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研究的展望

作者：程杰　莫砺锋
关于宋诗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前景，我们曾有机会谈过一些粗浅的看法（《回顾、评价与展望——关于本世纪宋诗研究的谈话》，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后来又有《新时期中国大陆宋诗研究述评》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20多年的成就重点进行回顾与总结（载《阴山学刊》2000年第2期）。我们认为“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是宋诗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其成就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宋诗的基本认识大大改变，尊唐贬宋、扬词抑诗的传统风气遭到扬弃。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批评标准和认识视野的不断拓展，对宋诗的艺术特质、审美价值和历史地位的体认和把握逐步深化。二是作家研究，一些宋诗大家名家如苏轼、黄庭坚等的研究有所深入，一些中小诗人也开始引起注意。三是重要的诗歌流派如江西诗派、江湖派、西昆派等得到了具体梳理和讨论。四是文献工作也已多方位地展开，尤其是《全宋诗》的编辑出版为宋诗学科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不难看出，这20多年对于宋诗研究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宋诗研究拨乱反正，开始迈上了学术发展、学科建设的正常轨道，并且呈现出不断推进的积极态势。瞻前顾后送往迎来，这20多年其实又只能说是一个开端。宋诗研究的学科基础比较薄弱，无论是与唐诗还是宋词的研究相比各方面都严重滞后，学科建设可以说是刚刚起步。回顾这20多年走过的历程，比较唐诗、宋词学科的发展，对学科发展的未来趋势做些展望，虽不能说是协调行动、规范学科，但也有助于增强信心，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我们努力的方向。

首先，应进一步开展宋诗发展史的基础研究。我们这里说的是基本史实的研究。虽然这20年中出现了《宋诗史》等创始之作，一些大型宋代文学史著也增加了宋诗的分量，但就整个宋诗研究来说，“史”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我们认为，宋诗研究的不足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宋诗研究整体上处于“初级阶段”。作家作品、流派群体、运动思潮、阶段分期，这些文学史及其传统的认识视角和范畴，在唐诗、宋词研究中可能已是盛极求变，面临着进一步深化和超越的任务，而在宋诗领域则远未充分展开。

近20多年中宋诗大家、名家研究虽然有所拓展，但主要仍集中在苏、黄等几个热点上，如何进一步拓宽视野，使更多的作家得到专题探讨，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作家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发挥以“点”串“线”、以“点”带“面”的建构效应，更是有待深人考量、自觉规划。就曾经热门的大家名家而言，认识上也有一些明显的盲区和不足，如陆游，我们在张扬其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精神价值和艺术成就时，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成就和作用，陆游现存诗歌多为60岁以后的作品，村居闲适、诗酒酬应之作占了绝对的份额。如果我们窥斑见豹即认斑为豹，不仅影响了对单个作家的正确认识，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对诗史全局的把握带来严重偏差。

体派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体派众多是宋诗发展史的一个特征，严羽、方回等即提出不少名目，其中江西、江湖、西昆诸体近20年得到了初步研究，还有许多尚未及注意，随着研究的发展，还可能有新的发现，也可以有新的概括、新的提法。

关于宋诗创作思潮，重要的如欧梅时代的复古变唐、北宋盛时的尚理主意、江西诗的学杜求法、南宋中后期的倡复唐风都有不少讨论，但如何进一步使宏观与微观、诗歌理论与创作实际相结合，从而构筑起诗史认识的骨干，还要花很大气力。

宋诗的分期问题也曾引起不少学者注意，目前主要有“四期”、“六期”两种分法，虽有异同，但都注意立足文学本位，综合创作思想、作家群体、体派演变等因素去探讨宋诗发展的阶段性，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各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

上述是文学史的荦荦大端，是文学史最基本的角度和范畴。随着研究的展开，诗歌创作的观念主张、方式方法、类型体格、范式惯例，诗艺的学习教育、传播接受等各个层面都应该设立专题，具体探讨：

观念主张如复古、写神、写意、理趣、清雅、诗法、平淡、活法等，方式方法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以禅喻诗等，虽然近20多年中程度不等都有所涉及，但系统性和深度不够。

诗歌题材如交往唱酬诗、题画诗、咏物诗、咏史诗、理学诗、禅理诗、僧诗、闲居诗、山水诗、村俗农事诗、田园诗、使臣诗、战争边塞诗、妇女诗等，都可以辟为课题，专门探讨。宋诗数量大，作家队伍复杂，创作功能多样，传统的抒情言志、讽时议政外，社会交际、学术对话、以文为戏、闲适自娱的色彩大大增强，较之以往思想内容和艺术意趣都更见斑驳烂漫。加以具体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体会和把握宋诗的艺术规律和时代特色。

体裁样式如古诗、乐府、律诗、绝句、组诗百咏、集句、人名药名等杂体戏笔，技法例如隶事偶对、字法句法、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插科打诨等，文学传播与接受方面如诗作的编辑与流传、诗艺的评论与交流、教育与学习等也都值得专题讨论。

文学除“内部研究”外，还有所谓“外部研究”。当然“内部”与“外部”是相对的，所谓“外部”是指文学与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有机联系，文学的“外部研究”立足于把文学事业看成是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在与其他社会文化形态对立统一、相互联系交互作用中把握文学的意义与功能。就宋诗而言，其“外部”关系大致有这样几个“生态圈”：一是与宋文、宋词、宋代俗文学及整个语言文化的相互关系；二是与书画、乐舞等艺术部类乃至整个审美文化的相互关系；三是与文化教育、宗教及思想学术的相互关系；四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及生活风俗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既可能作为专题研究，也可以在内部研究中加以体现。其实任何时代的某一文体都面临这样一个多层“关系网”，但对于宋诗来说，由于处于封建文化尤其是思想学术的繁荣发展之中，诗歌与其他文化方面的联系就更为丰富、直接和紧密。近20多年中，在诗与文、诗与词、诗与画、诗与禅宗、诗与理学、诗与党争等方面都有不少有益的讨论，但也都有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同时更应进一步注意“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文学的社会文化学研究与艺术审美研究、文学的历史研究与价值研究的有机结合，使我们的研究真正成为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同时又充分彰显其文化意义与功能的过程。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文献研究，这是整个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其他研究工作的基础。宋诗的基础文献十分薄弱，至今像苏轼、黄庭坚、王安石这样的宋诗大家，我们还只能读着宋人、清人的注本，更不待说其他二三流诗人了。《全宋诗》的编纂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基础，朱东润、钱仲联等前辈在宋集整理上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这项工作。如果大家名家别集普遍得到整理，又有相应的作家年谱、资料汇编等作出，那不仅说明整个研究工作落到了实处，宋诗乃至整个宋学研究的繁荣也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