，这在前四史的列传部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评论中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这一点上的相同难以说明两人辞赋观的相同。
对大赋的评论，《诠赋》篇强调的两汉大赋有枚乘《菟园赋》、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扬雄《甘泉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重视它们“极声貌以穷文”、“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特征，而萧统则兼选了一些抒情赋，如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班固《幽通赋》、张衡《归田赋》、《思玄赋》之类，这些虽为大赋，但叙写过程中着重抒发作者的情感，“体物”旨在抒情而非讽谏，这比刘勰更能反映汉赋的全貌。对魏晋赋家的评论，刘勰未列具体作品，据范文澜考证，在所赞的“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中，他称徐斡“博通，时逢壮采”，评潘岳、左思“策勋鸿规”，称袁宏“梗概，情韵不匮”等，主要是重视他们的大赋成就，涉及的赋作可能是徐斡《齐都赋》、潘岳《籍田赋》、左思《三都赋》、袁宏《东征赋》等。其他诸篇论及的、属“选文以定篇”的大赋有扬雄的《羽猎赋》（《通变》）、冯衍《显志赋》、刘劭《赵都赋》、何晏《景福殿赋》、郭璞《南郊赋》（俱见《才略》）、司马相如《大人赋》（《风骨》）等，总计论大赋17篇左右，与《文选》所选21篇大赋比较，9篇相同，19篇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文选》中“纪行”和“志”两类大赋几乎元一论及。
刘勰肯定的“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小赋（属“选文以定篇”者）有，荀子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贾谊《鹏鸟赋》，王褒《洞箫赋》，王粲《登楼赋》，陆机《文赋》，成公绥《啸赋》，刘歆《遂初赋》，陆贾《孟春赋》，应贞《临丹赋》，张华《鹪鹩赋》，挚虞《思游赋》等，从其评语“靡密、穷变声貌、淫丽、绮巧、缛理有余、意在微讽、首发奇采、渐渐综采、循规以温雅”等，能看出他重视的是语言华美和思想内容的雅，即符合“丽词雅义”标准，也较重视其中的风力。而萧统则多选了抒写个人情怀的短赋，如向秀《思旧赋》、曹植《洛神赋》、潘岳《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陆机《叹逝赋》等。相比较可知，刘勰对《文选》所选的潘岳所有小赋、“哀伤”和“情”类赋，几乎一概不论。魏晋以后的南朝赋多为写景抒情的小赋，《文选》选录了5家7篇，刘勰也丝毫没有论述，从中能看出刘勰对南朝赋的贵族化和唯美化颇为不满，其实这在《文心雕龙》中多有表现，从《明诗》《定势》等篇都能看出。
就抒情小赋来说，二者选评不同者多达三十多篇，差异极大。
综上所述，刘勰与萧统在对已有定评的赋家赋作的评价上几乎没有差别。而对其余作品的态度则有很大不同，可见二人在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上存在差异。
一般认为，刘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论文主张“宗经”，要求“搞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强调作家写作要“达于政事”。他论赋时说“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铺也”，“受命于诗人”，是持传统赋论观。《诠赋》篇提到赋的创作标准：“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柔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是强调“丽词雅义”相结合，即做到文质相符。那刘勰是如何认识赋之质的?他提到的“雅义”指的是什么呢?《体性》篇中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明显和儒家经典有关，他又批评“逐末之俦”是“无益风规，莫益劝戒”，可看出他强调的“雅”，在相当程度上是指符合儒家规范，有讽喻内容。牟世金先生在论及此点时也说：“刘勰不满于‘逐末之俦’的赋作……固然出于其‘衔华佩实’的基本观点，但把‘佩实’具体化为‘风轨’与‘劝戒’，则无疑是上承汉人论赋的‘风谕’说。”
刘勰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美，也重视其中的“情”，认为文学作品的辞采必须为情性而设，依情性而定。若因重辞采而“为文而造情”，他是极反对的。《文心雕龙》特列《情采》一篇对此进行讨论，其中说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简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可见他认为作品中所抒之情应“真”，应是“志思蓄愤”类，目的是“以讽其上”。牟世金也说“他（刘勰）所谓的‘情’，既不抽象，亦非一般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而是饱满的愤激之情；不是无病呻吟或无的放矢，而有强烈的针对性：‘以讽其上’。”此外，刘勰论诗文时重视其中的风骨，前人对此论述已多，此不赘。他认为风骨是决定作品优劣的重要因素，并认为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大人赋》——“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道也。”可是《文选》却未收这一篇，在这一点上，它和《文心》有很大区别。可以说，大赋除辞采为刘勰所赞美外，“风力道”也是他肯定的对象，“逐末之俦”被批评的一大原因正在于它们“膏腴害骨”。对小赋他虽未强调要有风力，但还是批评了“才力沉膇”之作（见《才略》篇）。
《文选》大赋中“纪行”类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等，都是记自己旅程中的所见所闻，写景过程中渗透了情感因素，抒情性比较明显，“体物”旨在抒情而非讽谏。“志”类中班固《幽通赋》也以抒情为主，述志、抒情融会贯通。张衡《思玄赋》是抒发作者在现实中不得志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抒写个人怀抱及高尚情操；《归田赋》表达对黑暗政治的厌弃，对恬淡生活的追求。潘岳《闲居赋》是退居田园之作，赋中描写隐居环境，表现出怡然自乐思想，但实是自伤不遇之作。总之这几篇赋都以抒情为主，抒发作者个人怀抱、未遂之志。体制上非“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抒发的情感也非“讽其上”一类，所以得不到刘勰的重视。
小赋以抒情为主，魏晋时期文学摆脱了经学教义的束缚，主体意识增强了，抒发个人之情的作品大量出现，辞赋也不例外。封建时代各种遭遇文士的情感，大多凝聚在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从《文选》所选潘岳的小赋、“哀伤”和“情”类赋看，潘岳《秋兴赋》以抒情言志为主，感物哀己，以凄凉的秋景反衬凄凉的心境，表现细密的感情。他的其他作品也有类似特点，如《怀旧赋》为怀念旧时亲友而作，抓住几件最使作者铭感难忘的往事，表达出一种真挚强烈的感情，《寡妇赋》写任子成妻痛悼亡夫的悲苦情怀等。这些作品都是抒写个人内心的忧伤哀怨之情，谈不上有讽喻意义和风力。“哀伤”类其他几篇赋与之相同，如《长门赋》写陈皇后被废置后内心的深刻苦闷和无限悲伤，《叹逝赋》忧时伤逝，抒发对故国、故园和故友的伤悼和悲叹，《鹦鹉赋》反映作者不幸的遭遇，表达广大士人的哀怨等。“情”类几篇赋多是写男女之情，李善注此类赋说：“易曰：利贞者，性情也。性者，本质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别名。”可见此“情”是指“情色”而言，刘勰只提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称其“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是认为有讽喻意义而加以肯定的，对其余几篇则无一论及。此类中曹植的《洛神赋》是一名篇，赋的主体部分着重描绘神女美好的仪容，最后写分别，表现了无限惆怅哀伤之情，《神女赋》与之相似，赋作本身都看不出有什么讽喻意义。
南朝时士人政治前途捉摸不定，人生道路多有坎坷，因而多具感伤心态，对时令的敏感和离愁别恨成了此时文学的主题，《雪赋》《月赋》《别赋》《恨赋》等都是此类，多写个人感伤。南朝文学总的趋向是脱离生活实际的，作家所追求和创造的，大抵是那种精致、华丽和轻柔之美。
由此可见，《文选》所选潘岳的这些小赋，“哀伤”和“情”类及南朝的许多抒情赋，多写个人感伤哀怨之情，均是无讽喻意义、无风力，内容也称不上雅正的作品，少了建安诗歌的慷慨悲壮，增加了缠绵悱恻，这与刘勰所重视的风格相去甚远，而萧统则宽容得多。
身为太子的萧统，自小就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并身体力行实践儒家教义，其文学思想也不能不受儒家影响，在诗的定义上，他采用《诗大序》的说法：“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对文学的看法上，他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都显现出这一点。”他也重视赋的讽谏功能，如评陶渊明时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不过在具体选录作品时他不是太注重这一点，《文选》选赋有反映儒家思想的，也有反映道家思想的，有旨在讽喻的，更有纯抒一己之怨情、无讽喻意义的。萧统选文的标准，可大致认为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所谓的“文质彬彬”，讲求情义与辞采兼备。相比刘勰而言，他虽也主张文质并重，但对质的理解较少受汉儒的束缚，而且更重视辞赋的语言美，也不排斥赋中的抒情之作。在南朝，赋越来越贵族化、唯美化，合乎萧统取舍标准的也不会多，但是《文选》还是收录了七篇，江淹《恨赋》《别赋》这样辞采风格上偏于趋新派的作品，也因其合乎“沉思翰藻”的标准而人选。刘勰对刘宋后的所有赋家赋作均未论及，与萧统相比，他较多地保留了“尊经尚古”的文学观念，对魏晋以后“厌黩旧式，穿凿取新”（《定势》）的风气颇为不满。他推崇雅正内容和巧丽词采相统一的文风，而对雅正内容的理解又倾向于儒学规范，比较狭窄，对无现实内容、柔弱淫靡的抒写个人情怀的作品多有不满。譬如他曾批评建安文人乐府：“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乐府》）对魏晋以降那些写个人情怀的赋作很少论及，亦与此有关。
萧统受儒家思想影响很重，但他也无法摆脱时代风气的影响，故论文时重视情感的抒发，但他对所抒之情的性质没有特别要求，建安诗歌那慷慨激昂之情是他所重视的，魏晋以降那纯粹的个人哀伤之情他同样喜爱。刘勰指责的所谓“淫荡”、“哀思”之作，均是无风骨的作品，他却专列“哀伤”一目大量收录。从中能看出，他们对文学作品抒发情感的要求是不同的。相对来说，萧统不太注重文学作品的风骨。他论文要求文质彬彬，重视作品的辞采、内容及抒发的感情，有无风力似在其次了。这从其不选刘勰所赞的有“风力”的作品、不提刘勰专门提到的“时逢壮采”的徐斡，均能见出一斑。
总的说来，他们二人对赋体写作的要求不同。由于坚守儒家文学思想，刘勰论赋时除重视语言的华美外，还重视有讽喻意义，即使是抒情，也重视“讽其上”一类，而且较重视有风力的作品，对无现实内容、柔弱淫靡的作品很少论述。萧统虽也强调作品的“雅”，但要求远不象刘勰那样僵硬，是更注重“丽”的一面，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不太强调作品的风力所以选录了大量艺术性强的写景抒情小赋。由此可见二人的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有较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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