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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常熟文坛的繁荣与宋元时期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不仅在传统诗文方面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而且在通俗文学(如戏剧、民歌)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有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即有全国性影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譬如,明中叶桑悦的辞赋、诗歌,晚明徐复祚的戏剧,明末瞿式耜的诗歌、政论文。本文要评说的是明代常熟的辞赋创作。

辞赋勃兴于先秦,大盛于两汉,六朝至唐、宋,辞赋因时递变,遂有俳赋、律赋、文赋等体式产生。在明代,辞赋的地位虽不像以前那样显赫,但创作也相当繁荣,清陈元龙所编《历代赋汇》,收明赋七百四十五篇,作家三百六十七人。今人马积高等编辑《历代辞赋总汇》,搜集到的明赋达五千余篇,作者一千一百多人。

常熟的桑悦就是明代有影响的辞赋作家,在《明史·文苑传》中,他是唯一有较详记载的常熟籍作家。
桑悦(1447—1503),字民怿。为人怪妄,敢大言,以孟子自况,又自称“江南才子”。成化元年(1465)举人,后会试春宫,因答策语不雅驯被斥。

三试得副榜,年二十馀。除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儒学训导。后迁长沙通判,调柳州,会“外艰”(旧称遭父丧),未赴任,遂居家不出。居家益狂诞,乡人莫不重其文而骇其行。《明文海》、《历代赋汇》存其赋十一篇,其中以《南都赋》、《北都赋》最有名。

关于这两篇赋的写作缘由,《明史·桑悦传》云:“初,悦在京师,见高丽使臣市本朝《两都赋》,无有,以为耻,遂赋之。”桑悦在己所撰之《两都赋》(《南都赋》、《北都赋》之合称)后详述了写作动因及经过:“臣成童时许国,为邑庠生。年一十有九领成化乙酉乡荐,屡举进士。之京,每见安南、朝鲜进贡陪臣寻买本朝《两都赋》,市无以应。臣私念我朝圣圣相承,治隆唐虞,则反无班孟坚、张平子等颂德之臣,非缺典邪?是心日往来胸中,奔走南北,觚临仲尼。去年春,蒙恩除授本职,训课之暇,颇有长晷,因忆旧阅,衍成二篇,总若干言。自起草至脱稿,凡三阅月而成。盖臣之此赋,经真纬实,不敢耕奇猎异,故不待十年之久也。虽以职卑不敢上进,然传示四方以及万世,两都制度亦可考见一二云。”桑悦的这篇“后记”标明作于成化十五年(1479),那么《两都赋》当作于成化十四年,即作者三十二岁在泰和县儒学训导任上。

从这篇“后记”中可以了解三点:一是作者有意作“颂德之臣”,即是为宣扬明王朝的繁荣昌盛而作;二是这两篇赋以写实为主;三是桑悦希望这两篇赋能留存历史的真实状貌,具有历史认识作用。

《南都赋》虚拟博古先生与知今子的问对以成篇。博古先生欲“以南都(今江苏南京)之故事,以开子(知今子)之聋盲”。先总括南都乃“江海之都会”、“山林之总辖”的分野与形势,继而依山水、洞泉、新林名葩、鸟兽、鱼乐等分类铺写南都的景物、物产和“荡踞虎而将躞,晕盘龙而欲翔”的兴旺气象,再追述明太祖朱元璋“殪友谅”、“缚士诚”,营建金陵帝都,铺写宫殿、楼阁、都市、苑林,以及皇帝大阅仪典,称颂南都“规模之侈圆,气象之深逖”,“闭门足以守诸夏,开关足以朝夷狄”。
《北都赋》写知今子听博古先生大赞南都之后,讥笑博古先生“生长于南,得其骨髓;莽游于北,未能糠枇”,称扬北都(今北京)乃“神尧之圣域,召公之贤丘”。其地势形胜“接天王气,随地彭逦”,铺写宫殿、楼阁等宏丽建筑与苑林池岛,继写南墉亭馆、北海王府,水陆运输,“一方之贡,可充四国之饔飧;一岁之储,可援十岁之饥馑。”其中对于各族使节、商人的描写,颇能见出四海一家、万国环拱的盛明气象。尤其精彩的是铺叙了百戏、灯会、端阳等市井民俗,富有北京历史和地方特色。以下写三阳郊祀天地,皇帝藉田大典。博古先生闻其言,茫然自失,认为知今子之言是“启我以大道之要,纳我以大公之域,如脱鹦篱,得见龙窟。”最后以博古先生“百拜受教而去”收束全文。

桑悦的这两篇赋,系模仿汉代班固(字孟坚)《西都赋》、《东都赋》和张衡(字平子)《二京赋》的夸颂体制,以颂美朱元璋建都金陵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英明、功绩。从作者的整体构思看,《南都赋》实是《北都赋》的铺垫和陪衬。这两篇赋篇幅较汉代大赋更为庞大,文辞夸侈,专意学古,多用僻字奥语,文学性较弱,但影响很大。

《两都赋》是桑悦前期的作品,在后期,他因生活阅历的丰富,并受到张扬个性的时代风气的感召,写了一些抒发个人情志和讽刺社会黑暗的小赋。如《听秋赋》是对唐代刘禹锡、宋代欧阳修所作之《秋声赋》的反拨。刘禹锡《秋声赋》写秋日万木萧飒、寒蝉呻吟,秋夜晚吹哀怨、机声轧轧、远杵断续,并于秋声描绘之中,写出秋之肃杀萧条,引出“动终岁之别离”的悲秋之感。欧阳修的《秋声赋》用铺陈的手法,从色、容、气、意、声诸方面描绘暮秋山川寂寥、草木零落的萧条景象,突出秋天的肃杀之气。桑悦的《听秋赋》则认为,“是知非秋景之悲兮,人独悲伤乎秋景;非秋声之难听兮,人自难听乎秋声。”“然后知心源未和,伏以忧蒂,虽春日载阳,花明景丽,闻鸟鸣之嘤嘤与童冠之歌咏,亦足以郁悒而诧傺也。”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现代文艺学上的接受心境问题。接受心境与自然环境因素确有一定的关系,如风狂雨骤、落叶凋零时节,易使人郁闷不乐,但接受心境更与个人境遇有关。假如接受主体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事业有成,那他就易形成欣悦心境,不容易产生悲秋情绪,反而会吟唱出“我言秋日胜春朝”的高亢之音。品味此赋,可以测知它作于桑悦阅历丰富、心态成熟的人生后期。

桑悦的《黄金台赋》、《吊贾太傅赋》、《异鸟赋》抒发了对重贤轻财的统治者的仰慕,对有才难骋者的怜惜。如他在《异鸟赋》“序”文里说:“是鸟乃灵圃瑞物,而与雁鹜同栖迟于荒烟野水之滨,不可惜耶?因为之赋,以吊落寞云。”作者的创作意图交代得很明白,他是在为天下才高位卑者深慨。此外,桑悦的《将就赋》言人生宜将就,不宜盈满,应该“知足常足,得过且过”,要懂得“风帆易倾,云翼易堕”的道理。《续思玄赋》乃续东汉张衡《思玄赋》之作。

张衡因人生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桑悦“居京师数月,观之人情物理有难晓者,因自号思玄居士,为续其赋”(《续思玄赋·序》)。《登楼赋》所写之楼,是作者在江西泰和学舍中的小楼,取名为“乾坤一寄”,桑悦“时登览以寄遐情。予惧兹楼之易毁也,爰作赋以传不朽。”(《登楼赋·序》)。

以上三篇赋尽管表达内容较老套,艺术上也缺乏创新,但对我们认识桑悦的思想、生活还是有意义的。桑悦的《鼠赋》是继苏轼《黠鼠赋》后一篇较好的作品。赋中描写鼠的活动云:

梁间壁孔,忽然有声,肃肃谷谷,呦呦嘤嘤。俨若号猿,倏若啼婴。是群鼠之变怪,岂畸人之可听。须臾就枕,结阵杂沓,轰屏震案,偷餐浪唼。温禺渡合罗而胡骑啁啾,王寻败昆阳而人畜蹂踏。使我寝焉而惊,梦焉而愕。

通过细致的描绘、形象的比喻,展现群鼠的丑状恶态及对夜寝者的骚扰、危害。该赋托物刺世,针砭浇漓时世和奸邪小人,显然寄寓了作者的愤世情绪。桑悦生活在明代中叶。明代的赋,前后期有较显著的区别。前期的赋以雍容雅正为宗,平衍而少情趣;后期的赋以抒情、言志、体物为主,写法活泼,尤以讽刺赋最为引人注目。桑悦的赋,正体现出明赋转折期的特点。正如马积高所言:“他的《两都赋》等可谓结前期之局,《鼠赋》等则开后来

之风。”[1]

晚于桑悦一百多年的常熟人顾大韶所作之《又后虱赋》,也是中国辞赋史上的名篇。顾大韶(1576一?),字仲恭,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顾大章的孪生弟。传附《明史·顾大章传》后。略云:“(大韶)老于诸生。通经史百家及内典,于诗、礼、仪礼、周官多所发明。他辨驳者复数万言。”在精神节操方面,他与其兄顾大章颇为相似,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崇祯八年(1635),他已60岁,还在京起草《江南六大害疏》,打算以布衣身份上书皇帝,纠劾江南恶绅劣宦,后因故中止。大韶善作讽刺之文,其《敬十八房文》是一篇旨在讽刺封建科举制度的优秀小品文,《又后虱赋》则是“鞭挞宦官乱政的力作。”

《又后虱赋》“序”云:“李商隐有《虱赋》,陆龟蒙有《后虱赋》,李止讥其啮臭,未尽其罪也;陆更赏其恒德,则几好人所恶矣。作《又后虱赋》以正之。”该赋大体可分为三段:前段以“请数其恶”(害人、穿窬二罪)发端,先论列鼠妇、青蝇、虿蝎、蛔蛲、蚊虫诸种恶虫之罪,逐层铺叙,然后论及虱虫入裨托襦,累代繁孕,斥其“既贪且懦,肉食之鄙”,欲汤沐灭之;中段写虱虫申言自辨;后段写“我”怒斥虱虫“敢拟朝士”,决定诛杀之。

全篇以中段“虱虫自辨”最为精彩:号物万数,惟天并育。蠢动含灵,谁非眷属。身命布施,千圣轨躅。嗟君之量,何其褊促!我食无谷,我啜无菽。天赐我餐,惟血也独。我首无角,我喙无啄。微咂君肌,何遽为酷。君何不广,请观朝局。闻诸商君,吾友有六。皆赐天爵,皆赋天禄。荣妻任子,亢宗润族。吸民之髓,蒙主之目。偾事无刑,废职无辱。嬉游毕龄,考终就木。我羡我友,飞而择肉。我罪伊何?太仓一粟。君欲我诛,盍速彼狱?

《商君书·弱民》上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三官生虱六:日岁、日食、日美、日好、日志、日行。六者有朴必削。”该段文字的核心,是虱认为自己对人的危害,与那些“吸民之髓,蒙主之目”的朝廷官员相比,实在是“太仓一粟”,算不了什么!显而易见,作者抨击的矛头,是指向那些虐人害物的宦竖佞臣。把此赋置于晚明黑暗政治的背景下来观照,就更能见出其强烈的讽世意义。作品构思巧妙,谐谑泼辣,能在前人佳作的基础上翻进一层,表现出作者杰出的艺术才华。

明代的常熟辞赋家还有一些,如梅李人王鼎“十岁作《听琴赋》甚工”,张一元“以《虞山赋》得名”,丁奉撰有《尚湖赋》,孙七政有《邂逅赋》、《破砚赋》。《尚湖赋》除铺陈常熟西郊尚湖的地理形势、周遭景致、富饶物产外,还写了尚湖在水利方面的作用:“旱以湖溉,潦以湖承;承之斯稔,溉之斯登,盖不特供骚人之啸弄,而实以济百千万之苍生。”这种眼光向下、心系黎庶的情怀,在一般的景物赋中很难见到。这就难怪在今天的常熟旅游胜地尚湖公园大门内,有巨壁刊印出《尚湖赋》的全文。

参考文献:

[1]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1:143.
[2]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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