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杜牧研究空白的传世之作

杜牧为晚唐著名文学家。后人将其诗文著述编为《樊川文集》二十卷。其前四卷为诗集，已有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行世；其诗文，1949 年后有选注本问世。前数年，重庆三峡学院何锡光先生承担了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樊川文集》校注”。经数年之功，何锡光先生整理校注的《樊川文集校注》一书终于由巴蜀书社刊行问世。本书的出版填补了全面整理《樊川文集》的学术空白，可喜可贺。读罢这部墨香盈卷、煌煌90 万言的大著，深感本书识广文雅，胜谊贯珠，充分体现了校注者在古籍整理及文史研究上的深厚功底和认真的态度。谨草斯文，略表若干体会如下。何锡光先生上世纪80 年代曾就学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程千帆、卞孝萱、周勋初等国学名师，深得几位名师文史互证研究方法之真传。何先生在本书的整理工作中成功运用了这种秉自清代朴学大家及王国维、陈寅代写论文恪等国学大师的研究方法，同时参用其它通用又有效的学术研究方法，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约略说来，本书值得称道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诗文编年。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及今人缪钺《杜牧年谱》已对《樊川文集》中的一些诗文进行了编年。整理者进一步对冯集梧、缪钺所未及的杜牧诗作近60 首作了编年，将诗歌部分辑为《杜牧诗歌系年拾遗》，发于《文献》2001 年3 期。这些编年，文史互证，考辨充分，用心细密又谨慎。例如对卷四《寄崔钧》的编年：唐代两崔钧。一为崔有邻子，即冯注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崔氏南祖房钧”。一为《旧唐书·崔元略传》附元略弟元受子钧，字秉一，所谓“鉶铢相继，登进士第，辟诸侯府”者。杜牧所寄，当是后者。冯注所指盖误。所谓“词臣陪羽猎，战将骋骈邻”，即写其“辟诸侯府”事。诗云“谁为乞火人”，谓希望有为自己解释误会之人。乞火人，用《韩诗外传》卷七，里母请火为人开脱的故事：“里母相善妇见疑盗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吾令姑呼汝。’即束蕴请火去妇之家曰：‘吾犬争肉相杀，请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妇还之。”按：本句暗喻的误会，当指李德裕的朋党积习甚深，使杜牧不得在朝为官，而远守僻郡。李德裕会昌年间为宰相。本诗第二句“为我谢平津”之“平津”，本指汉代宰相、平津侯公孙弘。用指李德裕的性格与之相似。《汉书·公孙弘传》：“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有隙无远近，虽佯与善，后竟报其过。”杜牧在李德裕宣宗朝被贬后所作《祭周相公文》明确指斥李德裕说：“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年谱》认为“此数语，可见杜牧之出守黄州，自以为是受李德裕排挤之故”。盖杜牧以为李德裕对他有误会，因而出守黄州。而杜牧所欲为开解之人，当指崔钧从兄弟崔铉。崔铉会昌中曾任宰相，有机会为“扫门士”杜牧请火转圜，但崔铉亦为李德裕排挤贬官，无以实现杜牧的愿望。《旧唐书·崔铉传》：“会昌中，以本官（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为同列李德裕所嫉，罢相为陕虢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五月）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铉，元略之子也。”又：“（五年五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罢为户部尚书。”此期间，杜牧先后在黄、池刺史任上。故诗当在会昌三年至五年之间崔铉为相时所作。

首先考实题主，继而从杜牧的愿望、经历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入手，多方证明杜牧作此诗的动机与作品年代的关系，从而落实作品的相对年代。这样从文学、史学，特别是历史年代学上展开考证，由于引证详实，逻辑谨严，因而其结论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其次是校勘。整理者做的校勘工作可分作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通行的校勘。整理者对《樊川文集》的诗歌部分，采用《四部备要》本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为底本，取其备录前人校勘之汇；其文集部分，以《四库全书》本《樊川文集》为底本；对校本用《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景苏园影宋本，并用《唐文粹》《文苑英华》《全唐文》以及国内可见的明、清名家批校善本做参校。这一层次的校勘虽然需要校勘者相当的识断、裁择功力，但大体上还是属于技术层面的工作。真正体现整理者的用心和学问根底所在的是第二层次的校勘，即运用历史考证等研究方法以对校勘对象作取舍是正者。

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某书的各种版本都存在相同错误，如果仅采用“雠对”一类方法，即上述第一层次的校勘方法，可能不足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影响校勘质量。而理校一法，非学养深厚者不可轻用，否则可能出现证据不足，因而有臆断之偏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参用或引入史学方法，对校勘对象从文史互证的角度加以研究，所得到的校勘结论，由于引用的材料较为坚实，就比较可靠，也就更具说服力。

由于《樊川文集》里边本身包含文学、史学内容，故这里所说的“文史互证”，指利用古籍中所可考见的人物、史事、职官、地理、年代、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等有关记述，对整理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校勘对象进行考实，进而根据所见材料作出改、删、补、乙或存疑的判断。

整理者在这一层次上的工作用功甚著，大约校出90 字，根据其具体情况作了改、删、补、乙或存疑的处理。其间以对《樊川文集》卷五《罪言》里的一个尊号文字的处理最为精审而重要。“章武”是唐宪宗的尊号。《罪言》“运遭章武，澣衣一肉，不畋不乐，自卑冗中拔取将相”之“章武”，四库本、《四部丛刊》本、景苏园影宋本并作“孝武”。清高步瀛《唐宋文举要》注曰：“孝武，谓代宗也。《旧唐书·代宗纪》曰：‘谥曰睿文孝武皇帝，庙号代宗。’案《文苑》作‘章武’，非也。又按代宗在位十七年，此云十三年者，谓大历十年以前也。”

整理者认为：“运遭”云云以下至“皆不利以返”，皆为述唐宪宗事迹。宪宗的尊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见两《唐书·宪宗纪》元和十五年、《唐会要》卷一）。“运遭”以下数句所述史实与唐代宗时殊不相合。特别是“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地”之“山西”（“山西”，整理者在其它条目下考证为“淮西”之讹。），为唐河东节度使所辖之地，在太行山以西，大历十年以前王承业、高秀岩、李光弼、王思礼、管崇嗣、邓景山、辛云京、王缙、薛兼训诸节度使，皆受命朝廷，何来收复之事？又杜牧此前已述唐代宗仓皇逃奔凤翔，岂如此无次序又述其武功？又此下“澣衣一肉，不畋不乐”二句，述唐宪宗为讨平叛藩，积蓄军资，生活节俭。《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元和五年：“（李）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又六年五月：“上尝与宰相论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同书卷二三九元和七年：“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欲为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又元和五年：“上尝欲近猎苑，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必谏，不如且止。’”按《唐会要》卷二八：“（元和）五年十一月，上频出游畋。”杜牧此言“不畋”，为夸张以写唐宪宗的节俭不扰民。又此下言“自卑冗中拔取将相”，述唐宪宗为平叛，越次任用人才。如皇甫鎛，虽是进士出身，但史传都说他是“谄谀”“残刻”“掊克”“聚敛奉上”的“小人”，唐宪宗委以转运盐铁之任。又如程异，本是顺宗年间“二王八司马”之一，被贬谪后在不得量移之例，但唐宪宗以其有理财之能，也委以转运盐铁之任。两人后皆至宰相。武将方面，入蔡州取吴元济的李愬，虽系大功臣李晟子，但讨淮西时，是自荐为唐宪宗用为大将的。又李祐本蔡州牙将，事吴元济，骁勇善战。元和十二年，为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胆略，事先派人上表唐宪宗要求赦免李祐。宪宗令人驰送赦诏至军中，赦免李祐，放归李愬任用。（均见两《唐书》各本传）以上史传所记情状，皆为“章武”皇帝唐宪宗之事，诸本误，高步瀛说盖非。而《文苑英华》亦作“章武”。此例一字若误，可能使数句及人物本事皆难坐实。整理者因而据史传所载诸本事及《文苑英华》改“孝武”为“章武”。高步瀛乃清代选本注释名家，其《唐宋文举要》影响很大，同时《文苑英华》以外的校本的文字异同也值得重视。但整理者细心爬梳，实事求是，用材料说话，逻辑上连贯又实在，这是其娴熟运用历史考证方法进行校勘的最为值得称赏之点。再次是注释。注释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主干任务之一。注释方法多种多样，有着重文字训诂串讲者，有着重艺术欣赏者，都是有用的通行方法。但对于《樊川文集》这样本身涉及文学、史学内容的古人文集，就有必要在通行的基础上使用历史考证及文史互证方法，才可能全面、深刻并准确地考见其有关人物、年代、谱系、史事、典章文物、职官、地理沿革、目录，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整理者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时，一方面对前人成果择善而从，加以吸收。如《樊川文集》卷二《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一诗，涉及唐文宗时期的著名事件“甘露之变”中人物李训、郑注的评价，唐宋以降的史籍多斥其为权奸、祸首，这种说法直到现在仍有影响。冯集梧注引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及清王鸣盛之说，以为：“李愬目郑注为奇士，其实训、注皆奇士，特奇功不成耳。训本因注进，反媢功先发，是其罪也。天不祚唐，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乃至於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传中诋讥之词，安知非沿当日史官曲笔。”对这种论证充分的说法，整理者不厌其详地全文摄入该诗的解题中。这就在整体上保证了注释方面尽可能地吸取前人已有的成果。

另一方面，由于《樊川文集》此前尚未有全面的校注整理本出现，故整理者的注释大多数属于筚路蓝缕的探索工作，这就需要大量纷繁、细致、周密而谨严的文史考证才得以蒇事。通观整理本全文，整理者将这种史学方法贯彻于注释工作始终。卷五《守论》是表现杜牧平生志业的重要篇章。其中有：“国家不议诛洗，束兵自守，反条大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之句，事关全文本旨，须详加考述，才可能揭示一篇主意。整理者通过细致考察，得知朝廷“不议诛洗”、“而行姑息之政”之政的原因在于听从了时为中书舍人的白居易的奏论。下面是整理者注释的原文：“国家”至“之政”：述当时朝廷大臣主张对叛镇采取姑息政策。《通鉴》二四二长庆元年十一月：“自宪宗征伐四方，国用已虚。上即位，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及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执政乃议：‘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张弘靖，罪有轻重，请赦克融，专讨庭凑。’上从之。乙酉，以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据《新唐书·宰相表》，时宰相为卢植、杜元颖、王播。而其时白居易竟建议“自守土疆”，是为杜牧发此“束兵自守”议论的背景之一。据《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先在元和五年就曾上言罢讨伐王承宗之兵：“会王承宗叛，帝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居易谏：‘唐家制度，每征伐，专委将帅，责成功，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韩全义讨淮西，贾良国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且兴天下兵，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即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是实都统。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刘济等洎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心有不乐，无以立功。此乃资承宗之奸，挫诸将之锐。’帝不听。既而兵老不决，居易上言：‘陛下讨伐，本委承璀，外则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承璀进不决战，已丧大将，希朝、茂昭数月乃入贼境，观其势，似阴相为计，空得一县，即壁不进，理无成功。不亟罢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齐民膏血助河北诸侯，使益富强，一也。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将请洗涤承宗，章一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其势益固。与夺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湿暴露，兵气熏蒸，虽不顾死，孰堪其苦？又神策杂募市人，不忸于役，脱奔逃相动，诸军必摇，三也。回鹘、吐蕃常有游侦，闻讨承宗历三时无功，则兵之强弱，费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虚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连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罢，则损威失柄，祗可逆防，不可追悔。’亦会承宗请罪，兵遂罢。”又《通鉴》二四二长庆元年正月：“丁酉，弓高兵陷幽州，……又围下博。……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以为：‘自幽、镇逆命，朝廷征诸道兵，计十七、八万，四面攻围，已逾半年，王师无功，贼势犹盛；弓高既陷，粮道不通，下博、深州，饥穷日急。盖由节将太众，其心不齐，莫肯率先，递相顾望。又朝廷赏罚，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败衄者不闻得罪。既无惩劝，以至迁延，若不改张，必无所望。请令李光颜将诸道劲兵约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合下博诸军解深、邢重围，与（牛）元翼合势，令裴度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西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必未及诛夷，自生变故。又请诏光颜选诸道兵精锐者留之，其余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盖兵多而不精，岂唯虚费资粮，兼恐挠败军陈故也。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监军，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报父仇，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已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闻魏博一军，屡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八万缗，若更迁延，将何供给？此尤宜早令退军者也。……’疏奏，不省。”诛洗，谓彻底诛除。按所谓“观衅而动”、“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以及要让田布退军，皆是杜牧所说“束兵自守”之意。“反条”一句是说白居易所陈不过为大历、贞元年间所施行的姑息叛藩的旧事。

有关白居易在长庆年间主张姑息叛镇的议论，前人的评论不多，整理者这种考述透彻的注释，不但大大增加了整理本注释的质量，而且也为了解白居易的思想和行事有所裨益。注释古人文章，注释者不可能悉出己见，因此在采取前人之说的同时，就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国学先辈常把这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曰“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问题。整理者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试举一例。

《阿房宫赋》是杜牧名篇，其最后二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是一篇题旨。有些注本仅就字面解释，“点到为止”，未作深一层释证。整理者抛开老生常谈式的串讲，引用史实，鞭辟入里地强调了杜牧作结的现实针对性。其注云：点明题旨。杜牧作此赋，乃鉴於唐敬宗奢侈挥霍、靡费无度。据《旧唐书·敬宗纪》、《通鉴》卷二四三，唐敬宗即位之初，宠幸宦官，赐宦官服色及锦采金银甚众，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数游宴、击球、奏乐，赐内教坊钱万缗，以备行幸；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宝历元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求出。唐敬宗更游幸无度，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诏宰相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於京师造之，计用转运使半年之费。《通鉴》又云：“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这样的引论，简略而概括，庶几将唐敬宗这个荒淫无度、刚愎拒谏的近乎亡国之君的性格和面目揭露得入木三分，更有利于理解杜牧的文旨。除以上几方面外，整理者在搜求历代评论者对杜牧本人和其诗文的评价方面也用力良多，自唐李商隐《杜司勋》诗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刘克庄《后村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张戒《岁寒堂诗话》，直至明杨慎《升庵诗话》、胡应麟《唐音癸籤》《诗薮》、王世贞《艺苑卮言》等数十种，特别是未有刊刻本行世的明郑郲、葛端调，清李慈铭、何绍基的校评、批注，根据具体情况，或加于有关篇章中，或辑为一体编于书末。这不但使全书体例完整，有助于读者理解本文，也为研究者提供资料上的方便。

总之，《樊川文集》的整理，继承了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重视并贯彻运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无论在编年、校勘，还是注释方面皆持之有故、不发空言，做到信而有征、言必有据，其成果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