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

作者：陈桐生
文学史家在写先秦散文史的时候，一般要将先秦散文划分为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两大块：讲先秦历史散文，重在分析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作品在叙事、写人以及语言艺术方面的演进；讲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则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为第三阶段。对先秦散文史作出如此划分，虽然条理井然易懂好记，但却未必符合历史真实情形。文献表明，中国说理散文并不是从春秋战国之际的《论语》才开始起步，在商周春秋时期《尚书》、《国语》等历史记言散文之中，就已有大量的说理文章，这些记言散文是战国诸子说理散文的先驱，只不过这些说理散文有一个外在的叙事框架，这个叙事框架有很大的迷惑性，导致人们长期以来将这些说理文章当做叙事散文作品来读。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拨开历史迷雾，根据文献来探讨中国早期社会说理散文的发展情形，理清先秦说理散文发展的源流脉络，还先秦散文史的本来面目。
一、中国早期社会人类思维的发展特点
理论家认为，从古猿到现代人，人类思维发展史经历了原始的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到辩证思维三种思维发展形态。原始形象思维依赖于对事物表象的感知，它的特点是原逻辑的、主客观互渗的、感性的，带有很大的幻想和想象因素，西方的神话、史诗以及某些史前的岩画艺术等，都是原始形象思维的艺术产物。抽象思维又称逻辑思维，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其特点是以抽象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以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联系。西方人的抽象思维起步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致力于形式逻辑的研究。辩证思维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进行思维，就是从事物的联系、对立及对立面的转化之中去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
遗憾的是，这个人类思维发展三段论在中国商周文献中得不到印证。商周文献表明，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既不是典型的原始形象思维，也不是纯粹的抽象思维，更不是人们所大力推崇的辩证思维，但其中又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原始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甚至辩证思维的因素。商周人的思维方式是带有原始思维色彩的经验思维，其基本特征是注重历史经验、天人合一、主客渗透。当时统治阶层习惯于从历史和现实的帝王政治中总结治国安民的经验，表现出相当清醒的理性精神，已经能够从事简单的分析和综合，也有一些朴素的抽象和概括，从这个意义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思维早熟的民族。但是商周人的经验并非完全来源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他们经验中的很多内容来自于信仰的虚幻的世界——原始宗教神学，他们真诚地信仰天人感应，相信天命神意是王朝执政的最终依据，认为上帝时刻在关注和主宰着人间，会通过种种祥瑞灾异现象向人间显示自己的意志，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祖先死后升天为神，陪伴在上帝身边，给上帝意志施加种种影响，而人间则可以通过祭祀、修甚至巫术等手段来改变天命神意。这是一种既崇尚历史与现实经验又执著地坚持原始宗教信仰的东方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据说法国社会学家列维一布留尔看到《史记》的法文译本，对其中的天人感应内容大为震惊，这促使他致力于研究原始思维的特征，由此写下《原始思维》这部学术名著。
由于思维早熟，所以翻开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页，人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重视经验的理性民族。中国似乎没有经历西方那种充满童稚的人类少儿年代，中国上古人们没有多少浪漫的感性的幻想，在长期的与社会和大自然敌人的搏斗中，他们过早地培养了清醒的经验理性。中国上古作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作为原始形象思维载体的神话、史诗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展示王权神圣威严、充满训诫意味、总结帝王政治经验的历史记言散文。中国上古作家并不是等到充分地发展了记叙、描写等感性能力之后才去写作说理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