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早就为人们所认识。文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诗酒流连，当今关于诗歌与酒文化的论述可谓是洋洋大观。然而，赋作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与酒文化的关系却鲜有论及。赋是两汉的“一代之文学”，汉赋与酒文化的关系大有探讨的必要。
在酒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历来论者对汉代的酒缺乏应有的文化阐释。因为人们除了津津乐道于鸿门宴上暗含杀气的觥筹交错、高祖回乡把酒唱“大风”之外，似乎就只剩下相如涤器、文君当垆的逸事了。缺少了对酒文化和赋之关系的探讨，则我们对酒文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尽管汉赋存世作品有限，但汉赋对后世的影响所依靠的正是这些有限的存世作品。所以不妨以这些作品中的酒文化现象作为探讨对象，或可收窥一斑以见全豹之功，探求汉代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以期对汉赋和中国酒文化都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汉代的炽盛酒风
酿酒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汉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制曲技术的提高和酿酒方法的创新。汉代已经生产饼曲，由散曲到饼曲是酒曲发展史中的一个飞跃；酿酒除了传统的方法外，汉代还有“酎酒法”、“九酝酒法”等方法。
汉代的酒业生产规模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私人开办的酒肆作坊在都市和乡镇分布极广。《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大商贾的酒业作坊于都市有很大的售卖空间。汉代皇室、贵族官僚和田庄内的豪强地主也在宫中和庄园内设立制酒作坊，满足自身骄奢生活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内部，设有专门官员管理皇室的酒制品生产。反映汉代地主田庄的经济文献《四民月令》一书多次出现“曲室”、“作曲”、“酿春酒”、“渍曲酿冬酒”的记载。
与酒业生产相应，两汉酒风之盛承前代余绪，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衣锦还乡把酒唱《大风》是鼓动汉代酒风的一把明火。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乃至光武中兴等汉代的富足之世为酒风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尽管每遇到灾荒之年，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止民间酿酒，以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但是这根本无法遏止如火如荼的酿酒和饮酒之风。无论是宫中朝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士林的细民九流对酒都极为热衷。王粲《酒赋》说：“暨我中叶，酒流犹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汉书·食货志》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汉代一度实行的“榷酒”之政（即酒类由政府专营）也无法彻底施行。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面对如此兴盛的酒文化，汉赋作为当时文学样式的杰出代表，就历史地承担起了反映汉代酒文化兴盛的使命。
二、汉赋中的酒
在现存汉赋作品（含残篇、残句）中（本文论及赋作时以龚克昌《全汉赋评注》为基本的文本依据），以酒名篇者有邹阳、扬雄和王粲的同题之作《酒赋》3篇。此外尚有言及酒事者共约30篇，其中“酒”字出现了约60处，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如酿酒的原料和方法、饮酒的场合与功用、滥饮的弊端、饮酒的礼仪和习俗、酒器、名酒的品类和特色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汉代酒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当时和后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辞赋中涉及到的酒种类繁多，其中基本分为酒类、醴类和醪类。
邹阳《酒赋》说：“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骏。”汉赋中不少地方都是酒、醴并提，这里已经比较了二者质地的不同：酒之色泽清澈，而醴之酒体则比较浑浊。又张衡《南都赋》：“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醴”而称“甘”，表明是甜酒。《汉书·楚元王传》：“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在功能上，酒、醴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在各种仪礼中，虽然酒、醴并陈，但相比而言，酒使用的场合比较多。如前，以“圣明”譬喻清酒，以“顽骏”指称浊酒，可见“酒”应是用于正式场合的。这与《诗经》的时代大不相同。《诗经》的时代以醴为尊，酒次之，醴多用于祭祀和国宴。如《诗经·小雅·吉日》写周王田猎后会饮诸侯：“以御宾客，且以酌醴。”而酒多用于一般场合。
汉赋中的酒除了称为“酒”或“醴”的外，还有“醪”。如枚乘《柳赋》：“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桓谭《仙赋》：“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张衡《南都赋》：“若其厨膳，一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薪。”“醪”的基本词义是汁滓混合的酒、带糟的酒，但在更多时候则释为味道醇厚的酒。
此外，汉赋显示当时的人们好饮色浓味厚的酒，而且往往以此为标准来评价美酒。邹阳《酒赋》曰：“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自薄，青渚萦停。凝醇醇酎，千日一醒。”“凝酵醇酎”意谓味道浓厚的酒。“沙洛渌酃”等各种酒之所以为名洒，就是因为其酒味浓厚。
三、汉赋中酒的文化功能
从酒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西周，酒礼已经成勾相当严格的礼节。酒行为自然纳入了礼的轨道，洒礼必须体现出贵贱、尊卑、长幼等各种关系。这时的酉更多的是与酒能致人迷狂因而具有通神效果的祭祀、巫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尚书-酒诰》有言：“‘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在周公颁布的这一《酒诰》中，他以文王代言人的身份下达戒酒命令，明确指出，上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因此严禁“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即使是位尊如康叔，也要“刚制于酉”。_4j这是在借天的威灵来巩固世俗的权威。
随着天之威灵的真实面目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君权神授”仅仅成为维护统治所需要的宣传口径，人间英雄（帝王）可以完成对现实的强力统治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们更倾向于借助“礼”来建立帝王在k间的权威，而“礼”必须落实于各式各样具体的事勿上，酒即是其中之一。于是在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农，严格的酒礼显示出的是世俗权力，昭示着森严的等级，这与此前酒所附有的神巫特征大异其趣。
叔孙通在汉初制作礼仪，对当时及其后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对酒礼的严格规定也是如此。据《史已·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日：“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日：“得无难乎?”叔孙通日：“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竞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其中“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是指对那堂不符合酒礼的官员要采取制裁措施。汉代对酒礼向重视和执礼的严格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孔臧在其《杨柳赋》中亦叙酒礼为“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酒礼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典章”的一部分。《史记·礼书》中说：“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集解》引郑玄解释：“大飨，袷祭先王，以腥鱼为俎实，不膈孰之也。”可见，在重大祭典中酒是不可少的祭品。
统观汉赋作品，赋家写酒，更多的是从饮酒的生理作用，从酒满足口腹之欲的饮食功能出发，这是汉赋酒文化的逻辑起点。诚如扬雄在《太玄赋》中所说：“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下，汉赋中的酒展现了其文化功能。
1．调和人伦
以酒成礼，并以此来调节人际关系，是汉赋中最为着力描写的酒文化内容。举凡展示帝王的“恩荣”、敦睦同宗同好的友谊、论功行赏布酒犒劳军中将士，乃至心怀殷切举觞致诚意中之人，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记载有多次“大酣”，这是汉代皇帝经常使用的向臣民施恩，笼络、褒奖臣民的办法。《史记·文帝本纪》载文帝即位时诏告天下：“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酶五日。”《集解》引文颖日：“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索隐》引《说文》日：“酶，王者布德，大饮酒也。”汉赋对此则有更多具体形象的描写。试看班固《两都赋》中藩邦大定绥靖内外后天子大宴群臣的情景：
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翼，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钩，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傣侏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煜，调和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旨酒万钟”以美酒之量多衬场面之大；与乐相和，鸣钟列鼎，煌煌庙堂“食举《雍》彻”，彰显帝王气派；曲终人散，“皇欢浃，群臣醉”，君臣相得，酒之于人伦，其功卓荦。
张衡在《南都赋》中则将酒调和人伦的作用放到宗族宾朋的层面上来展现：
若其厨膳，……酒则九醒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辨。其甘不爽，醉而不酲。及其纠宗绥族，榆祠蒸尝。以速远朋，喜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珍羞琅矸，充溢圆方。琢调狎猎，金银琳琅。侍者蛊媚，巾博鲜明。被服杂错，履蹑华英。儇才齐敏，受爵传觞。献酬既交，率礼无违。……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唏。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
“纠宗绥族，稿祠蒸尝。以速远朋，喜宾是将”即是对酒的调和这种功能明白表述，调和当然是有效的，其结果是“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其他如孔臧《杨柳赋》日：“于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洗觯酌樽，兕觥凄扬。”扬雄《蜀都赋》日：“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垒杨。置酒乎荣川之闲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都是如此。
酒为血性男儿之饮，将士驰骋沙场当然少不了它赋予的能量，斩将骞旗之后的犒赏当然也少不了它。张衡《西京赋》这样描写征战将士凯旋后纵酒为欢的情景：“割鲜野飨，犒勤赏功。五军六师，千列百重，酒车酌醴，方驾授饔。升觞举燧，既醇鸣钟，膳夫驰骑，察贰廉空。炙焦夥，清酤皴。”
2．献谀神灵
神灵，作为古人心目中不可捉摸而又无处不在的外在力量，一直受到人们小心翼翼的侍候，岁时年节的供奉、形式多样的活动都必不可少，而酒往往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
杜笃《祓楔赋》中说：“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酞川。……巫咸之伦，秉火祈福。浮枣绛水，酹酒酿川。”祓楔是从先秦时代即开始流行的古代民俗，每年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祭祀以除妖灾去污垢的仪式。此后春三月的上巳节即来源于此。古人以好酒之心推测，神灵也应是嗜酒的，而人投其所好就会得到神灵的庇佑；酒可以使人麻醉、致幻，从而通神，与神亲近，更好达到人的目的。《说文解字》解释“哟”酒为：“攸服以降神也。”张衡《观舞赋》说：“音乐陈兮旨酒施，击灵鼓兮吹参差。叛淫衍兮漫陆离。于是饮者既醉，日亦既昃。美人兴而将舞，………‘灵鼓，鼓名，古时祭地祗时用。”酒会之上有错综抑扬不绝如缕的音乐助兴，气氛热烈，人神杂处的神秘感与和谐感在酒与乐的交融中漫衍开来。
3．祭祀祖先
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人思想观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酒也是其仪式活动现场的必备祭品。孔臧《杨柳赋》中说：“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纲纪。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可见酒在祭祀场合被纳入到严格的法度中，而且对饮酒的量也有一个基本限定，即“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当然这并不是一个量化的限定，而是考虑到个人能力差异的人性化规定。从反面来说，饮酒一旦至于醉而流于“荒乐”，则意味着对祖先的不恭和亵渎，那可真是罪莫大焉。张衡在《东京赋》对酒的这种功能有更为明显和细致的描写：“于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养于庙祧，奉蒸尝与龠祠。……灵祖皇考，来顾来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结合在一起的。扬雄《蜀都赋》：“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时选日。沥豫斋戒，龙明衣，表玄毂。俪吉日，异清浊，合疏明，绥离旅。”娱神祀祖也是在调节关系，只不过是调节人与神鬼的关系。
可见，着眼于调节关系或者说伦理化是汉赋中酒文化的典型特征。邹阳《酒赋》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骐。”以人之道德品行譬喻酒之质地高下，伦理化的判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以酒设喻也往往与此相关，张衡《东京赋》：“客既醉于大道，饱于文义，……罔然若酲。”其次，酒的功能也是有层次的。既然酒是礼的重要内容，而礼的基本功能是“别同”，所以酒对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意义。邹阳在《酒赋》中说：“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可见在作者的眼中，不同的饮酒者目的各异，“庶民”饮酒是为了取乐，而“君子”则是礼节的需要。
所以，既然酒是礼的一部分，则酒承载了大量礼的内涵，有节制的饮酒才是快乐的，滥饮则适得其反。孔臧《杨柳赋》说：“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张衡《东京赋》也说：“好乐无荒，允文允武。”
四、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
可见，对待酒，我们固然要有对大杯痛饮、花天酒地给予批评的价值判断，但是对适度的饮酒所带来的精神愉快、人伦和谐和人神共欢，我们则要超越价值判断，走向追求快乐的审美判断。
赋作在汉代是受到朝野广泛推崇的文体，尤其是受到官方肯定而使其具有相当多的政治色彩，从而赋予酒以大量政教、礼教的内涵，酒承载着很多的社会化情感，则个人私情受到抑制，个人出处穷达的小情绪，往往被国家政治教化的大道理所“淹没”。我们看到汉赋中置酒罕言愁，言愁则很少涉及到酒。在汉赋中，酒和愁甚至是格格不入、对立的文化元素。
对此《史记·乐书》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所谓“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在汉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酌酒为欢的描写。枚乘《七发》曰：“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傅毅《舞赋》曰：“溢金晷而列玉觞。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张衡《东京赋》曰：“因休力于息勤，致欢忻于春酒。……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浸，盈溢天区。”在汉赋兴盛期的赋作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到了汉末建安时期，赋家写酒，也多是借酒畅叙欢愉之情。徐干《车渠槐赋》为咏物之作，其中“盛彼清醴，承以琱盘。因欢接口，媚于君王”明言“欢”情；刘桢《瓜赋》乃奉曹植之命而作，其中“凭彤玉之几，酌缭碧之樽”写帝王宴乐之情。
在抒发悲愁之情的赋作中则“酒迹”罕至。董仲舒《士不遇赋》、刘彻《李夫人赋》、《秋风辞》，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反离骚》等抒发悲愁之情赋作，都言未及酒。张衡《思玄赋》据作者自述为“宣寄情志”之作，《南都赋》有言：“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寡妇悲吟，鹃鸡哀鸣。坐者凄欷，荡魂伤精”；蔡邕《述行赋》充满“郁悒而愤思”之气，也都言未及酒。即以建安赋而言，繁钦《愁思赋》写“士感时而情悲”，其《弭愁赋》直以消愁为题，王粲《登楼赋》写有志难骋、久客异乡的愁绪，都未借酒浇愁。王粲《酒赋》惜为残篇，然揣其辞意，其旨似在历叙酒史，并与曹操之禁酒举措相应，无意关涉酒之哀乐之情。
纵观两汉愁情赋作，例外的只有两位女子有置酒言愁之作，班健仔（祖）的《自悼赋》说“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班昭（孙）的《东征赋》说“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这可能与女子的社会角色有关。在男性赋家的赋作里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写法。
这种情况与两汉赋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及生存状态密不可分。在两汉时代，“赋家被整合进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亦成为士大夫，制作赋篇有时直接服务于专制政治，是一种政治行为，有时则又逸出专制政治之外，成为一种业余行为。前一种情形的赋篇，歌功颂德，维护现世秩序，后一种则抒写情志，发泄忧愤，乃是赋家生存性焦虑的集中展现。”就赋与酒文化的关系而言，前一种赋往往只能畅叙欢乐之情，酒自然是欢乐的载体；后一种赋，如前已述，罕有借酒抒发愁情的现象。因此汉赋中的酒展现出的是汉代酒文化以乐为本的精神内核，反映的是汉代文人主体意识的消解。
酒文化情感内涵的转机发生在汉末。王瑶先生《文人与酒》一文分析文人饮酒之风在汉末特别兴盛时指出，文人饮酒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而“对死的达观正基于对死的元可奈何的恐惧，而这也正是（汉末魏晋文人）沉湎于酒的原因”。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文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面对残酷现实，他们意识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酒在社会生活和文学中扮演的角色已与此前大相径庭。《后汉书·五行志一》注引《风俗通》说：“时（指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栓’（即丧家之乐，“颜氏家训”作‘傀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嘉会美酒之后是“丧乐挽歌”，这种荒唐的组合，跟武帝盛世时“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字，……千人唱，万人和”（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纵酒宴乐的壮观场面不啻天渊之别。美酒作为消愁去忧之物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之十三）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可见，东汉末年时代巨变下文人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促成酒文化从以乐为本向以悲为怀的转变，成为魏晋风度纵心于酒的起点。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文人酒文化的常态之一。
汉代社会生活中酒文化现象的存在对汉赋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汉赋对酒文化进行描述和记载的对象，又是汉赋赖以传播的文化背景。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这一问题必将有更加透彻的理解，酒与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必将得到更加丰富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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