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研究综述

作者：董希平
1997—1999年三年当中，宋词研究继续升温，研究范围与深度进一步加大。时值20世纪末，回顾、反思以往的得失，展望、探讨下世纪词学研究前景及所面临的问题，也蔚成风气。所以这三年可以说是一个成果丰厚的小高潮。兹分类缕述如下。

一、词史研究

论及词史，不能回避词的起源。这一曾经引起持久争论的问题依旧是学者注意的重点。刘尊明《词的起源面面观》（《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谢桃坊《宋人词体起源说检讨》（《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刘文将众说纷纭、情况复杂的“词的起源”化繁为简，即“一、词起于何因；二、词起于何时；三、词起于何人。”并形成下列结论：词在时间上产生于“隋唐之际”，其“真正渊源在民间”，“词乃是在隋唐之际配合隋唐燕乐曲调，并以‘依调填词’的方式创作出来的一种歌辞形式”。作者同时阐明了词起源于民间的艺术原理，描述了词起源于民间的大体过程。

谢文则认为宋代更接近于词的源头，因而宋人“关于词体起源的论述之中，必定存在某种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意见”。并据此立论，具体考察了宋人关于词体起源的论述，得到了宋人关于词体起源的一系列信息：宋人认为音乐文学和古典格律诗体中所出现的一种变体，它的形成特点是新的“长短句”，在音律和声韵方面有独特的规定，因而不同于诗歌、古乐府歌辞和唐代声诗；宋人认为开元后盛行新燕乐，相应产生了以词从乐的歌词；宋人将词体起源上限定在盛唐，下限定在唐末。作者以为，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证实了宋人意见符合历史真实，其中两首《献忠心》无疑是词体起源的标志。

关于宋词宏观的发展变化，一直有学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梳理、把握其脉络，以期呈现“历史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以下诸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以作家为纲、以人系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进行概括和总结。王文认为，柳永发展了词体，以其创调之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苏轼则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南渡前后女词人李清照异军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言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而辛弃疾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比辛弃疾略晚的姜夔移诗法入词，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

而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以温、柳、苏、周、姜五人为基点，对唐宋词史流变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以为温庭筠奠定了诗庄词媚的分野，其词可称“听者之词”；柳永偏于俚俗，为“歌者之词”；苏轼以诗为词，称“雅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而趋工艺化，谓“赋者之词”；最后，辛弃疾独成一派，姜夔将词推向工艺、高雅、朦胧化，可称“清客雅词”。

与上述两文思路相似，梅大圣《论词的传统与东坡词定位及创作动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对词史发展的梳理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认为早期的隋唐民间词以较强的社会功能与诗骚传统相承，至晚唐五代侧艳新风始取代了早期传统；北宋初中期，欧阳修始有闲适旷逸之作；至东坡藉词为“诗之裔”理论表现庄严人生与冷酷现实，复早期传统之“古”，从而给词以新的生命力。

张雁《从（花间集〉到〈花外集〉——从词集名称看宋人词学观念的演进》（《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则从词集的具体名称和变化入手，描述了宋人词学观及其变化轨迹。词由花间尊前的歌词走向社会，走出儿女之情的狭窄空间，在词集名称的发展变化上得到了直接明显的体现。而蔡义江《从花间尊前到慷慨悲歌——词的特点及发展》（《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以词的形式结构特点、发展历程和重点作家为线索，也清晰勾勒出了词的发展脉络。
除了词史的宏观研究以外，对于词史阶段性和横截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

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剖析了东坡“雅化”对词史的重大影响，认为苏轼“以诗为词”本质上是引诗之雅以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言志变为宋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题材、境界、艺术手法三者之雅完成了这一改造。其影响自秦、周而达姜、吴。
邹志勇、韩晓东《论北宋前期词的过渡意义》（《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分析了北宋前期60年中词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词作的个性色彩和对现实的关注，指出60年词史对于宋词的过渡意义在于：一是宋词繁荣的先声；二是对提高词体的地位功不可没。董希平、刘尊明《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6期）则分别以“汴都不唱江南词”、“江南才子江南老”、“艳风虽发归寂寥”为题，对宋初50年词坛创作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宋人对亡国之音的警惕、对南人的歧视以及对媚软艳风的排斥、抑制，压缩了词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宋词50年的岑寂局面。

乔力《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对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这一词史巅峰期的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苏轼变词为陶写之具、弘扬主体意识、提高词的文化品位和周邦彦专心词法、建立规范、示人门径是本阶段词史的重要特征；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精神则可以表述为：本体意识强化和主体自觉性的高涨、新旧传统错综融汇、多种风格竞艳并驰及艺术水准成熟完美。

至于南宋词，陶尔夫《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描述了自宋至清的尊南宋与尊北宋之争的过程及清代长期存在的尊姜夔、张炎与尊辛弃疾之争，指出南宋词思想内容的高、阔、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齐备，已达历史极致，而清人面对南宋词所表现出的困惑迷失，实是对南宋词的历史评价和整体观照存在欠缺和失误，这一点，在现在和将来都值得我们借鉴。

二、类别研究

三年之中，对不同类别、主题词的研析也日趋细密。诸葛忆兵《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北方论丛》1997年第2期）论述了俗词创作兴盛的原因及盛况，认为“北宋末年社会上层的纵情声色及世风的变化为俗词的创作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其时不同阶层、地位、风格、流派的作家皆被卷入俗词创作”，其内容题材亦非常广泛，无所不包。

李扬则从审美形态嬗变的角度对两宋俳谐词进行动态考察，其《宋代俳谐词创作审美变化阐论——兼及中国传统喜剧精神的思考》（《东方丛刊》1998年第1期）描述了宋代俳谐词由“语言技巧的滑稽”到“以孜孜于词作风蕴上诙谐意趣的构建”到“以政治批判、社会讽刺为主要审美形态”的三种形态、两次转型，从而显示出“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规范，以谑而不虐为抒情方式的文化需求，构成了中国传统喜剧精神的取向”。

刘尊明《宋代的祝寿风气与寿词创作》（《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对寿词繁荣的内外因素进行了归纳，指出宋代浓厚的游乐风气、特异的社会心理和强化礼教伦理的理学兴起促成了祝寿礼仪的繁盛，是寿词繁兴的土壤；而词的音乐属性为娱乐功能、“应社”的外部需求与“自寿”的主体需求，又成为寿词繁兴的内在机制。

曹治平《“长歌之哀，过于痛哭”——论宋代伤悼词的审美价值》（《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在考察伤悼词的源起、发展基础上，分析了宋代悼妻、夫、友及姬或其他情人词的感情内容及悲剧意象；认为注重显示情感体验的两极对立和今昔兴废生死真幻的反差对照，常常运用悲剧意象群并融入悲剧时代主体意志与社会现实的强烈冲突是宋代伤悼词结构艺术之所在；作者并挖掘探讨了蕴于其中的文化审美价值。

小令和长调这两种体制，有叶嘉莹《从文本之潜能与读者之诠释谈令词的美感特质》（《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和王勇《长调词的勃兴》（《东方论坛》1997年第3期）两篇文章分别予以关注。叶文以为，“词内涵的丰富潜能可以使读者把那种个人世界感情的本质推广到世间人类的共同感情，使之产生某种更深远的哲理性的感发和联想，从而做出更为深广和更为超妙的诠释”，而令词这一独具的美感特质可以通过文化语码或符号显微结构提示和诠释。与叶文侧重文本的开掘不同，王文则侧重史的把握，纵向评析了长调词的渊源、体制与特征，认为长调词初生于唐五代，勃兴于北宋前期，标志是柳永等人的出现，其贡献在于完善形式、深化内容、开创了“铺叙展衍”、“多近俚俗”的新词风。此外，张先、欧阳修、晏几道诸人，于长调词之勃兴，亦有创调之功。

三、词派研究

词派的研究近年来也逐渐引起学界重视。刘扬忠先生的《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词派研究的重要著作。其《南宋中后期的文化环境与词派的衍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6期）论述了词派转关的一段过程：南渡词人群和稼轩豪放派后，受稼轩风、理学鼎盛与“复雅”劲风的制约驱策，南宋词绕过刚硬粗豪而遥承花间，呈多元格局，稼轩派、学周（清真）派和姜张骚雅词派三足鼎立，其中姜张派最盛，而以丽密质实著称的吴梦窗一派，乃学周之特殊派别，属三大派之内。

龙建国《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对大晟府设置的时代背景，大晟词派“平、工、和、雅”的词学观，“源流从柳氏出”的艺术渊源，多样的题材和丰富的艺术经验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大晟府词派“上继柳永、秦观，下启风雅词派，在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则从社会风气的角度一窥大晟词派之貌，描绘了大晟词人受当时谄媚、浮靡、趋雅世风的影响，其创作也呈现出谀颂词、俚俗词、醇雅词并行繁荣的局面这一历史原貌以及大晟词在词体演进和认识社会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张叔宁《北宋词坛两大文学派别初探》（《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则以创作风格、价值取向、文学渊源为标准，将北宋词坛分为两大派别，即晏、欧、苏为代表的士大夫词派和柳、周为代表的伶工词派，作者认为，两大群体各自处于同一社会层面，具有相似的生活环境、审美情趣，并由此产生共同的创作倾向。

孙方思《唐宋词人不宜分为婉约豪放两大派》（《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又重拾陈年公案，以为随着词的发展，在题材上不断丰富扩大；在方法上，因人、内容而异，互相影响；在风格上，不同人、同一人在不同时期，也往往不同。因此，婉、豪二分法不利于科学了解词的发展全貌及评价词人创作。

四、词调及词的审美艺术研究

首先看创作研究，《词调考源及其它》（《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一组五篇文章，谢桃坊《〈满江红〉词调溯源》、刘庆云《短调深情——〈临江仙〉词调及创作漫议》、岳珍《〈念奴娇〉词调考源》、龙建国《〈沁园春〉的形式特点与发展历程》、王兆鹏《浅论〈水调歌头〉》对所涉词调作了较为详备的考索，并结合创作实例对其声情特点、艺术容量及特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融词史、创作、声律介绍于一体，于人颇多启发。而苗青《唐宋词结构问题略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则循着唐宋词构创过程，对其结构进行了研究总结，即构创前，情绪、音乐是影响词体结构形成的两大因素；展开时，线性与回环是生成词体结构的两大类型；成体后，浑化、纵深、自然构成了词体结构的三大风格特色。

胡遂《论唐宋词创作旨趣的发展演变》（《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试图将对创作发展过程的勾画与对审美理想的确立过程的描述合二为一，作者总结道：中唐前后，王建、白居易诸人仍以“以趣（俳谐幽默）为词”为风尚；至晚唐，温庭筠确立了以“韵（风神韵致）”为主的特致；至五代，西蜀南唐“以韵为词”与“以色（色情性感）为词”兼有；至北宋，柳永“色”“趣”“韵”“气（感慨意气）”兼具而以“色”为著，稍后晏、欧一派求韵、苏轼一派求气，至周邦彦丰富了韵之内函；南渡后，世积乱离，词多主气，而辛弃疾集大成，气韵结合则成就了姜夔词；南宋末，则是“主韵”为主，“主气”为辅的时代，前者有刘克庄、刘辰翁，后者有史达祖、吴文英诸人。

其次看词学的审美研究。李康化《从清旷到清空——苏轼、姜夔词学审美理想的历史考察》（《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一文，就词学审美理想与文人精神这一更为内在的纬度，勾画了从苏轼之清旷到姜夔之清空的嬗变过程与词学演进轨迹，抽绎出东坡与白石之间相关联的美学意旨，认为白石“陶写寂寞”实传东坡“以诗为词”的衣钵。张廷杰《论南宋词学审美之变异》（《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则阐释了北宋亡国之后宋人词学审美所发生的变异。概而言之，可分为两期：前期破中有立，重在言志命意，多以感怀国事、抒写忧患为美；后期渐趋偏狭，惟尚“骚雅晴空”，多以音律和谐、字面精雅为美。前后两期虽皆尚“雅”，但内涵却迥然有别。

以文章章法为参照审视词的美质，叶嘉莹《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现的美感特质》（《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以为，唐宋词以隐约幽微为美，贵在有一种“低回要眇”的“言外之意”，《史记·伯夷列传》章法和口吻亦一反常规，有一种变化莫测之致，使人难以遽窥其意旨何在。究其原因，是由于司马迁内心恰好也有后来词学家论词时所说的那种“贤人君子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从而在文章中流露出处在压抑屈辱之中仍坚持理想的“弱德之美”，这与词的美感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其三是探讨意象在构筑词美中的作用。赵梅《重帘复幕下的唐宋词——唐宋词中的“帘”意象及其道具功能》（《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认为，一定时空坐标之上的意象“通常体现着特定主体的特定心态”，乃至“整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或者某个群体的审美情感、审美模式”。作者取“帘”为样本，总结其淡月疏帘、双燕重帘、幽梦晓帘、风雨秋帘四种模式，归纳出四种功能，即为词情发展提供“典型的”和“特殊的”场景、为读者提供别具一格的美感类型、有助于构筑幽深惝恍的词境和描摹细婉隐秘之心绪。

赵文之外，尚有高峰《古诗词中的秋千》（《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1期）论及了“秋千”由一种运动游戏的器具进入诗词，成为欢乐、悲伤、离愁、凄婉的象征，创造出纤绵、幽约的悲剧美的意象化过程。

五、词的文化学研究

运用文化学的方法解释词学的有关难题，近年来逐渐引起学者的兴趣。王晓骊《逐弦管之音，为侧艳之词——试论冶游之风对晚唐五代北宋词的影响》（《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对冶游这一社会风尚在唐宋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梳理：中唐冶游之风盛行，引起社会风气与心理的改变和文学审美情趣的转移，促成了词体的萌芽和初兴；冶游之风直接促成了晚唐五代词风“艳化”和北宋中期慢词取代小令这两次转折；在诗、词分流中，冶游之风盛行又促进了词“本色”风格的建立。刘扬忠在《古典文学知识》上刊发以《中华千秋诗酒缘》为总题的系列文章，以酒为媒介，剖析历代文风与特定文化氛围、文人心态的关系，其中《中华千秋诗酒缘——宋代闲雅清旷的诗表》（1997年第4期）论述了宋代诗与酒浅斟低唱的姻缘所映射出的闲雅清狂的士人心态，将诗与词置于深广的时代背景和浓郁的文化气息中予以观照，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刘扬忠《北宋时期的文化冲突与词人的审美选择》（《湖北大学学后》1998年第3期）同样分析了北宋词风格流派消长背后的文化动力：北宋是封建政治经济从鼎盛走向没落的时期，也是中国正统文学与市民文学盛衰交替的转变期，对词体创作的影响表现为市民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新兴都市文化与传统士大夫文化的矛盾冲突和融合妥协。自柳永俚俗一派，历三百年的雅俗之争，南宋“复雅”风潮，一系列词风词派的消长更替，无不是在上述文化作用的推动下发生。

沈家庄《宋词文体特征的文化阐释》（《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一文则从宋词作为宋型文化的一部分为基点展开，认为在宋代原本对立的“世俗”“高雅”观念开始渗透交融；金钱和富贵、自由与享乐、才子词人的独立人格三种价值构成了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上层精英文化世俗化而民间世俗文化士绅化，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交流互动成为必然趋势。这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宋乐改作和宋词繁荣，作为“新声”的宋词不仅负载起文化观念交流碰撞时所产生的情绪骚动和精神彷徨，其自身的开放性与多元音乐的融合的个性也使它成为开放的、多维复合的宋型文化的新价值的象征性本体。
此外，词的产生发展，除了需要音乐环境之外，各种社会风尚习俗亦是必要的文化因素，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论纲》（《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便论证了这一点。沈文以词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风俗使词化合成为“文学——文化现象”、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的范围与任务三题，阐述了研究唐宋词，离不开社会文化学的环节和视域。

六、词论研究

词学理论是已经引起重视的薄弱环节，相关文章如次：刘扬忠《研究者要重视理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结合研究现状，批评“疏远与鄙薄”理论的弊端，指出研究上“真正的突破”是在扎实的理论建设与积累达到一定的高度后来临的，在眼下，除了逐步整理古代文论之外，还必须研究本学科的学术史，看清本学科研究史上理论运用和积累的情况如何，今后的理论建构与运用应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从哪些方面着手，等等。

首先看关于意境的论述。施议对《论“意+境=意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对意与境的含义重新加以界定为“人与事合成意”、“时与地（空）合成境”，将意境的创造分解为立意与造境两方面，立意包括新与旧、大与小、有理与无理的选择及确立三法；造境则包括拓展时空容量、推移变幻时间次序及空间位置、时间空间化与空间时间化以表达无穷之意三法。与施文“通过对于立意、造境之方法、过程及结果的体验，为实际意境创造提供具体事证”的目的不同，陈忻《论唐宋诗词意境的“虚”与“实”》（《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具体论证了意境创造中的“实”法三种及“虚”法五种，认为“二者不是单纯技法问题，而是与作者审美、气质有关，不能简单判其高下”。

其次看对于词论的宏观梳理。方智范《关于古代词论的两点思考》（《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突破两极对立思维模式，在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者之间关系中转移视角，对李清照的本色理论、苏轼的诗化理论、辛派的言志理论及风雅词派的雅化理论进行了阐释评判，从而勾画出宋词论全新的面貌，展示了其多元价值取向。而李扬《关于词学批评研究的若干理解与思考》（《阴山学刊》1999年第2期）则将“词学批评”概念界定为：“它是涉及并深入到词学本体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由词学现象所引发、对词学发展具有参与、建设功用的一种文学批评活动。”作者从古代文论专著、词学研究著作、单篇论文三方面对词学批评研究及现状进行评估，作出了“基本研究条件成熟、材料完备而研究工作滞后”的结论。

此外，杨万里《略论词学尊体史》（《云梦学刊》1998年第2期）从尊体这一角度透视整个词学史进程和词学独立史，以“词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推尊词体的历史”贯穿始终，亦不失为把握词论一法。

七、总结与反思

全面盘点、思考20世纪词学研究的工作，1998年就已经开始了。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分词的传统与传统词学；二十年代：现代词学的崛起；三十年代：两队人马各做各的；五六十年代：曲折演进的新格局；八九十年代：全面繁荣及繁荣下的思考等五部分对百年词学的发展与布局进行了总体概括。

王兆鹏、刘扬忠则在《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分别撰文《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和《本世纪前半期词学观念的变革和词史的编纂》，前者提出文学史研究应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即既要重视传播方式、过程、途径、观念、出版法规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又要注意读者对作品阅读阐释的动态变化，才能圆满解释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近年来王先生将传播接受理论应用于词学研究，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后者则追溯了词史观念的形成与变革，分析了以词体文学为专门对象的“词史”的出现相对滞后的原因——词学观念解放的契机来得较晚，该文实际上可以作为微型的《20世纪词史编纂研究》来读。

谢桃坊《唐宋词遗存难题述略》（《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将20世纪无力解决的难题进行了清理，归纳为词体的起源、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宋词的流派、词体的分类、词韵的分部与入派三声、词乐的重构、词体的文学性质七大难点。

最后，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的《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堪称20世纪词学研究的继往开来之举，该文确定20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的性质为新旧思想、观念、方法碰撞的新词学，而非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的延伸或复制；评价了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和借助现代文艺学解决词学问题的新派这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与历史意义；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这两大词学巅峰阶段的成果；分析了海外词学研究状况；指出了20世纪词学研究的不足：结构不均衡、重宋轻清、忽视理论建构，为未来词学研究规定了三大目标：完善研究体系；发挥个人专长，确立研究个性；填补研究空白，开拓新领域。

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与上述四位专家的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文对20世纪唐宋词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统计，列出了20世纪“词学研究及唐宋词研究总成果一览表”，“唐宋词研究成果时代分布一览表”、“宋代词人研究成果一览表”等6项统计表格，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20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基本风貌、发展历程、关注热点、研究格局，得出了全面、系统的结论。文章也反思了研究现状的两大不足：（1）研究格局失衡，即重唐宋轻明清，重大家冷小家；（2）研究布局混乱，选题重复，行为不规范。

八、新文献的发现及其他

王小盾《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词〉批注》（《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首次向世人批露了任中敏先生的《全宋词》批注，作者从《全宋词》批注的方式风格，关于诗词之辨、调名格律和文体，关于“主艺不主文”诸方面，全面介绍了其中的独特见解、学术内涵和贡献，认为任先生的批注预示了一个崭新的宋代文艺学的建立。

王兆鹏《词学秘籍〈天机馀锦〉考述》（《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全面介绍了作者自台北中央图书馆查到这部世所罕见的词籍的情况，对该书的文献著录情况、成书年代、内容、价值等进行了考证评述，考订了书中部分佚词作者和误题作者的词作，从而使这一部自明清以来鲜有见者之书重见天日。孙克强《小议〈历代词人考略〉的作者及其学术价值》（《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考证了这一为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及后来论著频频引用而现在却已消失多年、难窥全豹的著作的一些情况，认为该书实为刘承干出资筹划、况周颐著。

钟振振先生《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以深厚的学养，通过六个个案，分析了唐宋诗词被读者误解的严重情况，强调了“学人之拙”与“诗人之慧”两种素养在古诗词解读问题上的重要性。

返观三年来的宋词研究，成果丰硕，然正如时贤所论，由于研究力量缺乏宏观调配，致使一些课题的研究难以深入、系统，乃至重复操作，造成了研究力量的浪费；而研究方法的改进，也是新世纪宋词研究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