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五年，阮元出任浙江巡抚，随即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选拔“好古力学”之士读书其中，“日聚徒讲议”，每月课士，越二年，“简其艺之佳者，刊为《诂经精舍文集》”。《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本人“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文集》所选文章，可以大致推测阮元作为“在上者”意欲在诂经精舍开辟怎样的学风，意图引导诸生步入怎样的学术门径，与此同时，也可反观阮元之学问认同。
一
阮元督学两浙时，观察到当地“说经之士虽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所谓庸近，大概指泥于近人之学，不能往上探寻古意。其自称“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可视为脱离“庸近”的过程。阮元手定《诂经精舍文集》，不以惯常的“说经之作”为开篇，有意以“六朝经术流派论”为起首，或因六朝上接两汉下启隋唐，可引导学生摆脱“庸近”。综观《诂经精舍文集》内诸生所撰“六朝经术流派论”，旗帜鲜明，大体上围绕李延寿“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论点展开，火力集中，全力反驳李延寿的论断，认为北学胜过南学，考察诸人往复辩难之处，颇可见一时学风所向。
阮元引导诂经精舍诸人辨析六朝经术，因其有着特殊的地位。金廷栋指出：“汉学穷经则经明，唐学疏注则注明”，六朝在其中承接上下，处“汉学已往，唐学未起”之时，因而“六朝诸儒之为功经术不少。”为功经术，大概在保存前人师说不至中断，所谓“六艺之事，固未易言，六朝之学，殆犹近于古矣。”由此既可上探古意，也能下观隋唐经术，颇能符合阮元的意思，所谓：“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由此推演，六朝之诂，去汉儒为近。不过六朝毕竟不同于两汉，在六朝之前，儒者“各守家法，必从一家之言，以名其学，所谓某氏之学，某氏弟子是也。”永嘉之后，六朝经术因承袭师说不同，分为南北迥异的流派，辨明南北孰优孰劣之后，才能寻何种路径接近、承袭。汪家禧被阮元、臧庸、许宗彦等人认作诂经精舍经术最深的学生，他的文章冠于诸文之首，可见编选者的认同，其实也颇能代表一般。他认为：“师说明，然后流派著。西晋承汉魏后，置五经博士十九人，于时师说均未亡也。厥后永嘉之乱，渐以散佚。”因而指责“十九家师传之蔑，南北均有过焉。”不过其中程度还是有所分别，他进而指出：“王氏（指王弼，笔者按）以清言衍易，故通老庄者，多遵之。《古文尚书》闻作伪于王肃，晋徐邈已为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预窃服贾说，掩其名而以臆见乱之，谅闇短丧，显悖名教，其失更甚。”此三者，南方“诸儒独信之，至贞观作《正义》，遂据以为本，三经汉学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欤!”随即指出“至信俗学之失”，“固南人所独也。”汪家禧论述的重心在于南方诸儒偏信王弼、王肃、杜预之说，遂导致《易》《书》《传》三经汉学的沦亡。可相对比的是，北方诸儒大概尚能守部分汉人师说，能排斥伪孔《古文尚书》等乱经之作。孙同元便指出：“江左儒者，当王肃之学盛行，梅赜之书初献，厌闻古训，习尚空谈，何约简之足云?岂英华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则有徐遵明讲之于前，卢景裕承之于后，恪守汉学，王《易》孔《书》，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因而认为：“以综贯百氏，该通六艺之伦，而目之为深芜，斥之为枝叶，岂非耳食之见欤?亦风会使然也。”肯定北方诸儒保存汉人师说为功劳之一。此外还能使后人据此反观南学之非，汪家禧说道：“孔颖达序礼疏，谓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则当时亦不以为非也。使诗无二刘（献之、敬和），礼无徐（遵明）熊（安生），谨守师传，以待来学，吾恐南北之从王者未必无人，即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
诂经精舍学生根据南北诸儒解经宗尚的不同，还分别了两种训诂，承汉人之学的训诂称为“真训”，承王肃等人的训诂则称为“伪诂”，汉儒经解（特别是郑玄）似成为不言而喻的权威。洪震煊解释道：“昔汉儒之经术，授受相承，渊源不隔，虽未尽合于微言，要亦自成为古训。北海郑君出，由博返约，集其大成。”徐鲲也称：“经以师训为主，学以师授为贵”。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王肃“暗造古文，私撰家语，历诬经旨，显斥郑君，致学无心得者易惑歧途”，便是伪诂，偏用伪诂，致使“伪诂炽而真训亡矣”，“伪诂炽则人创新义，真训亡则众弃旧籍。”永嘉之乱后，南学承袭王肃等人之学，解经偏信伪诂，导致“《易》亡梁邱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诗亡鲁齐。”因而“江左诸儒，习正始之音，主玄虚之学，以至好老易、善玄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视康成，妄訾服氏。”诸人还认为解经尊尚南学，开启了后人崇虚不务实的门径。胡敬称：“南朝诸儒，义宗简约，乃退孟《易》于术数，斥郑学为支离，专事守残，因陋就寡。后儒骋性道之虚悟，置象数于勿言，其端实肇此焉。”邵保初进而指出：“江左儒风，渊源典午，专尚浮华，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简，理固宜然。若谓经籍英华，尽在于是，是以汉学为糟粕也，盖已隐隐开驾空立说之端矣。”若后世根据南学，“行王杜伪孔，则学分为三。故有两经之疏，同为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学者茫然不知真是之归，此宋儒所以乘间而起也。”
《诂经精舍文集》中，除讨论六朝经术流派之文外，还有品评唐朝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考两汉经师家法的系列文章，三者实际互相支援，不可分割。六朝经术正坐于唐、汉之间，可上探汉儒家法，也可下观唐儒得失。由两汉家法的殒失上看，诸人皆认为六朝有咎，因西晋时承两汉而后犹置五经博士十九人，六朝时“或减为九人，或增为十六人，而不复分列五经”，家法于是紊乱。其中南北诸儒各有过失，不过北方诸儒尚守部分师说，对两汉家法的保存传承上还是有功。诂经精舍诸生由北方诸儒尚存的汉人师说家法下观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俱见。陶定山借用朱熹对五经义疏的看法，认为五疏之中，“《诗》《礼》为上，《春秋》次之，《易》《书》为下”，便因为《诗》疏兼采毛、郑，《礼》主郑《注》，颇能得古训原本；而《易》用王弼，《书》用王肃，致使古训殒失，混乱家法。由此可以推知，阮元鼓励大家往复讨论六朝南北经术流派，又下观唐五经义疏，上考两汉经师家法，实际意图引导诸生远离“庸近”，探寻汉人解经的门径，崇尚汉人训诂的味道比较浓郁。
二
《诂经精舍文集》中记载诂经精舍诸人并列崇祀郑玄、许慎的事情很值得关注，与上节所述探寻汉人家法、摆脱说经之“庸近”密切相关。
郑玄、许慎都是汉代经师，生前身后的荣衰程度则大不相同。郑玄在唐朝时便已从祀孔子庙，降至明代时从程敏政言撤祀。清代阮元督学齐鲁，曾修郑司农祀、墓，建通德门，立其后人，在清代恢复了崇祀。相比较而言，许慎“生不过官二百石，殁后并不闻祀于其乡，使得分特豚之馈。”诂经精舍诸生在最终确定并祀许、郑前，也只时提出设祠祭祀郑玄，原因在于“两汉经学最重师法，各家流派，具详于班范史传，而郑君康成集其大成。”对于许慎，明显不如对待郑玄那么尊崇。对于学生请祀郑玄的建议，孙星衍补充还应该崇祀许慎，阮元欣然接受。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内记有详情，他说：“诸生谓周秦经训，至汉高密郑大司农集其成，请祀于舍。孙君曰：非汝南许长，则三代文字不传于后世，其有功于经尤重，宜并祀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阮元针对诸生只说郑玄集周秦经训之大成，提出许慎、郑玄都为“集汉诂之成者”，在复述孙星衍之言时，甚至说许慎“有功于经尤重”，似尊崇还超过郑玄，《诂经精舍文集》中也以“诂经精舍崇祀许、郑两先师记”为定名，许慎排序还在郑玄之前。
晚清学人俞樾曾扼要描述清代许慎《说文》之学由衰到盛的过程，称清朝初期，“以亭林先生之博洽，而始一终亥之《说文》，未一寓目，栋下老人周亮工，并误以为始子终亥，可发大噱。直至乾嘉以来，乃始家有其书，人习其学，今则三尺童子皆读《说文》。”诂经精舍并祀许、郑之举，推动了许慎地位的提高，直接使许慎《说文》之学在浙江一地繁荣起来，此事应在清代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阮元推动许、郑并祀，自有其考虑，大概是试图在诂经精舍树立解经的规矩准则。
阮元治学颇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意。其自述为学门径趣向，称：“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推明古经的门径则在文字训诂，所谓“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他还言传身教，写作范文，并收于《诂经精舍文集》当中。阮元在范文中指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就圣贤之言而训之，或有误焉，圣贤之道亦误矣。”门径的正误关系到能不能确得古意，自然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阮元一面推动许、郑并祀，一面不时作范文演示法则，学生自然能体会摹拟。陆尧春很能揣摩阮元之意，道：“六书不明，五经不立，二者盖相辅而行也。今两先师之书具在，亦既家置一编，知所趣向矣。于以理群类，解谬误，启学者之神恉，则《说文》五百四十部，不待理而董之也。明天道，正人伦，求王教之典籍，则《易》《书》《诗》三《礼》及《大传》诸书笺注，完与不完，皆可写而定之也。七十子之传，微言大义之不绝于今者，系于是乎赖。”陆氏所言“知所趣向”或正符合阮元提倡之意，而其推衍之处也正合治经先以文字训诂的门径。邵保初也体会道：“说经之法，以训诂为先，舍训诂以求圣道，适成为卤莽灭裂之学而已。后之学者，灼然于诂训之各有师承，非凿空而为之说，由是以窥圣道之大全，岂非二君之力欤!”钱福林也表达类似意思：“解经者先通其文，后释其义。……汉许叔重为《说文》，意在存经之字。或有不备，非久远脱落，即以隶变篆之伪。又所引故典，动或违弃本书，别用奇字，盖以通借存古，而非通借解经，微学之存，系君是赖。”大概诸人都能领会阮元欲树立解经规矩门径的意思，且具有一定自觉。
阮元以“论语一贯说”一文作为示范，诂经精舍诸生随即便有对曾子“一贯”的考论，就是寻阮元所示范的治学门径进行。赵春沂认为有关一贯的说法纷纭异常，其原因在于“不明乎六书之谊者也”，故而从《说文》人手，引申展开，以肯定《说文》为功经学结尾，可见阮元提倡的治学规矩的影响。此外还有诂经精舍学生进而辨别汉宋诸儒对于该说考辨的优劣，似可见治学取向的一个大概。洪颐煊以辩驳宋人之解法开端，说：“《论语》一贯之旨，两见于经。宋儒谓一贯为孔门不传之秘，惟曾氏得其真诠，端木氏次之，其余不可得闻，此其说非也。”认为宋人这种解经的作法，是“好言玄妙，几若孔门一贯别有一物，得其传即可超凡入圣，孔子秘不示人者。此禅家顿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语圣人之道，恐失之远矣。”洪颐煊的批评可与钱福林的说法相印证，钱氏认为：“许、郑二君，非必于经之外有所发明也，又非必诩诩焉以心学道学相矜，谓吾之学高出乎百代也。而声名显乎当世，鸿业垂于无穷者，则以师训之递承，而私智之勿用也。”因此进而主张：“以二君为之表率，使穷经之士，高者崇实学而得所依归，而鲁钝者闻其绪论，知穷经之法不在高深玄远，亦将自奋其力，以通文义为率，不致放心于冥顽无用之地。此经学之所以昌，而人材之所以出。亦可见国运之盛，非前代所及也。”
诂经精舍诸人对于阮元所提倡的治学门径之理解，因各人治学功底高下不同而有差异，不过众人的体会形之以文字，并编选入《诂经精舍文集》，自然形成一种示范，对于诂经精舍乃至浙江一省学风都有所影响，这大概是阮元乐于看到的。当时曾有苏州书商告诉阮元，说苏州许氏《说文》贩脱，都流向浙江去了，可见一时学风所向，阮元提倡之举的成功。而阮元听到这个消息后对幕僚说“此好消息也”，颇可见其态度。
三
阮元在诂经精舍提倡为学摆脱“庸近”，尊崇两汉诸儒师说，并据此树立治经由文字古训入手的门径规矩，此为经学上的问题。与此相配合的，在诗文歌赋方面，阮元也力求于经训小学相结合，提倡一种别样的文风。
阮元崇尚《文选》，不喜当时流行颇广的桐城古文。因“昭明《选》例以沈思翰藻为主，经、史、子三者皆所不选。”而“唐、宋古文以经、史、子三者为本”，则“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选。”甚至不以桐城古文为“文”，所谓文统不正。阮元打破“古文”的正统性，自然要树立骈文的权威，然而其自为骈文其实在所作诗文中占极少数，似更多心意在推崇《文选》学。《文选》在治学求古的阮元眼里，不仅文章而已。他说：“古人古文，小学与辞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雲，无不深通古文雅驯。至隋时，曹宪在江、淮间，其道大明。马、扬之学，传于《文选》，故曹宪既精雅驯，又精选学，传于一郡。”故其自称“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纂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此处所言虽在嘉庆十年，尚在《诂经精舍文集》编成之后，大概意思还是可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看到，他说：“诗人之志，登高能赋。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出《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
“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阮元在诂经精舍提倡之学风，与此相应的，“舍经而文，其文无质”，则为诂经精舍诗文歌赋的标准。他在《诂经精舍文集》中收有自己的示范文章，颇能传达其中的信息。定陶恭王陵鼎为阮元所得之物，原来在山东耆州府定陶县的西南方，是西汉时期的鼎。当时，众人多“兢重周彝轻汉鼎”，焦山只有周鼎，故阮元以定陶陵汉鼎配周鼎，共藏于焦山。不过周鼎之事，史籍所载不明晰，阮元说：“若焦孝然之曾隐焦山，并不见于正史，旧志周鼎之曾在钤山堂，亦不见于明人传纪，世俗流传之言，余未敢据焉。”阮元以此为引子，引导学生歌为诗赋，其中自言“世俗流传之言，余未敢据焉”，其实约束学生作歌记汉鼎之事时，也必须于古有征，要有所依据。
《诂经精舍文集》中所收学生文赋，有序有歌，其中序言内容以经史为依据，可看作考证小文。例如查揆所作《西汉定陶恭王陵鼎歌》，其序言称：此鼎“盖右扶风所供，定陶恭王陵祭器也。《汉书·哀帝纪》：‘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遂葬定陶。’《水经注》：‘济水又东经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记》：‘济阴县本汉定陶县之地。’下云左城，亦名之曰葬城，盖恭王之陵寝。此云隃麋陶陵者，盖所喻麋供陶陵鼎耳。汉人款识质实类如此。然汉《地理志》：‘喻麋、淠皆汉县’，属右扶风，铭何以并署之?考淠县以淠水得名，《寰宇志》：‘淠阳县本汉喻麇县地’，又云‘汧水经县南一里’，则隃麋正在汧水之阳。铭言隃麋以著其所供之县，言’淠以纪其所铸之地耳。或谓定陶以两字称，不得援霸陵、茂陵单举一字为例。又考《战国策》，秦客卿谓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原注：今定陶县）’。《史记·越世家》：‘间行以去，止于陶”。徐广曰：‘今济阴定陶’。《元和郡县志》亦云。《九州记》：‘陶即尧国’。然则定陶旧名陶，至汉始更今名。言陶陵者，省文从乎其朔之称也。查揆所写序文，不亚于一篇考证详实、有源有流的学术短文。博征古籍，考诸《史记》《汉书》《水经注》《太平寰宇记》《汉地理志》《战国策》《九州记》，辨析定陶之名，定汉时与汉前名称衍变的由来，可称为“有所据”。《诂经精舍文集》收录徐养原《咏葵》一诗，可作另一代表。徐氏作该诗的原因在于“葵”之古义已失，其名为他物所乱，故考诸典籍，以诗发之。其序文考诸《诗》《礼》，参以《尔雅》，援引古人之说，序道：“《豳诗》曰：‘七月烹葵及菽’，《醢人》曰：‘馈食之豆，其实葵菹、赢醢’，葵之为物可为菹，盖蔬类也，而注疏俱无释。考《尔雅》，言葵者四：蒂菟葵、芹楚葵、蔚戎葵、蔠葵繁露。不知谁足当《诗》《礼》之葵?《东莱读诗记》独载蔠葵注。意者凡物各有正名，《尔雅》所释，皆取名之异者，是故蒂一名菟葵，古但名蒂不名葵也，推之芹与蔚皆然。惟葵为正名，而繁露为异名，故取之与。”很符合阮元示范文中所说：“经史引征，可增诗事”。
诂经精舍诸生，大体根据辅助经史的示范而为诗文歌赋。张鉴的诗可以看出阮元此举对学生影响之深刻，他在诗中咏道：“琅瑕馆中定陶鼎，浓绿忽压焦山巅。焦山旧鼎古莫考，神物黯澹愁云烟。诗人咏歌其光價，造为诡俶吾不然。”钱大昕说学人向往之境界为治学“不误、不漏”，张鉴以一鼎之源流莫考，致使鼎“黯淡愁云烟”，颇近于这个意思，同时作诗文不“造为诡俶”，可见其追求的诗文歌赋的境界，与言必有古训的经史考据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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