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

作者：力 扬
一

杜甫是我国封建时代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发展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有人认为像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就创作方法上说，恐怕不是某一流派所能够概括的。诚然，杜甫自己在论诗时就说过：“窃攀屈宋宜方驾”，又说过：“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在赞美陈子昂时也说自己“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可见杜甫对于我国古典诗歌中代表现实主义传统的《风》、《雅》和代表浪漫主义传统的屈原、宋玉，都曾经给以很高的评价。同时，我们在杜甫少数的作品中，也看到他们具有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或者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或者具有它的表现手法。如《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唐代强盛时期知识分子奋发向上、藐视一切的精神；如《房兵曹胡马》中的“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以及《高都护骢马行》中的“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等处，作者都以托物咏怀的手法，表现了驰驱沙场、建立功业的英雄壮志。这也就是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所明白地说了出来的“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那种精神；在《饮中八仙歌》中，他通过对八个放纵不羁的酒徒的描写，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藐视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要求个性解放和返于自然的精神；在《洗兵马》中，他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在《蚕谷行》中，他又说：“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在《昼梦》中，他更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在这些地方，他是幻想着在没有消灭阶级之前能够消灭战争和剥削制度，出现“男谷女丝行复歌”的和平劳动的社会；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本着儒家“己饥己溺”的精神，激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理想。杜甫在上述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理想，虽然有一些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它们无疑地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都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表现。

杜甫也有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作品，但为数更少：如在《凤凰台》和《朱凤行》中，利用神话传说的幻想因素来创造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梦李白二首》中，通过梦境的描写来表达自己与李白的真挚友谊和对于李白不幸命运的同情。他偶尔也运用夸张的手法，如在《古柏行》中，所描写的古柏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样高大的柏树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的，但在艺术世界里，却完全可以允许它存在。

尽管在杜甫的少数作品中，或者在精神上，或者在表现手法上，曾经出现过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是，在杜甫的绝大部分作品中，像屈原的《离骚》，或者像李白的那些浪漫主义的名作，在精神上和表现手法上都充分地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却断然是没有的。他像世界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人类艺术中两个主要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然而，我们如果从杜甫一生对于现实的态度来看，从他在艺术道路上的主导倾向来看，从他绝大多数作品的创作方法来看，他却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现实主义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他这种成就和贡献，在我国古代诗人中是无有比肩的。

二

我们考察杜甫对于现实主义的成就和贡献，是要从他诗歌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来考察的，也就是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两方面来考察的。

为了探索杜甫对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继承了什么，并且发展了什么，需要把从《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作简略的叙述。

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最早结集的《诗经》中的作品，它们绝大多数的作者是无从考证的，概括地说，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人民的创作，又一类是文人之作。广大人民在诗中歌唱自己的劳动和爱情，以及描写他们被压迫、被剥削和参加战争的生活。这些作品深刻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面貌，是《诗经》中较优秀的篇章。尤其是那些反映劳动人民对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的不满，对统治阶级表示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品，如《伐檀》和《硕鼠》等，虽然数量甚少，但由于它们揭露了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因而在思想质量上说，它们是《诗经》中最高的。文人之作的部分作者，或者是当时政府中卑小的职员，或者是境遇坎坷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写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或者写爱情上的痛苦和欢乐，或者写自己被上层统治集团所排挤所损害的愤怨，他们通过对自己所处阶层的生活描写，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如《召南》中的《小星》、《邶风》中的《式微》和《北门》、《小雅》中的《正月》和《北山》等等，在数量上是相当多的。这两类作品是《诗经》中的精华，也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最早的两支源流。所以，千百年来，我国进步的诗人们总是推崇和提倡《风》、《雅》，把它们作为自己创作上的方向和范本。

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是《诗经》中人民创作这支源流的延续和发展，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自秦、汉统一中国以后，封建制度日益巩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文艺上的束缚和压制，比之封建社会的初期和它以前的时代，自然更加严密和残酷。这种情况，既会影响到人民在文艺创作中不能自由大胆地表达自己的阶级意识，也会影响到由统治阶级搜集起来的乐府民歌的本来面貌。现存的乐府民歌，大部分是经过当时政府的音乐机构——“乐府”收集、写定的，即使有一部分是依靠私家的传习而保存下来，但有能力养蓄倡优的私家，自然是“豪富吏民”，他们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可见乐府民歌，除少数由于民间传唱所留存者外，都是经过统治阶级的审查和删改的。所以，我们所见到的乐府民歌，虽然它们多方面地反映了民生疾苦，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像《伐檀》、《硕鼠》那样反映阶级对立本质的作品，可以说是没有的。即使人民曾经创作过这种作品，也被统治阶级在搜集和审查的时候，删除掉了。

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是《诗经》中文人之作这支源流的继承和发展。它们大都是当时失意的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叹老嗟卑、忧生感时、怀乡感旧、伤离惜别的感情，情调是抑郁低沉的，所反映的现实面也较为狭窄。但由于它们接受了当时人民创作的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又有它们自己的创造，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成就。钟嵘称它们是“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也是对艺术上的推崇多于对内容上的赞许。它们一向被认为是五言古诗的典范，被后来历代的作者所称誉和模仿。

建安时代的作者一方面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传统，一方面又自觉地在乐府民歌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他们的作品视野比较广阔，反映了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使我国诗歌发展史中的文人创作第一次形成了高峰——在同一时代里，出现那么多的卓越诗人，产生那么多的优秀诗篇，各人既有各自的风格，又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在我国诗歌史上的确是破题儿第一次。他们不仅抒写了自己的遭遇和抱负，并表现了广大人民的苦难。他们中间杰出的作者如曹操、曹植和王粲等都以强烈的同情描写了普通人民的命运：如曹操《蒿里行》中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如曹植《泰山梁甫行》中的“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以及王粲《七哀诗》中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野。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像这样内容的作品，虽然在建安时代诗人的制作中，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但是，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这种思想那么显著地在文人作品中出现，这也是头一次。它是这支源流在思想质量上的一个跃进。因为无论是《诗经》中的文人制作，或是《古诗十九首》，它们都只是抒写文人作者个人的遭遇，很少接触到普通人民的非人生活和惨酷命运。建安时代的作品对后代之所以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固然还有它们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和新风格的建立等方面的因素，但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在作品中鲜明而强烈地表现，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建安时代以后，它就在文人制作的作品中不断地出现了。

魏、晋、南北朝的作者在诗歌的体制、音律和表现技巧各方面有不少的丰富，有多方面的探索，对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条件，其中谢灵运和谢□等人又开辟了山水诗的传统，扩大了诗歌的描写领域，但他们对于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除陶渊明和鲍照外，却很少有人做出多少贡献。陶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在这里不可能作全面的分析，我们只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上来评价它们的意义。陶渊明根据他对于农村生活的爱好和对于劳动生活的亲身体验，结合着乡村朴质的风貌，歌唱了劳动的意义和自己参加劳动的喜悦，产生了不少卓越的田园诗，并在《桃花源诗》中，幻想着“相命肆农耕，日人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那样和平地劳动、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虽然他的幻想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空想；他歌颂劳动的思想观点也夹杂着隐逸思想的因素；但像他那样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劳动的意义，体验到劳动的快乐，并提出如上面所说的那种理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种思想不可能不是对于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剥削制度的一种抗议和否定，这是在陶渊明以前文人诗歌的传统上没有出现过的光辉思想，比之单纯同情人民的思想在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上的出现，就思想质量上说，是一次更深刻的跃进。这也是他的田园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鲍照因“才秀人微”，因而他对于社会的现实生活既有深入的体察，对封建制度的不合理现象也往往流露出不满与不平，所以他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代东武吟》和《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作品中，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成为南朝优秀的作品。他在《拟古》第六首中所描写的“柬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陶渊明和鲍照的这些进步思想，不仅在六朝诗歌中特别显出光彩，也是《诗经》以来在文人制作中所罕见的，加以他们在艺术技巧上又都有高度的成就，所以他们就成为六朝中两位最杰出的诗人。

此外，在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上还出现过一种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出现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那就是爱国主义思想。《诗经》中《黍离》一诗所表达的感情一向被人认为是这种思想的萌芽，因此，“黍离之思”在后代的文人制作中就成为爱国思想的同义语。爱国主义思想在我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中得到充分高度的体现。其后少数的作者虽然在作品中偶尔表现了这种思想因素，例如西晋永嘉乱后，北中国大部分的国土沦陷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当时刘琨身罹厄运，而且在敌后担负着对敌斗争的重任。但他的诗歌主要地是表现了个人在丧乱中的感慨和愤恨，他对于故国的“黍离之思”表现得并不太强烈。又如庾信遭侯景之乱，国破家亡，而又远居异国，仕于外族，在《哀江南》等赋中表现了强烈的恋土怀乡的感情；在诗歌中，他也表现了“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和“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咏怀》)那样不甘身事异族的思想；但是，他的作品总是感叹个人身世者居多，发抒爱国思想者较少。因为他也和刘琨一样都没有更多地把个人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却主要地把国家的丧乱联系到个人的际遇来看待，所以他们的作品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因素，但还不能说他们的作品已经具有充分的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本质的揭露、对普通人民苦难的同情、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赞颂，这些都是在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只有杜甫和屈原一样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结起来考察，这样，就使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中充溢着汹涌磅礴的爱国主义精神，产生鼓舞人心的力量。我们从前人不少有关杜诗的评论，和杜甫不少有关论诗的作品来看，他的创作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确实受过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那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们决不能说：杜甫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仅仅是由于他熟悉这些传统的思想材料，继承了它们，接受了它们的影响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他不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且他将要成为一个最没出息的艺术模仿者和艺术教条主义者。杜甫之所以会取得这种成就，是由于他既接受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在那个伟大而变动的时代里，他自己经历了严肃又广阔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他才能够继承那些思想因素，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那些思想因素。

三

唐代的统治者，自开国以来，在对内政策上，不是采取由门阀贵族地主垄断一切的政策，而是采取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从而使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他们又通过科举制度吸收这些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以便更广泛地团结本阶级的力量，巩固统治。这是从贞观至开元年间一直行之有效的政策。那些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一般地说，出身都比较寒微，和普通人民有较多的接触和联系，但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在政治、经济上又受着门阀贵族地主的排挤和欺压，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总是主张实行任用贤能、明刑息讼和减轻赋税等开明的措施，以利于他们自己阶层力量的继续发展和巩固。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对于代表门阀贵族地主的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对于当时的广大人民来说，也是比较有利的。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他们不仅拥护封建剥削制度，而且时时刻刻希望自己能够上升到上层统治者的行列。这就使他们不可能不具有地主阶级所固有的那些反动的和落后的东西。

杜甫正是出身于这种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一般政治的立场和态度上说，他和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他幼年生活比较贫苦，像他自己说过：“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进封西岳赋表》)同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过着与普通人民相距不远的生活，这就使他对于普通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也使他总是希望上层的统治者能够实行开明的政治。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杜甫的政治主张在诗歌中提纲挈领式的表白。我们还可从他的其他作品中找到这个主张的较为详细的补充。比如杜甫在《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中所说的：“国待贤良急，君当拔擢新。…”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又如他在《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中所说的：“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说得更为完整：“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狱讼永衰息，岂惟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这些就是他所设想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就是前面所说中小地主阶层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也就是儒家的“民为贵”、“民为邦本”、对人民要“行仁政”的那些比较进步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大庭”出自庄子《肱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正和陶渊明的“桃花源”的理想如出一辙。儒家的“尧舜之治”和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是政治上的乌托邦，所以在这点上儒道两家的理想就有一个汇合点了。杜甫的政治理想在《忆昔》第二首中根据现实用艺术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这就是杜甫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所亲眼看到的所谓“开元盛世”的图景，也就是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一理想的现实化。

由于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他的描写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自贞观至开元的百余年间，在普通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决不可能没有任何灾变，而仓懔也不可能总是丰实的。然而，人口兴旺、在和平的环境里劳动、大家过着较为丰衣足食的生活，却也是广大人民所要求的。因之杜甫的政治理想对普通人民还是有利的。

为了在生活上寻求出路，也为了图谋实现政治上的理想，杜甫在京城长安先后差不多寄居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向上层的统治者投诗赠诗，乞求他们的吹嘘、引荐，得到官职。这些作品虽然形式精严，文字典雅，但是内容不外是对于王公大人们的赞颂和对于自己生活困苦的叙述，甚至流露出对于功名富贵的羡慕。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小地主阶层对于门阀贵族地主在政治上的依附关系，思想自然是卑下的，并且有许多违反真实的地方，是杜甫作品中的糟粕部分。杜甫看见有些朋友当节度使幕府中的书记，自己在仕途上还没有着落，就发出这样哀叹：“夫子□通贵，云泥相望悬；白头无藉在，朱绂有哀怜。”(《送韦书记赴安西》)“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寄高三十五书记》)。他为了想得到公卿们的援引，好把自己“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他不惜对李白曾经讽刺过的“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哥舒翰，称为“今代”的“第一功”和“当朝杰”，最后还说“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把他当作自己做官的靠山了(《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这个哥舒翰，正是他在《兵车行》中所斥责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那次侵犯兄弟民族的主要执行者，也就是后来他在《潼关吏》中所谴责的“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那次败仗的主将。又如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称颂杨国忠的爪牙鲜于仲通为“贤良”、“异才”，最后还说：“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要求鲜于仲通把自己介绍给杨国忠，以期获得怜悯。这虽然因为他迫于饥饿，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也不免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道德标准了。因为杨国忠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杜甫并不是不知道的。这个杨国忠就是他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丽人行》中所尖锐讽刺过的“丞相”。这些事实都说明：如果杜甫真的能够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拔，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话，他也会像封建社会中许多贫寒知识分子曾经做过的那样，在仕途上稍一得意，就会踌躇自满；稍一失意，也会消极颓废的。他任左拾遗时在《紫宸殿退朝口号》中写道：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复千官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杜甫勉强挤入上层统治集团的行列、接近宫掖生活的时候，他那种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和对于宰辅大臣的殷勤逢迎的态度，实在已经到了俗不可耐的程度。当他在仕途上预感到要失意的时候，那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也就不免见之于吟咏了：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曲江二首》)

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曲江对雨》)

但是，唐代自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对农民和中小地主比较有利的均田制已经逐渐破坏了，发展了对门阀贵族地主便于集中土地的庄园制。代表这些门阀贵族地主的力量来掌握朝政的又是权奸李林甫、杨国忠和宦官高力士这种擅权自专的人物，于是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黑暗和上层统治集团生活上的穷奢极欲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杜甫要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抱着那种比较进步和比较正统的儒家政治理想，参加政治活动，势必要遭到不断的打击。他不断地向王公大人投诗赠诗，乞求他们的“吹嘘”，却毫无结果。就是在天宝六载应唐玄宗李隆基的诏命，在京参加考试，以及天宝十载亲自向皇帝献赋，以期得到一官半职，也都由于李林甫的从中作梗，只得悲惨的下场。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诉说了这种打击：“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这种种的政治上的打击，使他在生活上遭到极端的穷困：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正因为杜甫被上层统治者阻挡住仕进的道路，把他踩踏在地主阶级生活的底层，使他过着和普通穷苦人民大致相同的饥寒交迫的日子，他才从血和泪的生活中清醒过来，看清像他那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治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成华两县诸子》)

他也从朋友们的遭遇中看出这种矛盾：

诸公衰衰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

—面是：“纨绔不饿死”、“软裘快马当冰雪”、“甲第纷纷厌粱肉”；一面是：“儒冠多误身”、“骨欲折”、“饭不足”。这就毋怪乎像他那样以儒术自任的人，也怀疑起儒家鼻祖孔子的价值了：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

也就毋怪他抱着对于上层统治者绝望的心情，产生了归隐的念头：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

但是，杜甫这种归隐的情绪表白，并不像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所表现的“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那样洒脱，那样“乐夫天命”的，杜甫的表白是绝望的控诉，悲愤中仍充溢着奋发的气概。杜甫在被上层统治者在政治上压得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他有时确也抱着像李白那样的蔑视富贵的出世思想，而慨叹地说：“富贵何如草头露”(《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不过，他这种思想不像李白那样强烈而且经常地表现出来，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入世思想。有时，他又站在出世和人世的十字路口，感到彷徨苦闷：“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

杜甫的这些作品所以到今天还有价值，是由于它们通过诗人的抒情，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社会中一个正直的、有才能、有进步政治理想的下层知识分子，在黑暗势力的压制下所受到的屈辱、不幸、悲辛和苦恼，并且通过他的遭遇反映出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它所带来的罪恶，帮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正因为杜甫过着“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这样和普通穷苦人民几乎相同的生活，他才通过对于饥寒的亲身感受，逐渐注意到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把视野扩展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使他在思想感情上逐渐接近人民，树立了较进步的世界观。

杜甫既看到上层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也看到了“农夫田妇”、“失业徒”和“远戍卒”等普通人民的苦难，并进而认识到上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正是人民苦难的根源，认识到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现象。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这个时期写成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后《出塞》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重要作品。《兵车行》反映了穷兵黩武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给人民和士卒带来的无尽苦难，因此，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提出“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那样对待战争的正确主张，而对于“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侵略战争加以反对。在《丽人行》中，他对于当时上层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杨国忠和他的姐妹们的奢侈荒淫的生活给以深刻而无情的讽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更揭露了以唐玄宗李隆基为核心的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是建立在对人民的剥削上的：“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最后，他以极鲜明的形象和极强烈的感情揭露了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自《诗经》以来，在文人的制作中第一次出现的、以极概括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最光辉的思想。这以后在《驱竖子摘苍耳》中所写的：“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和在《岁宴行》中所写的“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都是这种思想的再现。不过由于杜甫晚年对人民的现实生活不如这个时期深入和密切I所以在同一思想中所表现的感情就不是如此强烈了。

基于阶级对立本质的认识，杜甫在许多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进步思想，已经不仅仅限于对普通人民的苦难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已经接触到更深刻的内容。例如他在《三绝句》中所写的“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在《白帝》中所写的“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在《又呈吴郎》中所写的“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都已经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正是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这比建安时代的诗人们同情人民的思想，已经跨进了一大步。然而，杜甫由于阶级出身的限制和时代的限制，他是不可能拿出彻底解除人民苦难的药方。他只好把解除人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的压迫者和最大的剥削者皇帝的身上，如在《宿花石戍》中说：“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他或者幻想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能够出现“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写怀二首》)那样“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自然，这是幻想而不是有效的救世药方。

杜甫自安史之乱前后至弃官入蜀这一段时间，经受着极多的忧患和极深的艰苦。虽然在天宝十四载他做过右卫率府曹参军，在至德二载做过左拾遗，但以疏救房琯触怒了皇帝，不久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些都是卑小的官职。他的政治地位对自己的“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固然很难施展，就是俸禄对于他的穷困生活也不能改变多少。在这个时期，他的幼子饿死了，弟妹在战乱中离散了，家小安顿在荒僻的鄜州，直系近亲都处在饥饿之中：“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得舍弟消息二首》)他在安禄山攻陷潼关后，带领家小避难北走时，既经历“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的艰苦生活；当他只身通过叛军的防线到灵武去投奔唐肃宗李亨的时候，中途又被俘获，带到沦陷的长安。以后他以这样两句诗描写他陷贼的忧患：“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北征》)，等到他终于从长安逃到李亨当时政府所在地凤翔的时候，已经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了。他在任华州司功参军的时候，又曾经到当时接近前线的洛阳来回一次。在辞去华州司功参军携带家小由秦州入蜀的途中，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抒写了自己的艰苦生活和悲愤情绪：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发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这是震荡着宇宙的抒情。杜甫当时不仅对于穿衣吃饭的日常生活感到绝望，对于自己的仕进前途也已经感到了绝望。

杜甫对于自己不能致身富贵，而落得饥寒交迫的境地感到莫大的愤慨，莫大的不幸，但我们却认为是他的大幸。如果杜甫在仕途上都一帆风顺，直上青云，而没有经历种种折磨和苦难，他就不可能那样深刻地接触到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不可能在对待许多现实问题上具有和普通人民相接近的思想感情，甚至不可能具有符合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就不可能产生许多具有高度人民性的光辉诗篇。杜甫这个时期的作品展现了安史之乱那个剧烈变动时代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图画。除了由于他生活的限制没有直接描写前线的战争外，当时政治、军事上的重大问题和后方各个阶级在动乱中所遭遇到的生活，他都以诗歌的形式给以反映。他不仅在“三吏”、“三别”这些直接描写人民生活的作品中那么充分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哀王孙》、《赠卫八处士》和《佳人》等作品中也深刻地反映了在战乱时代中人们的遭遇和悲欢离合的命运，在他自叙经历的作品如《喜达行在所三首》、《羌村三首》、《彭衙行》和《北征》等作品中，通过对自己遭受过的悲欢苦乐和艰难忧患的描写，也接触到当时的社会现实。自秦州入蜀时他所写的许多描写山川风物的作品，也是在风景画之中蕴含着风俗画，接触到战争和社会问题，使它们具有现实的意义。

虽然杜甫这个时期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生活是多方面的，但贯穿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的一个最突出的思想是爱国主义思想。安史之乱激起杜甫的爱国思想，从这个时期起，这种思想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直到他逝世为止。安史之乱，就安禄山和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父子的关系上说，是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战争，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仕于中国的胡人，他们所率领的部队主要也是胡人，并由于战争的持久和扩大，他们占领了汉族重要的居住地区黄河流域，攻陷了唐代的东西二京洛阳和长安，威胁了汉民族的生存，这就使矛盾的性质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而且安禄山和史思明所属的部族比之汉民族都是比较落后的部族，他们在占领区内到处屠杀、掠夺，破坏了自唐太宗李世民以来百余年间所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使原来繁荣富庶的社会变成“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忆昔二首》)那样肃杀的景象。而遭受这种侵略战争的祸害的，也已经不限于某个阶级、某个阶层，却已经波及整个汉民族了。就从杜甫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来看，普通农民既遭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无家别》)那样的损害，做大官的人家也免不了“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佳人》)，就是王孙、公主等逃不出敌手的也都遭到杀戮，幸而逃脱的，也如杜甫所目击的“腰下宝块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哀王孙》)的了。虽然受害最深的是普通百姓和劳动人民，但安史叛乱给整个汉民族带来严重的祸害是显然的。所以杜甫陷贼时所作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所表达的爱国感情，虽然是个人的亲身感受，却又是当时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的概括表现。

安史的叛乱既威胁了汉民族的生存和利益，那么，以李唐的王室为中心，发动并组织全民族的力量，平息这个叛乱，恢复中国统一的局面，恢复生产，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是有利的。杜甫是正统的儒家，他的政治思想自然是儒家的忠君爱民的思想。忠于统治阶级的君主和爱被统治阶级的人民，这两者原是对立的，难以调和的。但像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国局势，当时的民族矛盾确已超过阶级矛盾，阶级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忠君和爱民的矛盾却可以在爱国主义的前提下获得相对的统一，也就是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获得相对的统一。他的忠君和爱民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爱国主义的思想上获得相对的统一的。当杜甫自沦陷的长安脱险来到凤翔，看到唐肃宗李享有收复失地、重新统一中国的希望的时候，欢呼：“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喜达行在所三首》)，不仅是为了李唐一姓的“皇纲未宜绝”，却也是为了“于今国犹活”(《北征》)。当他得到郭子仪等将领收复山东的捷报时，他不仅庆幸朝廷会有“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的中兴气象，也为离乡背井的普通人民可以“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能够重返家园而感到无限的喜悦，他更关心到在“布谷处处催春种”的声中盼望雨水等待播种的农民，远戍前方不能同妻子团叙的“健儿”，进而幻想着“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使士卒和农民都能在和平的环境中过着安定的生活(《洗兵马》)。

然而，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的形势中，杜甫也并不是没有看出统治阶级给予普通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这种认识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名诗“三吏”和“三别”里面。当统治阶级为了补充兵力，到处乱抓壮丁，乱拉夫役，弄得未成丁的中男、年迈的老翁、头天刚刚新婚的男子和刚刚从战场回来的老兵都不能幸免。在这些诗篇里，作者以极深厚的同情和极生动细致的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他们在战乱时代中生离死别的痛苦和生活上的艰辛，又描写了普通劳动人民牺牲个人的利益和幸福，相忍为国的伟大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作者在《新婚别》中借新妇的口说了出来：“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综上所述，杜甫继承了从《诗经》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本质的揭露、对普通人民苦难的同情、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赞颂等等，并且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艰苦的艺术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些传统进步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史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四

杜甫在继承《诗经》以来人民创作和文人之作的进步思想的同时，在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这两个传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并加以熔铸融合，加以发展提高，使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表现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杜甫继承了乐府歌词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他不袭用古题，不束缚于古调，根据不同的现实题材，创立新题，自由抒写，制作了许多反映重大社会现实生活的名篇。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确切地指出杜甫这些“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的作品的革新意义，肯定它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其实，杜甫不仅把乐府的艺术传统运用到那些反映重大现实生活的作品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以及《前出塞》、《后出塞》这些新体的乐府诗中，他有许多自叙生活经历的篇章如《羌村三首》、《北征》、《彭衙行》和《赠卫八处士》等也汲取了乐府歌词的表现手法。乐府歌辞中《陌上桑》、《羽林郎》、《孤儿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等的艺术传统，在上述作品中不仅得到继承而又有许多丰富和提高。在语言上，他既继承了乐府歌词的传统，以人民口语、民谣、俚谚为基础，又汲取了汉、魏、六朝文人制作的语言的精华，把这两者加以融合。因之，他这些作品既具有乐府民歌的生动、活泼和质朴的语言风格，又具有文人制作的凝练、庄重和华美的语言优点，使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自己的特色——不是乐府歌辞，也不是文人制作所能专有的一种特色，而是这两者熔铸之后的合金。

在细节描写上，杜甫也发展了《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的精雕细琢的特色。例如他在《丽人行》中关于贵戚丽人的意态艳冶和衣着华丽的描写：“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萎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在《无家别》中关于战后一个士兵的家乡荒凉景象的描写：“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在《佳人》中关于在丧乱中被遗弃的贵族佳人落寞生活的描写：“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在他的自叙诗《羌村三首》中关于在离乱后初见妻子时情景的描写：“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在《北征》中关于他的妻子、儿女悲苦生活的描写：“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骄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褐。”像这样惟妙惟肖、入情人理的深刻而真实的描写，在全部杜诗中是不胜枚举的。这些准确精妙的描绘，生动地展示了生活的图画，并通过人物的形态和心理的描写表现出人物的性格。

杜甫的许多“即事名篇”的新体乐府诗，除《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和《留花门》等少数几篇系对时事作抒情式的议论，其余如《兵车行》、《丽人行》、《佳人》、《前出塞》、《后出塞》、《哀王孙》、《哀江头》以及“三吏”、“三别”等等，都是有故事有人物的叙事诗，在这些叙事诗中，他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他塑造这些人物，除借助于对细节的准确精妙的描绘外，又注意把这些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所从属的阶级地位上来创造的。例如《丽人行》中的骄奢淫逸的贵戚们的形象，《佳人》中的被遗弃的贵妇人的形象，以及《哀王孙》中的亡命王孙的形象，他们虽具有封建贵族阶级中人物的共性，但在安史乱前作为“云幕椒房亲”的贵戚丽人和安史乱后“零落依草木”的被遗弃的贵族佳人，她们之间的性格区别是很鲜明的。又如安史乱前“炙手可热势绝伦”的丞相和安史乱后“已经百日窜荆棘”的王孙，他们性格的不同也很显然。再如“三吏”、“三别”中老妪、新妇和老兵的形象和《前出塞》、《后出塞》中士兵和军校的形象，他们虽具有中下阶层人物的共性，但因为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他们又各有性格上明显的区别。杜甫在这些叙事诗中又继承了乐府歌辞中另一种很常见的表现手法，那就是在叙述中插入人物的对话，使故事更加生动，使人物性格更易突出，从而使整个作品免去平铺直叙的缺点。

自然，作为文学样式，诗歌有和其他文学样式相区别的某些特点。它在体制、形式和音韵上有许多比较严格的格律，因此，它就不可能像小说、剧本那样允许作者比较自由地构造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来塑造众多的人物形象，而只能通过比较单纯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单一的或数目较少的人物形象。就是对那单一的或数目较少的人物形象，也不允许作者像在小说、剧本里那样多方面地渲染社会背景、多方面地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而要求作者在写景写人两方面都比较单纯而集中。诗歌的另一特点是抒情。我们通常都把诗歌分成抒情的和叙事的，把那些由现实生活所激发出来的感情，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来抒写的作品叫做抒情诗，而把那些用旁观者的口吻叙说现实生活的作品叫做叙事诗。诗歌不论是抒情的或叙事的，它的生命力的所在、它激动人心的地方，都在于诗人对于被描写的事物具有强烈的爱憎，并从那爱憎激发出巨大的感情。一首好的抒情诗固然要有这种激情，一首好的叙事诗也必须具有同样的因素。不过抒情诗是诗人把这种激情直接地公开地说了出来，而叙事诗却常常把这种激情埋藏在故事和人物的内里而已。所以，诗歌不论是抒情的或叙事的，它的基础总是抒情的。正由于这个特点，叙事诗中的人物塑造，也不允许作者像在小说、剧本中那样可以通过科学的分析解剖来塑造性格，而只能在抒情的叙说中来表现性格，小说、剧本、诗是较多地借助人物的感情来表现他们的性格的。而叙事诗是较多地借助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的。正因为杜甫理解到诗歌基本上是抒情的这一特点，并在创作实践中竭力发挥了这个特点，所以即使在他那些叙事诗中，它们的字里行间都回荡着火热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例如在《兵车行》中，他用“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样非常经济的笔墨描绘了士兵出征时的环境气氛之后，即接上“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样一节结合着巨大抒情的叙事，于叙完故事之后，最后又用“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强烈抒情作结。这样就使得全诗都滚动着热情而激动人心。又如在《哀江头》里，开头四句“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就以沉痛的感情打动了读者。接着回忆了杨贵妃的生前和死后的故事之后，又以“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的抒情警语收结，使读者对这沉痛的历史教训有了深刻的感受。在《新安吏》中，作者于叙说抓丁的故事之后，即抓住被征者母子哭别的惨痛情景，发出“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那样“动天地、感鬼神”的抒情，从而震荡全篇，把读者的同情升华到最高的限度。在这些作品里，作者都把抒情和叙事这两种因素精心地安排、恰当地结合，展现了生动精确的生活图画，创造了人物形象，并使它们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至于在《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前出塞》和《后出塞》等作品中，作者都化身为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而自叙经历，即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说故事，因之，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也就更容易地发挥抒情的特点，使它们从首至尾都带着浓烈的抒情因素。在叙事诗中着力发挥抒情的因素，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是杜甫叙事诗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他既超过了乐府歌辞，也是其后的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制作所不能企及的。

杜甫那些反映重大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新体乐府诗在表现手法上主要地是继承了乐府歌词的艺术传统，已如上述。这一类诗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开元、天宝年间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在全部杜诗中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完美的。但这一类诗在杜诗中的数量是较少的，杜甫多数的作品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大部分都产生在安史之乱的前后，但在他一生整个创作生活中却不断地写抒情诗，入蜀以后就几乎全是抒情诗了。由于他经历了“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和“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逃难》)那样艰苦流离的境况——他的一生几乎经常过着和当时穷苦人民大致相同的生活。他的一生又始终洋溢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那样关心民生疾苦和国家命运的热情，并且抱着“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那样献身艺术的精神，所以他不仅在他那些叙事诗里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象和阶级对立的本质、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就是在他绝大部分的抒情诗里也抒发了这些思想感情，从而使它们有了高度的人民性。

“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瑶《河狱英灵集叙》中杜甫现存最早的一首诗《望狱》大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可见他进入旺盛的创作生活已经是唐朝各种诗体基本齐备的时代。他的抒情诗不仅运用了当时文人创作中所有的古体诗和近体诗的体裁，并且还创制了一种新的体裁七言排律，不像他对那些新体乐府诗那样只是运用了五言古诗和七言歌行的体裁。他的抒情诗运用各种体裁抒写各种题材，在每种题材上都产生了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

从杜甫的创作倾向和他有关论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主张诗歌的思想内容要继承《诗经》以来进步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排斥齐梁以来形式主义的诗风。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诗和它的小序中对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两诗热情洋溢地加以赞赏：“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他认为这些和《诗经》中的作品一样用比兴手法来表现的、反映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的诗篇具有很高的价值，他赞美它们是“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它们是可以和星月争光的。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论诗时既说过：“恐与齐梁作后尘”，批判了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他又指出要认清形式主义诗风的害处，加以裁汰，并向《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学习。所以，他又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杜甫于“别裁”形式主义的“伪体”的同时，却又注意接受前人特别是汉、魏、六朝、初唐和同时代的许多优秀诗人的艺术传统。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诗看子建亲”。在《解闷十二首》中转述孟云卿论诗的话说：“李陵苏武是吾师”。他赞赏孟浩然的诗是“清诗句句尽堪传”。称誉王维是“最传秀句寰区满”。在《戏为六绝句》中称“王杨卢骆当时体”为“不废江河万古流”。在给李白的赠诗中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又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杜甫对于这些前人和同代人直接或间接的称赞，对有些人固然是指着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两方面说的，但对较多的人却着重地称赞他们在遣词选句上的工夫，即着重地称赞他们的表现艺术。从这些有关论述创作态度的诗句中，还可以看出杜甫对于六朝以来的诗人是偏重在学习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的。例如在《解闷十二首》中杜甫说过：“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又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这些话都可以证明我们上面的看法。

那么，六朝诗人对我国古典诗歌的表现艺术究竟有哪些重要的贡献?杜甫对他们那样严肃、刻苦地学习又取得怎样的成就?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的兴趣，不仅为诗歌的描写对象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也不仅改变了自永嘉以来的玄言诗风，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因山水诗的影响，诗人们在创造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上得到了提高和发展。西晋末期以孙绰、许询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玄言诗，在表现手法上的最大缺点，如钟嵘在《诗品·总论》中所指出的，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缺乏艺术性的概念化的作品。由于它们违反了用形象来表现思想感情的艺术规律，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淡乎寡味”，不足以打动人心。为谢灵运和颜延之所兴起、为谢眺、何逊、阴铿等所继续和发展了的山水诗改变了这种情况。刘勰用下面几句话说明了颜谢和当时诗风的特点：“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这确实说明他们作品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借助自然风物以抒写思想感情，并在刻画形象的表现手法上力求革新和创造；缺点是在辞句上过于雕琢堆砌，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美。(颜延之虽然和谢灵运并称，但他的作品远不如谢灵运，所以刘勰的评语主要是指谢灵运的作品说的。)继起的谢胱、何逊和阴铿的山水诗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个方向，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克服它的缺点并发展了它的优点。谢□的成就较大，因之他的山水诗确比谢灵运的更为清新、秀美而又自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的兴起恰恰也在这个时期。陶渊明的出生虽稍早于颜、谢，但他和颜延之既有过友谊，并且他的创作活动也跨越了晋末、(刘)宋初两个时代，也就是说正是在玄言诗被山水诗所取代的时期。山水诗和田园诗所以会同时兴起，固然都有其社会的原因，也有其创始人的生活经历的原因，但在诗歌艺术的发展过程上说，它们都是玄言诗的一个否定，是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在艺术上有修养的诗人对于玄言诗错误方向的纠正。不过陶渊明由于没有颜、谢的政治地位，在当时文坛上也没有他们那样显赫的声名，因之，他的作品在当时和南朝都没有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所以南朝的作者大都接受了山水诗的传统，却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田园诗这个方面。直至唐人王维和孟浩然等才特别重视陶渊明，并把山水诗和田园诗这两个传统融合起来，结合着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情趣开辟了田园山水诗的新流派。

山水诗和田园诗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中，虽然都有它们各自的特定范围和含义，但它们却都只是诗人借助自然风物创造形象以抒写思想感情的途径。不过文学史家们通常还是习惯地把那些登山临水之作称为山水诗，把那些描绘田园景色的作品称为田园诗。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兴起所以会使诗人在创造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上有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其原因是由于借助自然风物以抒写思想感情，虽然这种方式不是诗人创造艺术形象的惟一的途径，但却是很重要的途径。钟嵘在《诗品·总论》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刘勰发展了他这种观点，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南朝这两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深刻地说明了自然风物对于诗人创造艺术形象时的重要关系。
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从《诗经》以来诗人们关于自然的描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楚辞·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向都被认为人神之笔。这些艺术形象确能概括出诗人从自然风物上所感受到的美，并加强作品主题思想的表现。曹丕《燕歌行》中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曹植《七哀》中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杂诗》中的“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这一时代的诗在描绘自然景色的细致上以及情景结合的深度上，都比《采薇》和《湘夫人》进了一步。南朝山水诗的作者对于自然美的发掘和描写技巧上又比建安的作者有所发展。如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和《岁暮》中的“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如谢□《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复春洲，杂英满芳甸”，《观朝雨》中的“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和《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如何逊《赠王左丞》中的“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如阴铿《广陵岸送北使》中的“亭嘶背枥马，樯啭向风乌”和《晚泊五洲》中的“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等等；他们在描写自然风物的姿态以及声、光、色彩上的美，确又比建安诗人有更细致深入、丰富多彩的表现。南朝山水诗的作者多方面地揭示和描绘自然美，在加强作品的形象化上确是做了继往开来的极有贡献的工作。这些诗人往往是把自然风物的描写和怀乡、思友的个人情怀联系起来；谢灵运有时还借以表现他的庄、老思想；绝少有人把自然风物的描绘和社会广阔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因而他们的作品缺乏较高的思想性。至于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诗人只是把自然风物的描写作为上层统治阶级腐朽、享乐生活的陪衬和点缀，其作品自然是“绮丽不足珍”了。唐人的田园山水诗继承了陶、谢的艺术传统，在揭示自然美和描写技巧上都比南朝诗人有所发展和提高，他们借助自然风物的描写以表现佛、老的出世思想，因之，他们这类作品就更带有消极的因素。

杜甫继承了南朝人和他之前的唐人所发展起来的描写自然的多方面的技巧，并把对于自然的描写和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紧密地融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比前人更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诗经》、《古诗十九首》、乐府歌辞、建安诗人直至鲍照、庾信的作品，其中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之作，一般地说，都是较少与自然风物的描写结合起来的，乐府歌辞尤其如此，只有陶渊明的某些作品是例外。杜甫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新体乐府诗，虽然主要是叙事，却已注入强烈的抒情因素；虽然主要是继承乐府歌词的传统，着重地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却已加人不少有关自然风物的描写，使他这些新体乐府诗比乐府歌辞具有更丰富的艺术形象。杜甫在他的以叙事为主的新体乐府诗之外的作品里，一般地说就是在他的抒情诗里，把对于自然的描写和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结合得更为密切，也更为经常。因为诗人在制作抒情诗的时候，时序的变迁和风物的转换往往是他的激情的触发点，由于“诗人感物，联类不穷”，就不禁“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了。杜甫一生坚持儒家思想的进步方面并且经常过着和普通人民大致相近的生活，从而使他具有极深厚的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他所亲身经历的社会现实生活和历览的无数名山大川，对它们深刻的观察和感受，这些条件是以往的诗人所难以兼备的。这就决定他的作品具有多方面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并且和自然风物的描写结合得那么密切，增强了艺术形象的丰富性，使它们较以往的文人之作具有鲜明的不同的艺术特色。

在杜甫的抒情诗里，不仅看到他那些直指时事、直接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洋溢着现实主义的精神，数量也是较多的。我们又看见他不少登临、纪游、咏物和送别赠友之作也常常在抒情中表现出极富现实意义的思想感情。杜甫自秦州入蜀时期所作的一系列的纪游山水诗就和谢灵运的山水诗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容。他不仅生动地描绘出西北高原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还描述了战乱时代中劳动人民被奴役的生活，如《石龛》中所写的“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就是一例。杜甫在同期所作的其他抒情诗表现出时代的苦难者诗人自己的苦难生活与崇高精神。当他过着“三年饥走荒山道”、“手脚冻皴皮肉死”(《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样饥寒交迫的生活的日子，他那“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的感情却愈加炽烈。至于他以后所作的橙楼》、《阁夜》、《登高》和《登岳阳楼》等抒情名作，当我们一读到它们的时候，就像有一股狂风暴雨般的感情洪流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我们感动。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同情诗人晚年“艰难”、“潦倒”的个人遭遇，而更多的是被他在颠沛流离之中仍然关注着“万方多难”、“野哭千家”的时代苦难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激动。

杜甫真正无愧于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称号，这里由于他往往能够从极平凡的题材联系到现实，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内容。“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病马》)，虽然是微小的事物也能激发起他强烈的诗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他从眼前的花、鸟引出这样深挚的爱国怀家的感情，千百年来总是使读者激动。再如他在《病橘》中所揭示的“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的黑暗现象和在《枯梭》中所影射的“念尔形影乾，摧残没藜莠”的现实生活，都是以极微小的题材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内容。至于他在《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中所吟唱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那种对新生的、美好的事物的赞美和对丑恶事物的憎恨，正是他一生对于黑暗现实坚持不妥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许多送别赠友的作品中，他也常常联系到社会的现实提出进步的政治主张，例如前面曾经引过的《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一诗。以上所举的例子，远没有包括杜甫抒情诗中有关反映现实生活的多方面的内容，之所以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企图说明他用以反映现实的范围的广阔而已。

现实主义艺术要求作者对于现实世界有深刻的观察和感受，以准确、精妙的描绘来表现事物，创造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并以这些来征服读者。杜甫无论是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或是关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都能够达到我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顶峰。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如“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秦州杂诗二十首》)，“加眺积水外，始知众星乾”(《水会渡》)，“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阆山歌》)，“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等等，都能道前人所未道、惟妙惟肖地写出景物的形态。关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描写，特别是关于作为社会现实生活核心的人的精神状态的描写，杜甫更是达到前人所未有的艺术创造的高度。如《羌村三首》中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写他自己经过离乱后和家人初见面时的惊疑心理；《梦李白二首》中的“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写他在梦中所见的李白的彷徨失意状态；《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的“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写田父留客时的粗豪率真的举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写他自己得到官军胜利消息时的狂喜心情等等，都写出处在特定现实生活中的特定人物的精神状态。自然风物的描写总是为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服务的，描写它们只是为了烘托和突出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描写自然。杜甫在这方面也做得比许多诗人都更为出色。如《旅夜书怀》中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些关于自然风物寂寥、阔大的描写，正是为了衬托下文“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那种漂泊孤独之感。又如《阁夜》中的那种悲凉景色的描写：“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也正是为了增强下文“野哭千家同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这些社会现实生活的表现。像这样的表现手法，在杜诗中是触目皆是、举不胜举的。
由于杜甫对于现实世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物都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真挚的感受，在他的作品中又常常出现一种情景交融、物我一致的境界，如《江亭》中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如《后游》中的“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如《江汉》中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如《宿府》中的“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等等，诗人的思想感情和自然景色是那么融合一致，又是那么自然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从风物的形态中显露出来，致使我们觉得这些诗句好像不是任何人用笔墨写成，而是天造地设似的。当然，一首好诗的完成，绝不能只停留在对于现实事物的准确、精妙的描绘上，还必须在这个基础上，集中概括地表现出主题思想。没有准确、精妙的描绘，那么，集中概括就会落人空虚和概念化；没有集中概括，只有繁复冗长的描写，即使描写得怎样准确、精工，也必然留纤细和铺叙。做到这两者的巧妙安排和结合，是所有大诗人的匠心所在。例如杜甫在《登高》一诗中所写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这诗里，它既有对于自然风物的精妙的、多彩的描绘，也有诗人自己的被现实生活的洪流所淘洗冲激出来的精神面貌的集中概括，也就是主题思想的集中概括。诗中自然风物的描写又是多么自然地、多么确切地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现。正因为这些艺术上的成就，所以这首诗千百年来就传诵在人间，并被旧时代的评论者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其实，在杜诗中达到这样成就的作品是很多的，就是在他的七言律诗里，像这样成就的作品，这也绝不是惟一的一首。

杜甫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巨匠，他在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这篇文章，只是从杜甫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的传统的角度，作些初步的探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