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路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文学接受史研究建立在接受美学的基础上。德国学者h·r·姚斯1967年在康斯坦茨大学发表题为《文学史的方法及其研究目标是什么?》的就职演说（注：这篇演说稿后来更名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后又缩略为《作为挑战的文学史》正式发表。最早的中文译本由周宁、金元浦根据英文版论文集《走向接受美学》译出，收入《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标志着接受美学的正式建立。此后10多年间，接受美学逐渐传播全球，成为20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文学理论流派之一。与传统文论对作者、作品的专注相比，接受美学首次从本体论高度提出了读者和阅读接受的问题，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重视阅读经验，向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发出了挑战。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它的接受历史也开始书写；每个历史时期的接受者都有对同一本文的不同发现和诠释，这构成了接受史链条中的不同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以对前代的接受为基础；文学作品因为接受者的不断解读——包括重读、深读，甚或误读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文学的历史本质有赖于接受者的接受而得以体现，所以，不同时期接受者的接受正是文学历史本质的表现。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背景，由于多种多样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同一作家、作品在接受视野中形成了不尽相同的面目，这种面目是由不同读者塑造而成的。正如国内的译介者所言，接受美学的一大功绩是对读者的发现。此外，接受美学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大部分的创作群体或个体，其创作的价值并不是在产生之时就全部显现出来的，有不少是在作者身后才被逐渐发现，甚至是被附加的，而这种发现和附加是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也不应是孤立和静止的，更不能是断章取义、主观臆断的；而应该用动态的、历史的眼光去考察。由此，读者在文学史中的作用得以突显，一种由作者、作品、读者三方构成的动态文学史观得以形成。
重要作家是文学接受史关注的主要对象。美籍学者宇文所安有一段话说得好：“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围绕着‘重要的’作家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重要作家’的，是什么人把他们视为‘重要作家’，根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标准。”的确，在传统文学史观的影响下，这常是我们忽视的一个问题。作家的历史地位与作品的艺术思想价值不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被给定的客观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传播和读者接受才能体现出来。所以，“重要作家”的名望并非在创作完成之后就立刻产生了，它还必须经过传播和接受两个环节的检验。由于传播接受境遇的不同，各个“重要作家”成名的时间效应也就不同。有的在当世就能赢得满天声誉，而有的在若干年后才会被突然发现。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某一时代的某一作者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时，理应具有这样一个清醒的、历史性的认识：他的意义和地位是其后的读者赋予的。
我国对接受美学的译介、研究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朱立元著《接受美学》（注：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刘小枫选编《接受美学译文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朱立元《接受美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些译著、论著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接受美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接受美学的引入，为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从另一角度看，我国传统文论中也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接受学思想。虽然“我们古代没有‘接受美学’这个词，但其思想幼芽和资料则比比皆是”。仅就20世纪而言，在西方接受美学引入我国之前，即存在着许多以辨析源流影响、融汇诠释品评等传统方法为主的文学接受研究，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对陶渊明、韩愈、李贺等人被接受情形的细致入微的考察，便是显例。承接先行者的余绪，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接受美学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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