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科第观解读

科第观是对科举制的一种主观认识及评判。蒲松龄的科第观有着不同于一般士子的 显明特点，他对科举的评判与认识受其经历、心理及多种因素的影响。笔者以 为，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不仅是一种制度文化的体现，还与官吏士子、情感纠葛、 人生命运等联系在一起，通过它可以分析社会众生生活，也可通过官吏士子的人生命运反观 科举制及科举考试。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通过蒲松龄科第观的分析，还科举制以历 史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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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成就了一批春风得意的学子，也冷落了一些郁闷与激愤的士子。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蒲松龄与众多士子的心态差异是显著的。

从当时的社会心理来看，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儒家“学而优则仕” ，“学也，禄在其中矣”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强烈地影响着广大士子。读书应举、入仕做官已 成为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功名利禄、悲欢荣辱皆系于科举成败。蒲松龄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 教育，与众多士子一样对科举 钟爱有加，不能脱俗。他在《咏史》中言道：“高士卧隆中，畴乃知其名？从容起南 阳，谈笑魏吴惊。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他认为科举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抱负的有效途径。蒲松龄这一认识的形成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蒲松龄出身于没落的书香 门第之家，功名利禄的希望与家族振 兴的责任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以赞许的态度肯定士子孜孜不倦的苦读精神。这一点在其小 说中也屡有表现。如《聊斋志异》褚生“攻苦讲求，略不暇息”；郎玉柱 “不治生产，积书盈屋。昼夜研读，无问寒 暑”。蒲松龄不但写清贫文人的苦读，还让他笔下的落魄文人皆高中榜首，入官作相。如《 青梅》中寒士张生官拜侍郎；《封三娘》中穷秀才孟生位居翰林；《姊妹易嫁》的毛公更是 一路高升做到宰相；《白于玉》中吴青庵之子梦仙“聪慧绝伦， 十四岁以神童领乡荐，十五岁入翰林”。另一方面他久居乡间，困于场屋，恬淡清 贫的农村生活强化了他对功名富贵的艳羡心理。乡间各种怪异传闻以其神秘虚幻的特征极大 地丰富着蒲松龄的想象空间，使他在作品中借虚幻的鬼狐与人妖故事，满足功名富贵、羽化 成仙的欲望，并借助小说主人公的飞黄腾达去品味科举成功的喜悦。如作品《王子安》中的 王子安困于科场，一日醉后，竟产生幻觉做了翰林就是显著的表现。

蒲松龄虽少年童生科场得意，但随后的乡试却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竟虚悬” ［1］，有着“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的感受。科场的屡次失意郁结在蒲松 龄的内心，形成他愤懑不满的另一面。他把心中的怨气发向考官，并斥责老天的无情、不公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1］《大 江东去? 寄王如水》同时他又感慨自己的蹉跎与时运不济：“皤然六十一衰翁，飘骚鬓 发如枯蓬。骥老伏枥壮心死，贴耳嗒丧拚将穷”［1］《自嘲》。他甚至幻想阴间有 个公平的科场，在这里人们能各尽其才。尤其是他放弃应考后，竟把未竟的愿望寄于后人， 对后人取得功名很是赏识：“垂老逢场意气生，喜看年少占时名。一门康了无生色，喜尔刚 沾化雨荣”［1］《示箬》。可见，蒲松龄无论经历了多少坎坷和不幸，无论胸中郁 结着多少悲痛和激愤，都化解不了心中久存的科举情结。［2］

如果说明清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汤显祖、孔尚任科举之路坎坷，后来总算“遇”了；吴承恩、冯梦 龙虽未中举，可毕竟有过小“遇”。那么惟有蒲松龄 ，一生汲汲于科举仕途，很想“遇”却又不得遇。如果说，别人的不“遇”还都只是“适度 失意”，蒲松龄则属于“过度失意”，这正是他在作品中把科考弊端作为发泄孤愤的重要对 象的深层原因。这也使他对科举形成了自己视角的一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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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科第观在《聊斋志异》中有其表现方式。凡是涉及科举的篇章，描写最多的是名士的怀才不遇。这些故事总给人留下才华横溢的名士往往 中不了举，皆屡困科场，抑郁身亡。如《叶生》中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却不免失败 科场抑郁而亡的惨痛；《素秋》中的俞恂久为“十九岁老童”，参加科试亦取得“邑、郡、 道皆第 一”的佳绩，但仍不免悲剧命运。《三生》写千万个被黜而死的佳士，在阎罗前状告试官。 在蒲松龄笔下，仿佛“科举无法选拔真才”，从而造成“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的现象， 倒是那种“戏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 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竞中经魁”。如《贾奉雉》中的贾奉雉以平日粗烂不堪之言竟中 经 魁。《司文郎》篇嘲笑余杭生，文章令人“咳逆作恶”。《仙人岛》篇嘲笑王勉，诗句“潴 头鸣格磔（鹧鸪鸟叫声）；《嘉平公子》借人鬼相恋讥讽“风仪秀美”而别字连篇的秀才，发 出“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嘲讽。两类人物在《聊斋志异》中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

另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对怀才不遇士子的描写局限于乡试层面上。如《叶生》中的 叶生，《素秋》中的俞恂九，《褚生》中的褚生，《于去恶》中的方子晋，《书痴》里的郎 玉柱 等士子虽皆贫而好学，聪颖有才，却难脱科举失败的情结，困于乡试。

八股取士是否造就了儒生普遍怀才不遇和空疏无学？我们以为并非如此。

儒家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科举制的政治 指导思想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因而选拔治国经邦的贤能是科举制的目的。据统计，清代的114名状元中，仅2人有过受贿的处罚，其他均为官清廉。这说明，科举出身 的官员之中，贪官污 吏和平庸之辈比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毕竟要少得多。［3］从历史上看，科举史上曾 选拔了一大批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也有待完善，其中的疏漏会被人利用，表现在科举上往往会使一些庸碌 之人中举，使有才华者不得志。由于蒲松龄只识其一面，而不识其全面，所以把科第失败的 原因归罪于有眼无珠、贪婪无耻的乡试考官。［4］

可以说，蒲松龄的科举心态决定了他对人才观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也带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所塑 造的众多怀才不遇的士子形象显得偏激而夸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对科举弊端的深刻批 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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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取士是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方式。蒲松龄对八股文体一方面表现为赞同与认可，如在《 新郑讼》中为八股文章辩护道：“谁为文章无经济哉？”另一方面他又对八股文痛心疾首。 如《贾奉雉》中他借贾奉雉之口，讽刺考试 违背“代圣贤立言”的本旨和初衷，力主文章“贵乎不朽”，不愿以烂八股苟合取荣。他还 借郎生之口言“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讽 刺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都显示出蒲松龄试图指出八股形式束缚士子才情，考试内容与实际生 活严重脱节，摧残人才的弊端。我们以为，对蒲松龄所言八股文之利弊应辩证地看待。

首先，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文化的繁荣，造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定 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它使中国人重视儒家知识与伦理，重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同时 ，儒家以圣贤为理想的人格模式，成为士子乃至一般民众的理想人格模式。另外，儒学文化 的普及 ，加强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华文化 向 东亚和西方国家的传播。其消极作用是儒家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历来成为统治阶级教化 与控制读书人心灵的工具，对传统教育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种种阻碍作用。它以入仕 为教 育的惟一目标，不仅牢笼士人于儒家经典的狭窄思想范围内，导致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强，而 且扭曲了学校的育人功能，使各级官学与书院最终沦为科举的附庸，［5］并使个体 意识的倾向更加集体化，制约了个性的独立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扩张。

其次，清初的科举考试主要是问经史、时务、政治，考试内容有其合理性:“夫先之以经义 以观其理学，继之以论以观其器识，继之以判以观其断狱，继之以表以观其 才华，而终之以策以观其达乎时务。”［6］八股文其实有别于古代的贴经墨义，有 别于当代那种死记硬背、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测验，它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 ” ，而是考“悟性”，考“慧根”与“文才”。费孝通、潘光旦曾言：“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 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测验”。［7］ 然而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 区别，对 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蒲松龄及其后人为批判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 得一无是处，带有特定时代背景下严重的情绪化倾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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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考官的腐败使蒲松龄质疑科举的公平性，但作者对乡试考试批判较多，而对童生试和会 试则较少批判。蒲松龄以夸张、嘲讽的言辞把矛头指向不学无术“师旷式”的盲试官。《司 文郎》一个瞎眼和尚能够以鼻嗅出文章优劣，而秀才王平子的好文章却被考官罢黜；《贾奉 雉 》中贾奉雉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考弊司》管辖秀才的考弊司，厅堂上书“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可秀才初见即割下髀肉，作为“成例钱”；《辛十四娘》中的楚银台公子因其 父 在朝廷为官，便以劣文章轻易中第一名；《素秋》篇中韩侍郎之子为娶美妾竟公然向堂姐夫 “许为买乡场关节”；《于去恶》中说：“数十年来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 ”《三生》中落第名士于唐在阴司将乡试考官告了，纠合众冤鬼要求将考官“掘其双眼，以 为不识文之报”。这样的抨击、嘲骂对沦落不遇的士子来说极其解愤，但这种对考官个人的 人身攻击却较少批判的深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判的力量。

蒲松龄一生在科场的磨难，并未降低他对科举的热情，并未使他忘情于科举中第的荣 耀。他没有从根脉上对科举制产生过深深的怀疑，批判的只是科举管理运行中所暴露出的腐 败、受贿等弊病与失误。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把乡试官员的腐败与整个科场监考官员相 提并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实际上，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是科举考试所蕴涵的文化精神所在。清朝比之明代，科 举条件进一步放宽，科举考试和程序更加严密和完备。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清代规定除“娼、优（戏子）、隶、皂（衙役）”等所谓“下贱 ”门户及罪人子弟不许参加考试外，其他人均可报考，且不受年龄、出身、资历等方面的限 制。其二，考试程序科学、公正。“清代于科场考试，也如明代，防范极严。其条例之密，处罚 之重，较之前代，犹且过之。……每次试官、考生因株连而骈诛、流放、罢废者，累累相望 。”［9］可以看出在科举制全面推行的 清代，也是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科举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从选才形式到实质均具有平等 精神。考试选官可以澄清吏治与杜绝私人，防止在官场中结党营私，［10］打破了世 袭制和等 级制的垄断，使除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给读书 人 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促进人才的合理社会流动， 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一定贡献。可以说，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 等精神，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

许多学者把清代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 为科场作弊是利举制的黑暗。这就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好像“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 是与封建制度联系的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实际上从严格的科场条规来看 ，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因为科举制将个人和集团的政治权利、经济利 益和社会地位的竞争，集中到考场上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知识的竞争中来，因此，许多人会挖 空心思企图破坏这一公平的制度，期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入仕途。但我们不能因为考试作 弊现象就怪罪考试制度本身。此外，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强大，人际关系复杂，无论 采取何种 取士制度，都可能出现舞弊现象。相对其他制度而言，科举考试是最为刚性的选才制度，把 科举与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生硬联系的作法是缺乏客观与理智的。将清末官场腐败归罪于科 举制也可说是本末倒置，其实是官场黑暗与政治衰败才导致科举的穷途末路。［10］ 如果没有科举这一道关口，清末官场不知会更腐败多少倍。

对此，一些学者已有清晰认识：“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上及官方之政教，下 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良性循环流动之中。1905年建立的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 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乡村读书 人流向城市发展，心态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轻视农民，……城乡疏离”［11］ 此种评析从另一方面肯定了科举制在当时的存在意义。

综上，蒲松龄的科第观可作如下总结：一是对科举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作为一介平民，蒲松龄的作品所取材的“鬼狐史”来源于 乡野民间。蒲氏于道旁设烟置茗，“见行道者过，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 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而已”［12］，博取民间志怪传闻。这种文人兼农民的双 重视角，使得蒲松龄的科举观存在一些夸张，对科举制度的思考、质疑也就缺乏深刻性与理 性［13］。

二是对科举制的评价心态失常。蒲松龄案牍劳形，皓首穷经，数十年在科场上奋争。因而当 他科举失意时就会产生激愤之情，口出偏激的“疯狂”之语。

三是蒲松龄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封建末世落魄文人普遍的悲剧心态，对科举既欣羡热望，又怨 恨诅咒。与其说他是揭露科举制的弊端，不如说他的心中明显带有恶意贬低、嘲骂考官的主 观情绪更为准确。

制度不等同于现象，个别区别于整体，蒲松龄的科第观带给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科举制的不同 认识。在文化视野下辩证地、历史地与客观地评价蒲松龄的科第观，对我们重新认识科举制 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蒲松龄．蒲松龄集：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刘富伟．痴迷与困惑——蒲松龄科举心态解读［j］.齐鲁学刊，2000（1）:77-80．

［3］ 李铁．科场风云［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175．

［4］ 林骅．《聊斋志异》与科举文化［j］.《聊斋志异》研究，2001（3）:25-35．

［5］ 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j］．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6）：28-31．

［6］ 黄中坚．制科举［m］∥清经世文编：59．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

［7］ 何怀宏．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j］.战略与管理，1996（4）:35 ．

［8］ 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j］.书屋，2005（1）:4－10．

［9］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4：65，45．

［10］ 刘海峰：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 2（6）：19－21．

［11］ 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91．

［12］ 汪玢玲．蒲松龄与民间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27．

［13］ 杨棣．《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农民文化心理［j］.文史哲，1999（5）:12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