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流露了作者道家无为的消极思想。但通过拉康的真理来自误认理论和陶氏的其他作品，我们发现《桃花源记》表征了人类认识的一个共通规律，那就是：真理在误认中曲折前行；同时他在本质上也不仅是消极无为的，还有着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
拉康认为：“真理来自误认。”齐泽克解释说：“误认是人类境遇的基本特征”，“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是通过误认形成的。”在两者的基础上，季广茂认为：人类的某些积极成果也以“误认”为根基，误认就是主体在无意之中达到了其无意达到的目的，并且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误认，误认常常决定人的命运。①《桃花源记》中桃花源的发现就是从渔人误入山中村庄开始的，太守所遣人“迷不复得路”与高尚士刘子骥“未果，寻病终”也是一种误认（错觉、误解、误会都是一种误认，它们是人类行动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误认中真理的内容和真理追求的形式得以显现，在权力和道德的规训中日常生活的凡性得以提升。
首先，误认中彰显“怡然自乐”的理想追求。渔人误入山中村庄见到的是日常生活的恬然：“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后以“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作结，这既是渔人和陶渊明个人的生活憧憬，也是对社会理想的代言。这种憧憬从传统文化资源看，有《老子》的任“自然”和“自化”思想作背景；有孔子“古之学者为己”（《论语》）的记忆（《五柳先生传》中“好读书，不求甚解”，可以看作读书为己自得其乐）。从时代背景看，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生灵涂炭，人们盼望平静的生活，表现在文人身上，清谈清议大盛以避祸，竹林七贤的惨剧相差并不远，在心目中巴不得有一次奇遇（误认）躲灾避难，加上玄学的兴起，憧憬自乐平和是意料之中的事（文中说“避秦时乱”当有所指）。从个人经历看，陶渊明不愿意受官场案牍劳形劳心，《归去来兮辞》表明了这种决心，大量田园诗平淡冲和的风格也流露了对“怡然自乐”生活理想的向往。基于此，哲学家眼里的大同社会（儒家）和道家的华胥国，变成了田园诗人想象中的桃花源，借渔人的脚步误入梦中的理想国。他在反思自己的官场经历时曾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如果说那是一种误认的话，那种误认使他参悟了自己的率真本性，那么误入桃花源就是他社会理想的艺术寄托。
其次，在误认中揭示了“误认—真理—误认”的真理追求形式。《桃花源记》在描写了桃花源人的热情好客后，渔人离去做标记以再来，但结果却是“遂迷，不复得路”。第一次进入是误入，在误认中获得的真实体验，在刻意追求时反而失去，不妨说这也是误认，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并不是陶渊明一千多年前就已经领会了拉康的学说，而是真理来自误认理论对于人类的基本境遇有较大的适用性，陶氏是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基础上得出相同的认识的。老庄“抱朴”和“言不尽意”的观点对他影响很大，越刻意为之，越离淳朴越远，如“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就表现了这种思想。标记也是符号，总是有它不能表达的东西，所以，符号中必然的包含了误认的前提。第二，这种反向误认不是消极的东西，而是人类认识的积极因素，因为这次的误认是下次真理发现的契机，真理就是在“误认—真理—误认”形式中演进的。陶渊明深谙老子的哲学，“道者，反之动”就是在以寻找桃花源过程中艺术的阐明自己的（“自道”）。以前的解释者只是简单的说《桃花源记》表现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了事，而没有看到他对人类认识规律的把握。第三，旧的文章分析多认为寻桃花源未果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但这只是对艺术特色的肤浅把握。官府的“遂迷，不复得路”和高尚士的“未果，寻病终”，在内容上揭示了人类认识的链条还要往复的进行下去；在艺术上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作为一个召唤结构呼唤后来者不断的阐释，不断的补充，如果说，《桃花源记》是对大同社会、道家华胥国、《击壤》的续写和阐释的话，如《桃花源诗》“日入从所憩”、“秋熟靡王税”、“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句与《击壤》就颇相似，那么康有为的大同和毛泽东的“芙蓉国里尽朝晖”就是对《桃花源记》的补充和高扬。
再次，在权力和道德的规训中日常生活的凡性得以提升。《桃花源记》结尾处的误认使权力、道德与凡人的品性形成了对照。官府当然是权力的代表，高尚士当然是道德和学问的代表，权力认为他能代表民意创造出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道德学术认为通过他们的示范和教化，社会一定能够民风淳朴道德高尚，这也是陶渊明初入官场时所抱有的幻想。然而现实却让他大失所望，社会动荡不安，生命朝不保夕，何谈民风淳朴和安居乐业？于是从现实中作者发现了日常生活的温暖、平和、宁静、可贵，诗中有了“采菊东离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散文中有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日常生活憧憬。在作品里，权力教化和道德的规训不能达致的境界，集体和个人刻意追求的生活，在一个渔夫那里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不就是“悠然见南山”中“见”的真谛吗？陶渊明用艺术的笔触把内心深处发现日常生活可贵的狂喜，在看似轻描淡写的地方悄悄的流露了出来。人们往往用神性赞美人的崇高，用人性指称精神的可贵，对看似粗糙的日常生活却无以名之，对此不妨用凡性概括之。古今中外关注凡性的人不在少数，西方哲人胡塞尔以“生活世界”概念分析它，牵动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化神经，在中国较早关注凡性的就是陶渊明。他崇尚道家任自然的思想，所以《桃花源记》就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描写，他反对官场的巧取豪夺，所以《桃花源诗》里有“秋熟靡王税”的诗句，因为厌倦了礼仪道德束缚，便有了性嗜酒饮辄醉的自述，本着这样的思想，他在《桃花源记》里是不让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力者和道貌岸然的道德家发现真理的，只有和他一样自劳自食的渔人才有这样的资格。
当然，权力和道德在日常生活的凡性面前被陶渊明放逐，并不意味着社会就不需要权力和道德。相反，恰恰是权力和道德的存在才显示了日常生活凡性的可贵，如同《击壤》歌日出日落的美妙和饮食起居的淳朴，若没有“帝力”的存在又怎么能感受到呢？因此权力和道德的存在之于日常生活的凡性与误认之于真理是一体两面的，一从认识论入手，一从存在论入手，共同揭示了《桃花源记》的涵义。
最后，从《桃花源记》体现的道家思想就认为陶渊明是消极无为的，这种看法对作品的理解来说是最大的一种误认，只有走出这种误认才能看到陶渊明的性格组合真相。我们认为，陶渊明的道家思想是时势使然，玄学的兴盛是他接纳道家思想的文化动因，时局的动荡和文人的朝不保夕是他接纳道家思想的社会动因，官场和道德礼仪的劳心劳形是他崇尚自然的政治原因。外在局势如此，在社会大潮面前如要生存下去就不能不如此，但这并不说明他的道家思想就是他的惟一精神支柱，这从《桃花源记》中体现的真理来自误认思想可以看出来，结尾处召唤结构呼唤来者这种主动趋势起码就说明他并不是消极无为的。把视野放大来看就更明显了，以《读山海经》为例，有论者指出：“十三首诗中，前面七首（ 除第一首外）均从正面着笔， 在诗中借美丽的神话世界寄寓对理想的天道与人君关系、理想的王朝政治、理想的社会模式、理想的士大夫人格修养与价值取向等的描绘与期望；第八首是组诗从美好的神话领域过渡到惨烈之现实之中的一个转折；从第九首始，采用古典与今典结合的双重象征手法， 通过悲悼怀想上古神话中的悲剧英雄， 表述诗人对晋宋禅代之际史事人物的强烈感喟， 并展现内心独有的道义原则与批判精神，最后一首以‘帝者慎用才’作结， 最深刻地揭示了组诗的政治主题。”②从诗歌的主题和与现实的联系来看，诗歌揭示了作者积极进取、猛志常在的儒家思想。沈约《宋书·陶潜传》说他“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题外之意，他有浓重的忠君思想，由此观之，他所说和所做的“性嗜酒”也是另有他意的，所以袁行霈认为陶渊明喝酒是为了远祸。③另外，他训诫子女时援引子夏、诗经的话，谈得是穷达寿夭的儒家命题，《命子诗》中又叙其先祖续其谱系是典型的儒家规范。总的说来，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也是陶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误认，儒道互补或对立才是陶渊明的性格组合真相。
既然误认是人类境遇的基本特征，真理来自误认就适用于不同时代的很多文学作品，如齐泽克对《傲慢与偏见》的解读。不惟文本，对一些电影电视作品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法国电影《落在树梢〉，主人公从意大利返回的路上，开车搭乘了几个偶然相遇的路人，结果不慎将车开到了海边悬崖的松树上，于是在喜剧的气氛中引发了一连串发人深省的故事，误认中人性深处的痼疾得到揭示。随着“韩流”涌入我们的文化市场，大批韩剧紧紧抓住了观众的胃口，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文艺工作者也开始反思大陆影视制品的不足，就本文来说，韩剧对真理来自误认思想的有效利用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片头因女主人公误认男主角为歹人而报警造成喜剧效果，后历经曲折终成眷属，体现了误认的魅力，电视剧《爱在哈佛》男主角将女主人公当成妓女也属此类，当然，如果只是为误认而误认博得一时的笑声，还不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关键在于误认基础上对日常生活凡性的深度挖掘：现代生活与传统伦理的冲突，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矛盾，职业追求和家庭的不一致等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表现，而且表现得比较自然合理，所以人们比较喜欢。
海德格尔把真理看成是遮蔽与去蔽的统一，从这个角度看误认与真理的关系会更全面一些。解读《桃花源记》的通常观点认为作者描述了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流露了道家无为的消极思想，其分析方法是基于阶级分析的社会学观点的，而借用拉康真理来自误认理论观察问题，更多的是精神分析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分析同一文本会得出不同的答案，而正是在不同方法的参照中，误认不断被克服，真理日趋接近，这既是海德格尔对我们的启发，也是本文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译者前言》[m]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北京 第5-6页。
[2] 景蜀慧《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政治主题疏释》[j]原刊台湾《成大中文学报》2000第8期。
[3] 袁行霈《陶诗主题的创新》[j] 《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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