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农业经济对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内陆文化形成一种传统与定势。“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这种农业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对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冯友兰先生说：“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中国古代诗歌作为古人感怀与思考的结晶，也由于农业文明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人文特征，表现在主题内容上，便形成了以下几个种类：厌战惮徭，乐情田园，闺阁愁怨，叹老惜逝等等，试分述之。

一、厌战惮徭，征夫悲恐

历史上，中国西北部繁衍生存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流徒不定的游牧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利则进，不利则退，由于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无法“往来转徒，时至时去”，中原民族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当王朝处于积贫积弱的时期，便常常内忧外患蜂拥而至，战争与杀戮不断。

游牧或商业经济以资源流动为运作机制，战争作为引起资源流动的手段之一，人们可以用它来夺取其它地方的资源以弥补本土的不足，从而使战争获得一种隐性的认可。农业经济则不同。钱穆先生说：“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对于农民来说，土地的固定性、可重复利用性决定了他们与土地之间相互胶着的关系。清人张英在《衡产琐言》中说：“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速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优盗贼。……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艾黄垦辟，仍为殷实之家。”种在地里的庄稼是受生长规律制约的，“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则不愿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业常感满足而实不富有。”然而，战争作为一种对日常耕作的破坏力，非但不能使人们不能在日复一日的农业生产获得安全感，而且易于造成生民流离、无地为生的后果。再者，战争带来的徭役也会影响到家庭劳动力的减少，使农耕生产难以为继。这些都直接导致人们的厌战、反战情绪。

从西周末年开始，中国文学史上充满着对战争厌倦的眼神，充斥着对战争的诅咒与控诉，还有因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而引起的忧虑和哀伤：“王事靡监，不能靲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诗经·唐风·鸨羽》）“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经、小雅·鸿雁》）“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诗经·小雅·何草不黄》）行役在外，不能在家稼穑，任田野荒废，家人饥荒，老幼无怙。这时战争给征夫带来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性命之忧，更多的是他们不能尽孝尽慈的心灵煎熬。之后，每遭乱世，这种厌战诗就会大量出现。建安文学因为凝结着诗人对于战争的反思、对生民的怜悯而形成独特的建安风骨。一代英雄曹操，面对战争惊人的破坏力仍不免吁叹：“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杜甫的《兵车行》中用大段记言的手法反映了当时百姓面对战争的真实心态：“行人但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人们在沉浸于盛世之音时，面对忽如其来的铁马金戈，其苦痛和疲乏可想而知。战争引起的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普通百姓最直观的灾害。“行人”的大段告白中重点突出了被战争毁坏了的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荆棘丛生，百姓在战争的缝除中无处求生的情形。诗人在诗的末尾发出生男不如生女的感慨，正是在绝望的状态下对常规思维的一种反向表达。

二、乐情山水，陶然田园

可以说，中国之所以出现隐逸文化，与农业经济形态不无相关。农业是山水间的产业，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日常生活、生产都在山间田野。费孝通先生说道：“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这种与山水田园的长期亲近、厮磨，使人们的心灵、情感更易于贴近大自然，与大自然产生亲切的生命共感，达到与自然间的主客交融、物我为一。《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安土与乐天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展示了出来。这种民族性格体现在文人士大夫身上，山水田园也就隐含了独特的安贫乐道、隐逸逍遥等人文因子。对于厌倦了官场狗苟蝇营之后的士人来说，回归山水田园的怀抱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历代“采薇”之歌不绝于耳，文人已将山水田园视作自然本真的象征和心灵寄托之所。

《诗经》中已经有了隐逸思想的萌芽：“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在采桑的闲暇中，“桑者”的视角和情感体验已渐渐从具体的劳动形式解脱出来，有了将田园作为审美观照的朦胧意识，并且成功地实现了精神超越，体验到了属于高级精神层次的悠然之美。诗经中其它类似的还有《陈风·衡门》、《卫风·考槃》：“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考槃在涧，硕人之宽。”陋室之下，泉水之畔，清风明月，悠然自得，诗人们怡情山水的情趣在诗歌中同样可见。魏晋是山水诗的起源期。西晋永嘉之乱，北方世族相率南迁，由于南方沃野早被土著世族占光了，北方世族大多转向山区，在山清水秀的江南胜境建造庄园、开拓土田。出庄园经济搭桥，山水田园与士人在这里得到最完美的结合；山水田园造就了士人的审美趣味，而山水也随着士人的视野正式进人文学题材，占据重要的一角。陶渊明率先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他的诗句构建了一个静谧的田园世界，将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的性格完整地展现出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透露的是诗人在田园问的自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写下的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独特体验。王维笔下的村景淳朴至极，让我们体会到诗人籍田园达到的心灵涅槃：“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慕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李白、辛弃疾两大文豪用诗词隔代相应，抒写独与山亲的志趣：“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辛弃疾《贺新郎》）朱敦儒甚至幻想自己是天上管理山水的郎官，以示其爱好山水的天性：“我是青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朱敦儒《鹧鸪天》）古代士人在“建功立业”后辄思“解甲归田”，这种独特的心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经济主导的生活方式造就的。 

三、闺阁含愁，弃妇抱怨

农业经济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为基础，人们用“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衣、食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问题。一个家庭内，“男子力耕”，“女子纺绩”，以“耕”为主，“织”作为一种辅助性生产方式存在。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以劳动强度来维系的，男性劳动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农耕生产中能够发挥比女性更大的作用，这直接导致了男性在社会、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和女性的附庸性格。

关于女性的屈从地位，古人有周备的论说。《大戴札记》曰：“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大戴礼记，本命第十八》）《白虎通》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白虎通卷七·三纲六纪篇》）这些都默许着男性的绝对权力，他们在感情生活中掌握着主动权，可以任意选择，而被父权制秩序的意识形态所铸成的女性，唯一可做的只有接受，或者是守候。

早在父系社会晚期，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之女一声“候人兮猗!”即开创了中国古代女性“家园守望者”的形象。中国文学史上，女性在满怀希望的等候中及希望破灭之后抒发的重重叠叠、反反复复的哀怨形成一部洒洒洋洋的弃妇、闺怨诗史。《诗经》中，有女性被抛弃后发出的“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卫风·氓》）的理性反思，也有“能不我畜，反以我为仇”（《邶风·谷风》）的倾情控诉。汉乐府中，“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白头吟》），写就的是女子的爱情受挫后的清醒与痛楚；“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有所思》），呈现的是女子敏锐而刚烈的情感性格。南朝乐府民歌中，女人面对负心的男人时而作痛快淋漓地讽刺：“依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还暮西。”（《子夜歌》）时而又作无可奈何地絮叨：“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懊依歌》）这些民歌乐府中因保留了更多民问原生态感情而真实。从汉乐府开始，闺怨诗中有大量代言体出现，这类诗作者大多数是男性，他们以自伤身世的女性形象出现，虽然他们多有借女性爱情失意之杯浇自己政治失意块垒的动机，但是闺怨题材的反复使用，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在古代社会农业经济环境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感情失衡的真实情状。

四、伤春悲秋，叹老惜逝

农业经济靠天吃饭，掌握好时节是生产顺利运行的关键。《尚书·皋陶谟》云：“百工惟时。”《尚书·洪范》云：“岁月日时无易，百毂用成。”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以胜食也。”在科技落后的古代，自然节候的变化对农作物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季节出现不同的物候特征，需要随之进行不同的农事活动。从播种、生长到收获，无不需与四时、四季相对应，人们不能不对时节予以特别的关注，这造成了人们对季节交替、时节运行的特殊敏感。《文心雕龙·物色》曰：“春秋代序，阴阳惨好，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寒来暑往，春去秋来，自然景物的变化显示了时间的推移。时间无时无刻不在流逝，流逝即是过往，这种不可逆性使人们生发出时光飘逝的迅疾和人生苦短的诸般无奈。《山海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日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万父追逐不舍的日影，从一个方面来说也就是被自然力带走的时间。屈原在《离骚》中这样说道：“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日已将暮，却路途漫漫，时间流逝引发的焦虑与不安，诗人只能通过“令羲和弭节”这样的幻想来缓解。这种对时间不舍的意识在后世沉积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隐显明暗的交叉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括，有时只须些微触动，即可令人生出强烈的感受。谢灵运《豫章行》这样表述：“短生旅长世，恒觉白日欹。览镜睨颓容，华颜岂久期?苟无回戈术，坐观落崦嵫。”坐看时间流逝，生命渐老，却悄然无奈，如何不动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写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永恒的月与人短暂的生命形成映照，凝出一种旷古哲思。至于清人黄景仁在其《绮怀》第十六首中所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著鞭”——因人生苦闷过重而希望太阳快些落山、人生旅程快些结束，则更多地是一种激愤的抒发。其深层贯穿的，仍是对蜉蝣一生的惜叹。

农业文明对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作为一种日常践行的生活方式，使中国诗歌形成厌战惮徭、乐情田园等主题；作为一种渗入民俗的生产方式，使中国诗歌形成闺阁愁怨，叹老惜逝等主题。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写到：“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安息为本位，才会乐情山水、叹老惜逝：以家族为本位，才会有厌战惮徭、征夫恐悲；以感情为本位，才会闺阁含愁，弃妇抱怨。当然，农业经济作为渗入人们生活习惯的一种生产文明，对诗歌主题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还包括因“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乡土情结、羁旅之思主题；因农业生活的艰辛而产生的怨刺忧戚、悯民伤农主题，由小农经济因循守旧的生产模式而产生的尚古怀旧主题等等。从农业经济与文学之关系这一层面来探讨中国古典诗歌，我们可以对其主题的形成获得更多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诗歌的内涵进行更透彻地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