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是一个粹然儒者，《清史稿》称其“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①[注: ①刘熙载兴学育才，传承孔孟之学，并注重笃实践履，这与胡瑗同。]。他在晚年所撰自传性《寤崖子传》中说：“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门户。”“迁善改过”是儒家自我修养的根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刘熙载在自述中以此自称，可见他不仅主张且以身实践着儒家道德修养。咸丰帝曾赐他“性静情逸”［1］四字，胡林翼以“贞介绝俗”［1］特别推崇。在他督学广东时，曾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认为学圣贤应先从这些开始。他所撰的《持志塾言》、《读书劄记》、《游艺约言》和《艺概》等书中都表现了其书生本色和儒者气象。刘熙载“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2］13158，就是把陶渊明当作这种典范而以此笃实践履的，可谓遥承陶氏意趣。
一、“大要出于《论语》”
陶渊明的价值是一个逐渐彰显的过程，特别是到了宋代得到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学家和学者的钦慕，他们推崇陶氏独立的人格和创作任意无为的精神。之后不同时代对陶氏有不同的阐释，清代人对他也别有体悟。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考据之风盛行，崇尚博闻实证，影响到文学上表现为重视学问，许多文人和学者在谈文论艺时强调学问与人格的并重。钱谦益“诗有本”说、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都注重诗人的胸襟及强调诗文须根柢于学问，并且认为诗人思想道德和艺术素质两方面的修养是写出诗意深厚、诗境质实之作的前提。沈德潜“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3］。这里的“胸襟”大约是先天秉性和人格器度综合的素质，“第一等真诗”是需将人的胸襟、人品与学问融为一体。陶渊明的诗并非只直抒性情而已，洪亮吉说：“人但知陶渊明一味真淳，不填故实，而以为作诗可不读书，不知渊明所著《圣贤群辅录》等，考订精详，一字不苟也。”［4］可见，陶渊明的学问不一定以“故实”的形态出现，“真淳”也需读书，需要学问的依托。那么当诗人将学问与人格融为一体并达到一种化境时，即便自出机杼，亦为精深之言，陶渊明卓尔不群的人格何尝不是从学问中汲取营养。他的诗冲和平淡，其骨髓却在于“厚”与真性情，此皆因他有伟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修养。
“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5］224 可以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认为陶渊明是出于儒家，清代却能踵事增华，使陶渊明为儒家说成为一种特色，认为陶氏几乎可以列于孔门，是儒家中的典范。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梁章钜的《退庵随笔》、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都认为陶渊明其人其言都符合圣贤之道，这体现了清代的文人学者对儒家人格修养的重视。刘熙载对儒家思想也有他独到的体会。他赞赏陶氏诗文的高明，但更加推崇他的人格魅力，认为陶渊明是因崇高的人格，才有他诗文的通脱率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通常认为陶氏受玄学思想较深。萧统、朱熹就主道家之说；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主张新自然主义说，说陶渊明始终是天师道的信徒，是外儒内道之人；朱自清认为陶氏的主要思想在道家［5］224。而刘熙载却提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然陶氏的诗似乎与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不符，那么刘氏是怎样理解的呢。“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6］54“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6］55
颜回“忧道不忧贫”，有圣人淡泊之志；曾点能与人偕乐，何尝不能自乐；而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陶渊明在《述酒》、《拟古》、《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杂诗》等诗中表现了“忠愤”之情，并提到了许多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诗书敦宿好”（《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并一再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自勉“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他在当时找不到知音，于是打破时间的界限，心游于千载，发现了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古人，并说“何以慰吾怀，赖古此多贤”（《咏贫士》）。刘熙载从陶渊明的诗中窥见的是作者的人品。“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至语气真率，亦不夸，亦不让，亦令人想见其为人。”［7］583刘熙载把陶渊明归入儒家，认为他那种胸襟是儒家自我人格修养的表现。所谓“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这种“道”在刘熙载看来就是儒家之道，他从陶渊明那些描写田园生活、悠闲自在的诗句中深触到一位儒者的情怀。陶渊明的“真”也不是自我标榜，而是他能诚以待己，拥有高尚的道德，而这一切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孟子?尽心》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陶渊明以他这种真诚不仅是道德的真诚，而且是人性的真实感动着许多人，并将这些率真地表现在自己诗文中，正是这种感人的内在思想品质，再加上清新自然的风格和真挚的情感，才有其诗文的厚重。
沈德潜《古诗源》中在《饮酒》其二十中的批注说：“晋人诗旷达者徵引《老》、《庄》，繁缛者徵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8］他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该首诗而言的，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论：“照本书所引（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有余。那么沈氏的话就有问题了。”［5］224 他还认为“真”、“淳”都不见于《论语》，是道家的观念。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以引用次数来判断某位作家的思想，“真”、“淳”虽不见于《论语》，但儒家的“诚以待己”的思想何尝不能反映陶渊明的真性情。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思想中既有儒家的又有道家的，刘熙载没有像沈德潜那样认为陶氏“专用《论语》”，而是“大要出于《论语》”。由于“中国有文字的文学的根，只能求之于儒家的经”［9］11，儒家是文学的主流，它发展了“仁义”的这一面，并非排斥道家“虚静”的一面。“道家‘虚静之心’与儒家‘仁义之心’，可以说是心体的两面，皆为人生而所固有，每一个人在现实具体生活中，经常作自由转换而不自觉。”［9］10刘熙载从陶渊明身上看到了强烈的儒家的精神，却也没有排斥他身上的道家思想，“他一生品格立脚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不屑不洁‘的狷者，到后来操养纯熟，便从这里头发现出人生真趣味来”［10］。刘氏并非为顽固的守道士，而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其“生平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2］13158。可见他是对儒家的精神的深刻理解后，才看到陶渊明的志趣的。
二、仕、隐与“君子之志”
陶渊明虽过着隐居生活，却是符合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精神。刘宝楠说：“孟子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1］261又有“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1］ 303。陶渊明并非遁世不问世事，他人品之高，与儒家这种天下无道则隐，以修身见于世之义相合。正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1］262。陶渊明知富不可求，乃从其所好，回归自然。所谓“圣人之不苟仕，存其义也。此与仕以行义，其心一而已矣”［7］542。陶渊明诗文的“真”是从胸臆中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他隐逸并非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刘熙载说：“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6］55“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6］18
陶渊明文章的归宿及他人品素养高、心胸开阔是因为他志向的高洁。刘熙载在陶渊明身上所体会到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正而实的志向，且用自己一生的言行实践着儒家的理想。因此，陶渊明不是遗世独立、保持清高的人，他在诗文中情感真挚且深厚，如一股浩然之气在萧散冲淡的意趣下激荡着。“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6］55又“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6］55这种真性情的表达需才与学，更要有操守。正与刘熙载所提倡的 “文当兼‘尊’、‘亲’二字。高风亮节，尊也；深情厚谊，亲也”［7］582的主张一致，且与他自身的一生“表里浑然，夷险一节”［1］的行为相契合。
刘熙载对仕与隐的观点与《论语》中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在《持志塾言》中曾说：“志于隐，志于仕，皆不可谓之立志。盖此乃境，非志于道也。君子之志，惟欲随在尽所当尽而已。”［7］4“对避世者言，则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对干时者言，则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可以观其合矣。”［7］30“成仁取义，不独当懔之死生之际，凡外富贵贫贱及一切之境，皆不可须臾忘之。”［7］38“处逆境，能宽解而不自苦；处顺境，能抑损而不自奉。世俗或遂以此为难及，不知一境有一境当尽之事，此未足副其实也。”［7］38
不管身处何境，仍须以仁义唯上，不忘自身修养。可见志不当在境而是在道。正所谓“时有造次，而心不可造次；时有颠沛，而心不可颠沛。每当造次、颠沛时，须念之”［7］44。儒家君子之志就是为人处世的立足点，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尤其是在名利权贵前，不阿谀怯懦，卑谦乞怜，又非书生意气，逞气争强；而能始终坚守志向，锻造深醇的涵养。在刘熙载看来，遵循儒家仁义的宗旨不仅能提高自身的境界，而且是文人救世的良方。儒家的“三不朽”中就将立德放在首位，只有自身有了根柢，才能将仁义惠及百姓。而他在陶渊明身上看到了这种志趣，这也是他自己一生所孜孜以求的。
刘熙载处在清末，恪守着儒家济世之道，他把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道，坚定儒家圣贤之志，其志洁行芳是值得敬佩的。正如陈澧所言：“先生之醇德清风，人尽知之。先生之硕学，则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于一世，远侪于古人，则知者益寡，有相与愕眙耳。学政一官，世所艳羡也，先生为之未满任，告病而归。盖世之人皆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羡，而惟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12］陶渊明岂不是于其心有戚戚焉。然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是远绍孔子的遗意。《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并津津乐道于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论语?述而》）。陶渊明的诗文和一生的形迹不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吗？刘熙载非常崇尚这种品德和精神，自己一生也在不断追求和实践着。在他的教学笔记中也常常有所体现。“贫与死皆常事。惟不忧道而忧贫，不闻道而死为可惜耳。然则知富贵寿考者，亦可思矣。”［7］556“圣贤只是亨于心，境不足道，于此可知孔、颜乐处。”［9］556 “隐居求志，乃能行义达道，凡事皆然。观闭门造车者可见。”［7］566 “君子在贫如客。然岂惟贫哉？处富及处贵贱、死生、皆当如是。”［7］567在其诗中“志士遇穷困，好修常自娱”［7］493。“处境意常适，道在齐亏盈。” ［7］494正因为道溢胸中，充盈自足，所以无论处于顺境逆境，都能恬然自适，随遇而安。由此可知，在刘氏看来，陶渊明的文章和一生的行迹都是对《论语》最好的诠释。
从刘熙载对陶渊明的理解来看，我们也可知其为什么特别重视人品了，因为这种人品就是儒家理想的自身的现实体现。也许诗文与个人的才学有关，但对更多人来说，诗文是心学，是表达性情的方式，倘人们具有胸襟与品德，就可使它具有感染力。“决定作品价值的最基本准绳，是作者发现的能力。作者要具备卓异的发现能力，便必须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须有卓越的人格的修养。”［9］6他在《艺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6］82“诗以悦人为心，与以夸人为心，品格何在？而犹浇浇于品格，其何异溺人必笑耶！”［6］83“ 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徐、庾两家赋所由卒未令人满志与！”［6］104
刘熙载首次开宗明义地提出“诗品出于人品”，既是对前代的总结，也是他自身独到的体会。“人品悃款朴忠者”是指居庙堂而忧民，居江湖而忧君的品格；而“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则是指不阿谀权贵，安于贫困，超然出世的品格；“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则是利口伪德的徇私小人了。“尚才不如尚品”都可见他对君子崇高品德的推崇和对媚俗的小人的深恶痛绝。这里需辨析一下诗品与人品的关系。应该把人品的高下和作品结合起来判断作品的高低，以人品的高低标准定诗品。人品的标准在其《持志塾言》人品篇中说：“观品者观其志与行”，“喜怒、语默、行止、去就、利害、毁誉皆可征心以定品”。这样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道德准则为人品的标准。他肯定“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6］93 。“圣人所恶者，舍狂狷而就乡愿也。”［7］575他肯定坚持正道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表现，否定“乡愿”虚伪之徒。当然“心画心声总失真”（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六）的现象刘熙载并非没有注意到，所以他也特别强调言行一致。我们在其作品中可见他始终把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又以此来规范人品，这正是其思想特点的反映。“以儒家思想作平日的人格修养，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转化、提升而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与客观事物相感，必然而自然地觉得对人生、社会、政治有无限的悲心，有无限的责任。”［9］14他一生也是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参考文献：
［1］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m］//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2］赵尔巽.刘熙载传［m］//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7.
［4］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7.
［5］朱自清.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m］//朱自清.朱自清序跋书评集.北京：三联书店，1983.
［6］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刘熙载.刘熙载全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8］沈德潜.古诗源 ［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4.
［9］徐复观.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0］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m］//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9：10.
［11］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 ［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陈澧.送刘学使序［m］//东塾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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