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地区本土文学的风格也多有不同。就河西地区而言,东汉一代习经风气的影响,本土豪族的兴起及其重武修文的特征,都予三国西晋时代之河西文学以长远的作用;降及十六国时代,清典纯正的河西文学,在北中国文坛更居于重要地位,而所以如此,又与河西相对僻远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魏晋时期(含东汉建安时代)地位非凡。一方面,正是在魏晋时期,文学逐渐脱离儒学,由附庸蔚为大观;此期文学家之多,文学作品之富,也是周秦两汉远不能比侔的。另一方面,魏晋时期所逐渐形成的本土文学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本土文学风格的地域特征,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南北朝及其以后的文学发展史。(注:详细的论证,见拙文《魏晋时期的江东本土文学—兼论本土文学的研究方法》,《文学评论丛刊》第3卷第2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1月。)
以魏晋时期各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程度而言,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衡量一个地区本土文学的总体水平是发达、一般还是落后,隶籍该地区的文学家数量的多少,是最重要的指标。文学自觉与独立的魏晋时期,更是如此。大凡出人多且空间分布密集的地区,可称为本土文学发达区域;相对而言,那些出人不多、空间分布零散或稀疏的地区,则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注:“本土文学”与“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是不同的概念。本土文学发达的区域,文学局面不一定兴盛,也不一定就有文学活动中心;而本土文学不发达以至落后的地区,文学局面不一定冷寂,也不一定没有文学活动中心。“文学局面”、“文学活动中心”受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相当显著,故文学局面盛衰之间,可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