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可以称得上盛世的，一般公认为汉、唐和清代，其实，也只是这些朝代里的几个时期堪称盛世的：汉武帝的建元时期，唐玄宗的开元时期，还有就是清代的康熙、乾隆时期等。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大盛世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而盛唐盛世不仅仅表现在国力强盛上，其最不同于其它盛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社会的全面和谐。我们以为，盛唐的和谐社会主要表现为人与文化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因此而形成了盛唐经济、文化的繁荣鼎盛。
我们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在盛唐才出现了山水诗的高潮和山水诗的高峰呢？社会兴，而山水兴，这种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由于全面和谐而激生的诗人的休闲状态、自然情怀和创作才智，正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在寻找着的盛唐山水诗异常发达的最深刻原因。
一、社会和谐的文化的宽容及其人与文化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关系，最本质地体现是在文化关系上，体现在道德和法律的文明程度上。而社会的高度和谐，是人与社会关系中和的最高境界，文化也必然表现出高度的融和性。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这样描述说：“公元七世纪，当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身后的‘哈里发’相继攻陷麦加、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之时，在东亚大陆，杨隋和李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西亚的隋唐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1]（p96-97） 中国文化的隆盛时代，自七世纪开始，到了八世纪的盛唐，则可以说是隆盛之极了。经过初盛唐一百多年的经营，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国家高度统一，经济异常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这一时期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期，史书上称之为“开元盛世”。宋代的诗论家严羽曾经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唐代开元前后的诗歌，其实，“气象”是最能够反映文化景象和意义的，这个评语用来描绘唐代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我们以为更加生动和贴切。
唐代的精神文明不仅兼收并蓄，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也不吝传播，使中华文化教被四方。盛唐是个大国强国，有学者研究说，其时的gdp占比数，中国在世界占比近60％，超过了今日的美国占比40％。可以这么说，盛唐所以成为盛唐，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支持，是中外文化交汇与融和的结果。当时的首都长安，是那个时代的中外文化的汇集中心，文化的集散地，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盛唐人广泛吸纳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各种宗教、医学、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外来文化的这些文化元素，一旦为盛唐所接纳和融化，形成了盛世文化的辉煌景观。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很有意味的事实：盛唐文化非中华化的程度，也令人吃惊，有敦煌壁画中所反映的当时贵族热衷源于波斯的马球游戏场面为证。《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亦云：“唐源流出于夷狄，固闺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今人陈寅恪也一再申说：“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经指出：中国文化“具有之同化力特强”，因而与异族相较，“先失败于武力，终制胜于文化”。这种主动吸纳外来文化的文化交汇，正是盛唐和谐的突出表现，是盛唐文化所以能够“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根本原因。
文化的包容以至于融和而形成了文化上的隆盛，进而形成了国力的繁盛，这与政治上自信是密切相关的。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里回忆说，鲁迅先生高度的评价汉、唐的文化气魄。鲁迅说：“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根据，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 唐代，特别是盛唐的宽容，文化政策上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重的政策，盛唐统治者放任诸教、诸说流行，或者说是主动吸纳诸教百家而听其自由发展，给盛唐社会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形成了多元的美学形态和审美心理结构。
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主要表现在盛唐人与文化的和谐上，几乎所有的时代骄子，从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素养，都充分说明他们是文化和谐的宠儿，都可以看出各种文化汲取和调和的文化底色。在盛唐异常活跃的老、庄与佛禅思想，其恬淡适意的追求，似乎表现得比其他动乱时代更为强烈，经济发达也使盛唐人有实力和情趣消费山水，生成回归情结。老子的著作中有“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幻想一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秩序，从“和”的境界看，反映的是对那种没有战乱、平和安稳生活的向往。文化的宽容，政治开明而造成的文化宽容，使“大国”也同样可以出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高度和谐的文化景象。
文化的宽容，表现在思想上就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禁锢，具体到诗文创作上，则是尊重作者的创作自由，没有什么文学艺术反映的禁区。唐诗中，屡屡可见通过文字来讥刺唐王朝、甚至皇帝的现象（即使到了中晚唐，在这一点上也还是很宽松的）。连非常严肃的选拔高级人才的科考，不仅不死搬教条和原则，甚至还启发和鼓励自由个性的表现，这样的例子，也不仅仅是祖咏应试诗为唯一。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感叹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这种表现在诗歌创作上绝少束缚和忌讳的文化宽容，让生不逢时的宋人好生羡慕，把这一点，说成是盛唐诗歌所以特别发达的最根本原因。
从人类社会学的和谐观来看，盛唐的政治开明和社会和谐，才蕴育了盛唐文化的和谐；而盛唐文化的宽容，又强有力地促进了盛唐的政治开明和社会和谐。这种社会和文化氛围在深层次上创塑了盛唐人豪迈旷放的性格特点和“少年精神”的亢进面貌，也形成了盛唐多“狂人”的时代特征，反过来这种人格精神也促成了盛唐文化的极盛，形成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二、盛世面影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上必然是高度和谐
从社会层面上讲，和谐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语的意思是：“和”乃天地之本也，“和”之致，天地间之万事万物方可各得其所，亦方可衍育繁荣也。“致中和”是儒家思想里面一个核心的内容，是其社会理想的至美追寻。所谓“致中和”，从伦理学意义上讲，即重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就是尽一切努力而尽可能使社会中各种不同因素摆布到一种相对平衡协调的状态。不管是什么角度，“致中和”就是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平衡的和谐社会。
“和”也不仅仅是儒家学说里的独有之义，而是渗透到所有中国人骨髓里的一种伦理观念，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和谐”特点。诸子百家的所有学说，几乎都是以“和”为起点和终点的，把伦理问题摆在首位，最关心的也是社会的稳定和谐。在和谐社会的观念里，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在生态文明观看来，自我却是一个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开放、生成的过程。自我的生命内涵，是在与他人、社会、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实现和充实的，离开了与自然、他人和社会的多方联系，“自我”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此，自我生命的完善要把他者视为拓展丰富“我”的生命维度的契机，最后实现与宇宙精神的合一，这种开放生成式的个体生命本体论，正是和谐人际关系建立的基础。著名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家休谟认为：美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 [2]（p334） 应该说，这种“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秩序和结构”，顺应了人性本来的要求，也即是说，合乎“人性本来的构造”才是和谐的，只有这种“秩序和结构”的和谐，才能够引起人的美感。
社会的高度和谐，是人与社会关系中和的最高境界，以盛唐观，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缓和冲突，盛唐诗歌不是没有包含愤世嫉俗傲气的，也不是没有遗世独立的决绝性格的，而只是此非时代的主流和主导人格。儒家的中和思想，佛禅的自性精义以及老庄的人格理想，在盛唐被转化为亲亲中和的社会格局，转化为清高妙远的休闲状态和山水趣味，也形成了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和谐社会的文化体系。随着政治社会大变革，庶族寒士进入统治阶级集团，成为时代的精英，形成了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中国古代的士人，似乎也只有在这个时期真正扬眉吐气了。这种社会环境，大大助长了文士们放达和骄傲的心性，造成了盛唐诗人们的豁达心胸和倜傥风度。
然而，盛唐人虽然多狂狷，多放荡纵恣，而人与人之间则是温良谦和，亲密无间的，关系非常的和谐而宽松。我们几乎找不到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互相攻讦、互相猜忌的文字记载。我们从他们的诗歌里读到的，尽是些相互颂美、相互标榜的礼赞。王维在当时的文坛上有“天下文宗”的地位，但他常常以“刘桢气逸”、“魏国应、刘后”、“高文有风雅”等作为现成的形容词来赞美他人，他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云：“嘻，去帝乡之故旧，谒本朝之君臣，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即是以建安“七子”来评价日本使者晁衡之文才的。他夸裴迪“天机清妙”，他很欣赏綦毋潜俊逸清新的诗风：“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别綦毋潜》）这些都足以说明王维艺术趣味和人格境界。连李白这样不可一世的自视极高者，他也只是反复说自己怎么怎么的好，而没有见有攻击同行诗人怎么怎么的不好的。李白以“狂野”为其外在形态，放荡不羁，恃才傲岸，什么都不放在话下。然而，他与人交往，不论贵贱，真情笃意，他在与孟浩然同游而不得不分手的时候，彬彬有礼地站在江头目送朋友远去，一直看不到帆影了还久久不能走开：“孤帆影远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他与农人之间感情也是醇纯至真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王昌龄乃当时诗坛高手，有“诗家夫子”之誉，当他被流贬时，李白表现出感人至深的真切同情：“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与杜甫、高适等人更是是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3] 。盛唐人最热衷于迎来送往的活动，或者说最擅长，也最注重把人际关系在迎送的那个层面上用诗记录下来。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
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王维《送别》）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李颀《送魏万之京》）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
几乎所有的盛唐诗人都出色的送别诗。岑参的送别诗更是别开生面，不同凡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王维存诗仅四百首，然而，迎送之诗却多达六十余。王维的送别诗不仅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慨，也有如“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4] 的抗壮。
我们从盛唐大量的送别诗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人与人关系的真诚和淳朴。人与人的关系，从深层次看，实际上是时代气象的生动缩影，是社会面影的微观呈现。杜甫诗《忆昔》中所回忆的“天下朋友皆胶漆”，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盛唐人际关系的和谐状态，这是诗人对盛唐人际关系的怀念，也是对当下人情冷漠，和谐不再之风气的一种叹惋。中唐藩镇割据，政治宗派，政统危机与道德危机，党争愈演愈烈，人与人之间互相算计，孟郊的不少的诗里就有对于这种紧张人际关系的生动描写。孟郊的《择友》诗云：“兽中有人性，形异遭人隔；人中有兽心，几人能真识？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 那种尔虞我诈、虚伪险恶人际关系，也是造成诗人孤傲狷介性格的重要原因，使其诗充满幽僻、苦涩意象，风格峭硬，诗境仄狭，表现了诗人凄凉寒碜的生活状态。孟郊诗中多冷露、峭风、秋草、吟虫、病骨等意象的组合，真切地展现了一个形销骨立的凄苦老人形象，也折光出当时社会萧瑟衰微的面影。
因此，从人际关系来反观社会，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可靠信息。以盛唐观，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形成了盛世社会所必备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成为人诗意存在的精神乐土，疲惫的心灵在境界中获得瞬间的伫足而形成永恒，这也是造成盛唐诗歌“境界”范畴的自然与社会必要因素。以王维为代表的盛唐山水诗群是一个无团体而却秩序化的格局，是以人为主体的价值关系，自然之主体与人之本性的内在关系的和谐而达到深刻的呼应，进而使人格的纯精神化的意念，转化为具有观赏性的艺术形态。
三、和谐社会的突出标志是人与的自然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5]（p95）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在精神血脉上永远摆脱不了自然对生命本根的维系。人作为自然生态中的一个生态位，人是生态价值的终极主体。中华民族向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视其为自身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充分正视自身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的一种伦理观。庄、禅精神中“随缘任运”和“以人复天”的自由，几乎成为盛唐思想的主流趣味，儒学在盛唐，也被强化了其追求“乐山乐水”的人生超越的一方面。人作为自然之子，因为深深地热爱与依恋着生命之母，自然与人类世界曾有的多维生命关联就愈加的密切，而不是赤裸裸的实用性、功利性关系。盛唐诗人十分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善于从自然中获得比我们的视觉所见更深邃丰富的精神内涵，培育人与万物血脉相通的生命感受，生成仁者的宽厚和智者的灵动，生成回归精神家园的情结，生成还乡的热望，寻找精神家园冲动和执著。因此，诗人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培养起来的直觉能力、感受力、情思、灵感和想象力，也就异常的发达，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对自然的思考，以及对自然的表现，就呈现出完全不同此前此后诗人笔下的景象。
盛唐士人在困惑或豁达时、失意或得意时、挫折或成功时，总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然。山水田园，也就使这些春风得意或精神落寞的诗人具有了诗意存在的空间与状态。特别难得的是，盛唐人在与自然的亲和中，在对于自然的表现中，都是以不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相容关系为原则的。天人和谐的典型状态，在盛唐诗人的笔下得到最多也最充分的反映，王维的诗中反映最典型也最生动，他的《归辋川作》诗中有这样的描绘：
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
菱蔓弱难定，杨花轻易飞。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
诗中繁复的景物排列，纯任天然，而又精致契合，形成了意象的和弦，不夹带政治问题，也不含有宗教因素，但是，那钟磬之响打破了寂空而又复归寂空，却把人带入空灵幽远的神秘境界，体验瞬间永恒的实在的虚无感。“回家”的感觉真好，诗人陶乐天籁，慵懒幽游，一切行止“适意会心”的超迈，表现出万物归宗的淡泊，其中的“惆怅掩柴扉”则是一种心理动作，诗人为了避免生命和心灵受到侵害和纷扰，闭关成隐，实现了心理上的彻底归隐的一种惬意，是在内心深处寻找到平衡和宁静的一种自足。这是以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来折光人与社会和谐的艺术写照。盛唐山水诗里，大多包含着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诗性智慧”，诗人们正是在对于大自然的神秘和美丽的体验中而寻找到生命意义的线索，感悟到宽厚仁慈的自然美德，而于山水中发育心灵，催生友善，建立起合作的社群关系，生成自然情怀和休闲状态，这就是让我们在当下寻而难找的一种生存智慧。
诗人的休闲状态，是开明盛世的产物，是盛唐气象的突出表现，是自由的文化空气里致生的一种生活生存模式。很显然，这种以自然情怀为情怀的休闲状态，不可能生成于一个政治动乱、经济凋敝的社会，不可成为一群穷窘潦倒者的精神状态。而休闲风气，使盛唐人的精神绝对放松，人的意志高度自由，比较起魏晋风度来，是一种真正的潇洒，是摆脱了社会压力而以极度自由为高蹈形式的人生境界，是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负荷的生命享受。在良性循环的社会秩序中，开放的文化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促成了诗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淡化了人们在仕途生涯中的个性束缚和人格压抑。这种休闲状态，是以所谓“山林风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富有强烈的时代特色。那些得意的王公大臣如张九龄、裴耀卿，以及太子太师徐国公萧嵩、左丞相稷山公裴耀卿、右丞相始兴公张九龄、太子少师宜阳公韩休、太子少保崔琳等 [6]（p338），虽然追求身心自由而并不放弃社会责任，他们在负担起社会重任的同时却又不会拘谨身心而影响对于自然山水的消费。而那些失意的江湖处士如孟浩然、李白等，往往是在一边说着“忘机厌尘喧，浪迹向江海”[7] 的大话，一边进行着“我欲攀龙见明主”的实事，做着“忽复乘舟梦日边”的好梦，在保持积极用世精神的同时而化解是非名利之烦恼，山水和庄、禅哲学，成为他们缓解甚至化解所有烦恼的良方。无论前者，无论后者，应该说都处理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能够在自然里找到身心俱适的状态，以安详从容的气度高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盛唐诗人的这种注重将生活艺术化的生存智慧，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出人与自然血脉相通的生命感受，生成亲和平易的休闲心态。也只有在精神主体处于彻底的休闲状态之中，才可能产生诗与禅结合得最为融洽最为密切的文学效应，出现山水诗高潮。因为盛唐特有的休闲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盛唐士风，也就形成了盛唐所特有的山水诗形态，形成了盛唐诗人所特有的话语系统。
社会兴而山水兴，政治越是稳定时期，诗人的心性也愈是稳定而宽厚，文学反映社会的形态也就愈少激烈写实的直接性。盛唐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主要表现为人与文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形成了盛唐经济、文化的繁荣鼎盛，也形成了诗人的休闲状态及自然情怀，形成了盛唐山水诗高潮、高峰的辉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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