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古代诗学辨体理论是构成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主体内容，它与文学创作共同发展，确定与规范文学创作的基本体制规范与要求，同时又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不断修正，不断调整，规范与修正交替发展，尊体与破体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古代文体理论向前发展。大致来说，先秦两汉时期文学虽然没有从史学、哲学等中分离出来，可已经出现了古代文体分类的滥觞，其中隐含着对诗歌体制的初步规范。相对于先秦、两汉来说，无论在文学文体的分类与规范方面，在诗歌独特的语体风格的确立方面，还是在文体风格论方面，魏晋六朝时期都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取得自身的独立意义，确立基本审美规范的时期。以《文心雕龙》、《诗品》为杰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无疑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我国古代诗体形态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一、先秦两汉文体分类的滥觞与诗歌体制的初步规范

最早的文体分类是辨体批评的滥觞，虽然先秦的文体主要是应用文体，分类的标准也不一致，或以功能，或以题材，或以功用，或以形态，涉及到文体发生学、文体源流论、文体功用论等多方面。文学批评也远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服从于归纳编集或指导应用文体写作的需要。然而这种以文体分类为手段的辨体批评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到明代的《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对建立在文体分类基础上的诗文体制及其源流演变的考察，为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积淀了深厚的基础，对强化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有重要贡献。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文体分类出自《尚书》。《尚书·毕命》篇提出的“辞尚体要”，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体论的最初的起源。《尚书》的典、谟、训、诰、命等名目的出现，就已包含着最早的散文分类的萌芽。《诗经》的分《风》、《雅》、《颂》则是诗歌分类的萌芽，也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最早源头

以《楚辞》为代表的“骚体”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体演变发展中的异数，它构建在南方巫官文化特有的气质上的独特的文体风貌，奠定了古代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骚体”在句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两字一顿，两句才构成一个完整意思的体式，以六言为主，杂用四、五、七言，大都一句一意，节奏感很强；在语词上，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入诗，大量使用虚词以增强感染力，语言风格绚丽华美，瑰玮雄奇；在结构上，突破了《诗经》抒情短章的体制限制，大大加强了铺陈叙事的功能，故事性与铺叙性成为了骚体文学的基本文体特征。屈原所开创的骚体对后世诗体的演变与文学风格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枚、马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可是《楚辞》的诗体创新成就在后世诗学辨体理论批评中常常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汉对文学现实功能的极度的强调，不仅掩饰了文学的本体论意义，而且也影响到文体规范的确立。《诗大序》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故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等，与其说是对诗体审美规范的要求，还不如说是政治教化对文体风格的干涉，完全忽视了文体自身演变发展的规律。这种对文体规范的误解最典型地体现于班固等人对屈原的批评上。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风格规范，以及后来的扬雄认为辞赋“劝百讽一”，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就是古代文体论中极端政教化、道德化倾向的突出表现。这种倾向形成于汉代，到唐宋古文运动后得到极度的强化。这样《五经》在文体论中就具有终极的意义，成了预先设定的源头，它可以为文体形式制定最基本的也无法摆脱的规范。不仅文体的“体”是“宗经”的产物，而且“风格”的“体”亦然，能宗经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文体风格规范，而对于《五经》的违背是楚、汉以来文学舍本逐末、滔滔不返的根本原因。

二、文学的自觉与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批评的学术史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文体从一般文体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诗歌这种独特的文学文体的体制规范逐步形成的过程，这种不自觉的文体区分在漫长的演变发展中逐步清晰并最终确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文体从应用性杂文体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初始之本，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而章成矣。”（《文心雕龙·原道》）故凡虎斑霞绮，林濑泉韵，俱为文章。”鲁迅的论述总结了我国古代诗歌体式在其形成的初期，即已具备纯文学文体的形式特征：重视情感、讲究格律、词采华美，富有意境。最迟在刘勰与萧统的时代，这种纯文学观念的诗歌体制规范已经出现。

魏晋时期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有意识地从“体”的角度对作家创作风格的摹仿，这种摹仿正是建立在对诸家体制风格差异的辨析的基础上的，并且作家创作风格已经形成了可供后人效法的创作典范，摹拟成了学习诗歌的基本门径。整个魏晋六朝时期，拟体诗成为一种创作风尚。如鲍照有《学刘公干体》、《学陶彭泽体》，萧衍有《清暑殿效柏梁体》，萧纲有《戏效谢惠连体》，何逊有《聊作百一体》。最突出的是江淹“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的《杂体诗》，其拟古达到了非常逼真，令后人真伪难辨的程度，正如严羽评江淹诗所说的：“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拟体诗是诗学辨体理论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同时它也对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我国第一篇独立的文学史论文，在诗学辨体理论上的意义是第一次充分肯定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揭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针对两汉文学观念中严重的道德伦理性以及与之相随的政治性对于文学自身价值的浸淫，曹丕不仅认为文章是“不朽之盛事”，而且强调它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即具有不依附历史事功等外在形态的独立的价值。同时，曹丕提出：“诗赋欲丽”，是对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发展。他提出在文体的共性即“本同”的背后包含着各个文体类别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体裁规定性即“末异”，从文体形态的本质的角度规定了诗赋的体裁特征是“丽”，强调了诗赋独立于“奏议”“书论”“铭诔”等应用文体之外的审美特征。

继曹丕之后，陆机首先揭示了不同文体的语体要求对文章风格的形成具有制约作用，不同体裁必然有不同的风格规范与要求，这种文体风格是在长期文学实践中形成的，对后世的创作具有规范性意义，这就是他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尤其是对诗歌文体特征用“缘情绮靡”来概括，是对曹丕“诗赋欲丽”的发展，不仅对诗与赋的文体特征加以区分，而且，“缘情绮靡”兼顾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即“缘情”是诗歌的表现内容，“绮靡”是诗歌的语体风格，“绮靡”说是对汉儒“丽以则”的中和的诗学思想的扬弃，“缘情”说则是对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的根本动摇。陆机的诗学辨体理论代表了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态势。

中国文体学史上最早的文体流变专著是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久佚，据《隋书·经籍志》载，该书二卷，与四十一卷的《文章流别集》相辅而成，后世摘出单行挚虞专从文体归类编集，并作《序论》探讨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与创作规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论的主要批评形态，对后世诗文评的发展具有范式的意义。方孝岳先生对挚虞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有高度评价：“挚虞可以说得后世批评家的祖师。他一面根据他所分的门类，来选录诗文；一面又穷源溯流，来推求其中的利病，这是我国文学批评学的正式祖范。”

三、诗学风格论与《文心雕龙》的诗学辨体理论

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文体分类详尽与体例严密是《文心雕龙》诗学辨体批评的突出特征，童庆炳先生对此有高度评价：“《文心雕龙》对古代文体分类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它开创了一个纵深地阐明文体特点的方法。这就是说，刘勰在阐明各类文体特点时，都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步骤与原则。所谓‘原始以表末’，是说推求各体的来源，叙述它的流变；所谓‘释名以章义’，是说解释各体的名称，显示它的意义；所谓‘选文以定篇’，是说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说明不同文体的特征；所谓‘敷理以举统’，是说要阐明各类文体写作的理论依据与规格要求。”

刘勰认为文体形态的规范的形成与变化取决于表达内容的需要是必然，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自然的要求。创作者个人的气质禀赋影响到独特的风格的形成：“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明诗》）在文体论的自然观的影响下，刘勰在论述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与规范要求时，颇为辨证地揭示了文体因袭与新变的辨证关系，他认为诗人可以也应该在“有常之体”中求得“通变”，即继承前人文学传统与文体规范加以创造性的改变，从而能在广泛吸收前人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这样，文体就在传承与新变的交替演变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发展。《序志篇》中称：“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史简论。

在刘勰的文学批评体系中，语体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他认为是体裁所要求具备而且不能突破的语体，即不同文学体裁必须具有的不同的体制规范，《定势》篇通过对各种体裁相对应的语体风格的辨析来揭示其创作要求：“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也。中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也。”

不同的体裁要配以不同的语体，作品文辞的风格要求，首先由它所表达的内容的性质决定，如章表奏议应该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典雅语体，赋颂歌诗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清丽语体，符檄书移要求明断，史论序注则必须核要，箴铭碑诔的语体必须宏深，而连珠七辞则不妨巧艳。此外，刘勰又认为，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来选择适应自己主观人格的语体，这就是“晓变”，只有这样，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保持文体的开放与发展的态势。刘勰的“昭体”与“晓变”并重的文学文体论，充满了辩证色彩，代表了我国古代文体理论的新的高度。

在论述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形成的关系后，刘勰在《体性篇》中还将众多作家的创作风格归结为八种类型，开拓了古代文学批评风格类型理论的先河。八种风格类型中，刘勰最为推崇的是“典雅”，他认为章、表、赋、奏、议几种体裁的风格最近于典雅，他对与“典雅”相对的“新奇”特别不满，“新奇”的最大特点是摈古趋新，追求诡异奇巧。他在《定势》篇中严厉抨击当时宋、齐文学对于“新奇”的追逐：“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这种靠文字次序颠倒以为新，表达怪诞反常以为奇的作法，必然会导致“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质朴刚健的文风的凋丧，所以刘勰《通变篇》的时代文学风格流变便是一个每下愈况由典雅渐趋新奇的过程：“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