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作者：严迪昌　刘扬忠　钟振
20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回顾20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概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20世纪前30年，甚至还不止30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彊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他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方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之为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人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存等先生又创办《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宗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

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超、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扬忠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期、16开本的《词学季刊》。何况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成果最突出。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揭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台湾林玫仪女士已研制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晁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扬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补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近年来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评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着词学“将来时”的开端。

八十年代以来，词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历史阶段。视角新颖，方法多元。有的从风格角度进行观照，如杨海明的《唐宋词风格论》；有的全面分析唐宋词的美学境界与美学特征，邓乔彬与杨海明先后出版了同名的《唐宋词美学》，各有特色，让读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领略到唐宋词的美学风貌。有的从群体与范式的角度切入，如玉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等。词派的研究，也有了专著，严迪昌先生的《阳羡词派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杭州大学吴熊和教授门下的博士，有好几位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清词词派，只是尚未公开出版。

清词研究，近些年已逐渐为研究者所注意。张宏生先生在清词研究方面很下了一些功夫，发表了不少论文。只是明词现在还是空白点。前人都认为明词中衰，但明词到底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会衰落，至今还是模糊不清。

刘扬忠词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也有开拓性的进展。如朱崇才的《词话学》、方智范等人合写的《中国词学批评史》、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海外词学研究状况

王兆鹏海外的词学研究，也还比较热闹。说到海外的词学，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叶嘉莹先生。她著作既多，方法也新。她的艺术感悟能力，理性的诠释能力，都是一流的。她既熟悉西方的文学理论，又精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因此她的研究成果中西结合，水乳交融，没有生吞活剥的毛病，她的解说和结论令人信服。叶先生在海外长期跟外国人讲词学，往往事无巨细，字无生熟，都要讲个清楚明白，因而我们国内的读者读她的文章，就不免有冗长琐碎之感。

钟振振北美的词学研究，成绩相当可观。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是一部有影响的词学专著，我们大陆曾有文章译介，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有中译本。此书附录有《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一文，文中介绍，北美的词学研究，开始于七十年代，一直是以婉约派为研究的中心。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叶嘉莹教授。比较活跃的还有密西根大学的林顺夫教授，林著有《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该书把南宋的格物观念应用在咏物词的研究上，揭示出中国思想史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加州大学艾郎诺（RonaldEgan）教授有本研究欧阳修的著作：《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其中也论及欧阳修的词，并将欧词与晏殊词进行比较，有些新的见解。叶嘉莹教授的高足、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方季洁（GraceS。Fong）博士的专著《吴文英与南宋词的艺术》，在北美也颇受关注。

王兆鹏近邻日本的词学研究，更值得重视。村上哲见的《唐五代北宋词研究》和青山宏的《唐宋词》，已先后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另外王水照先生和日本学者保苅佳昭合作编选有《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也译成中文出版。从这几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日本词学研究的大概情况。他们的选题，有比较宏观的，如《中国诗歌中的落花与伤春惜春的关系》，也有小题大作的，如《柳永的对句法》、《对仗与重复》，做得都比较深细，有些见解很新颖。日本学者惯用的统计法、历史追溯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也有参考价值。

香港的词学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是两位老学者。饶宗颐先生的《词籍考》是词学版本目录之学的力作。对于敦煌词与词曲音乐的研究，他也有建树。在明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罗忼烈先生在清真词和柳永词研究方面，很有独特的见解。

刘扬忠台湾从事词学研究的学者比香港多得多。老一辈的学者有已故的郑骞先生，他的成果非常丰富。台湾年青一代的词学研究者，大多出自他的门下。我了解的有吴宏一教授，他在清词研究方面，用力颇深，有《常州派词学研究》和《清词四论》等著作。另外专力从事词学研究的有中央研究院的林玫仪教授和彰化师范大学的黄文吉教授。黄先生编有《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林女士编有《词学论著总目》（1901—1992）。这两本书把九十年间海内外词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汇为一处，毋需四处翻检，即可知天下的词学成果，真是功德无量。他们自己的著述也比较丰富。林女士的《词学考铨》、《敦煌曲研究》、《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等，都是很成功的著作。黄文吉先生有《宋南渡词人》和《北宋十大词家研究》等专著数种，是一位很勤奋的学者。相对而言，林女士偏重于实证性的研究，黄先生似乎更长于宏观的探讨。

二十世纪词学研究中的若干不足与展望

王兆鹏词学研究虽是显学，但比起唐诗的研究，成绩还是稍逊一筹。从目前的情况看，研究词的人远不如研究唐诗的人多。现阶段研究唐诗的知名学者可以数出一大排，而研究词学的知名学者就屈指可数了。唐诗的研究，有自己的学会组织，年会办得有声有色，有年鉴也有刊物，这方面词学研究也显得相形见绌了。我们正在着手创办《词学研究年鉴》，以期对今后的词学研究有所推动。

刘扬忠回顾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我们既看到了它的丰硕成果，同时又发现了它的若干不足和缺陷。弥补这些不足和缺陷，就成了我们在新世纪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本世纪的词学界，对明词、清词的研究一直十分冷淡。大家一窝蜂地挤在唐宋词这个“热门”里，而对明词、清词不屑一顾，这不只是研究布局的不平衡，也反映出我们的词史观不科学，缺乏通史意识。试想，不理清词在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间的演变情况和发展进程，怎么可能全面深入地把握整个词史的运动走向和发展规律呢？关于清词研究，请严迪昌先生这位清词专家来发表高见。

严迪昌兆鹏引述前辈所说，界定词学可称“显学”，我同意这界定。但“显学”所“显”的是词学研究中的一个部分。这种现象在本世纪后五十年代尤为突出。元明词固是程度不等地空缺，清词研究其实亦是冷寂的。当然清词研究尽管较为冷寂，近些年也仍有不少成绩。台湾出版有叶嘉莹、陈邦炎二先生合著的《清词名家论集》，叶先生另有《清词论集》在大陆出版。黄嫣梨的《蒋春霖评传》也有大陆版，是一部很下工夫的力作。张宏生将其有关论文整合成《清代词学的建构》也于最近出版。八十年代陆续面世的“天风阁丛书”，已有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纳兰性德的词集的整理出版，这是功德之举。据我所知纳兰词的笺注，北京、上海各出版了一种。选本中，沈轶刘、富寿荪的《清词箐华》，我觉得很具手眼，点评也见功力，是懂清词的选家精心之编。汪泰陵《清词选注》容量较大，弱处是见原本少。还有前年罗仲鼎先生把谭献《箧中词》校点出版，改名《清词一千首》，很有益于清词研究的展开。屈兴国先生点校的“两浙作家文丛”中的《朱彝尊词集》，搜罗甚完备。近几年，杭州吴熊和先生的门下诸女博士，先后完成了常州、西泠、柳洲等清词流派的研究，并将出版，这非常可贵。吴先生本人在台湾和大陆也发表有明末清初词派研究的论文多篇。词学专家由唐宋而至清代作通代研讨的气象日渐浓厚，实为大幸事。

刘扬忠清初以来，词话家们就纷纷作评论，认为明代的词不足道，甚至断定“词亡于明”。前几年，《全明词》主编者之一的张璋先生依据自己掌握的大量资料，发表文章驳斥“词亡于明”的旧说。据他介绍，《全明词》共收得明词人一千三百多家，词作二万多首，这个数量与《全宋词》大略相等。他认为，从这些作品的艺术质量来判断，明词是比不上宋词，但轻言“词亡于明”则显然是违背事实乱下结论。这个情况表明，至今为止，除了《全明词》的编者之外，词学界很少有人全面认真地接触过明词的资料，当然就更谈不上进行研究和评论了。从整个词史上来看，明代确是词体文学中衰的时期。但“中衰”不等于断流和空白，它仍是词史上有机的一环。说它是衰落期，也须探究衰落的原因，弄清衰落的具体情况，以便清晰地勾勒出词的发展脉络、走向和规律来。这样的工作一直还没有人动手去做。当然，明词研究的冷落，与资料的不完备也大有关系。盼望中的《全明词》一书，虽早已编好，但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还没有出版。我想，随着观念的更新和资料问题的解决，明词、清词这两个词史研究中的空白地段将会被填补起来。

严迪昌目今两宋以后的词的历史尚未有能足够研究，不仅明词究竟态势如何，金元词也同样未深入的作整体的审辨与把握。就是清词，尚有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探究。词史之著无疑是词学研究的重要工程，如果两宋以后词的历史不去研究，词史大概是写不好的。我希望在今后能形成一支小队伍（不必庞大）专研两宋以后词。但这应是一支学术队伍，不是满足有几本或几套书。

王兆鹏词学理论的建构，也是很迫切的问题，词学有无自己的理论体系？有无自己的概念范畴？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关键在于我们还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一方面，我们应该清理过去已有的词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应该根据中国词史的研究，抽绎、建构出新的词学理论体系。杨海明刚出版的《唐宋词美学》，在这方面就作了有益的开拓，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他所提示的唐宋词的“美学”特质，没有借助西方的美学理论概念来装点修饰，而是用正宗的、地道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所固有的一些理论概念和范畴来建构唐宋词的“美学体系”，并用当代意识和当代的话语进行科学的诠释。读后让你觉得这是中国本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切合词史实际的“美学”，而不是进口的“洋”美学。

刘扬忠词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已经不是新问题了，词学界的几位同行，包括我本人在内，多次撰写文章强调了这个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已有好几部词学史、词学批评史和其他专题的词学理论著作问世。但这还远远不够，应该让词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尽量广泛的共识和共鸣，认识到理论创造和建构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把它作为新世纪学科发展的“重头戏”来抓。词学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必须依托于词学理论，必须依靠理论（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和学科本体理论）的指导和牵引。但是无可讳言，我们的研究界理论意识是比较淡薄的。这当然与传统“国学”的历史惰性有关。自从清代产生乾嘉考据之学以来，我们的文史研究以广博搜集、精严辨校材料和注重文献整理为其优长，但由此而导致这个领域长期轻视义理阐释，并且排拒先进的西学理论，则是其一项重大欠缺。轻视理论，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通病，但其中词学界比起诗学、小说学、戏曲学等部门又显得更保守和封闭了一些，以致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同行认为，只有词谱词律、版本校勘之学才称得上是“词学”。本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借助西方哲学、美学来建构新词学理论，这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此项事业却后继不力，长期处于散漫状态。我想大家都可能看到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义来创造我们民族新文化的世纪工程绝非旧的考据学、文献学所能胜任，时代所期待于我们的，是新的理论、新的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关于词学理论建构和观念更新的必要性和操作途径的问题，三年前我发表过一篇长文《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就不重复了。

钟振振今后的词学研究，词作文献的整理，词人生平的考证，都有待加强。宋代有一千多词人，生平行事比较清楚的，不过几十人，大量的词人连生卒年都不大清楚。词人的生活年代不清楚，词史的进程也就无法真正弄清。而宋代正史、野史的史料都非常丰富，宋人别集、历代方志里有关宋代词人的生平资料也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只要认真地去检阅这些文献资料，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刘扬忠关于凸显学术个性的问题，也值得引起今后重视。八九十年代词学十分繁荣，从全局来看，热热闹闹，队伍壮大，成果众多，但真正有理论建树或自成体系的著作并不是很多，里程碑式的东西更少见，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研究者跟风随流的多，而发挥个人所长、建立个体的学术个性的少。王兆鹏、刘尊明在一篇谈本世纪词学研究基本格局的文章中分析了三四十年代鼎足而立的三位词学大师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的情况，指出：这三个人之所以成为领袖一代的词学宗师，既与他们的杰出成就有关，也与他们各自的学术个性分不开。他们既广泛涉猎词学的各个领域，又各有专攻。龙榆生长于批评之学，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近代文学理论，侧重于宏观研究，成功地进行了对词的艺术特征和词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与论证；夏承焘则长于考据之学，注重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和词乐、声律的研究；唐圭璋穷毕生精力，从事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成为词的文献学的第一大家。这三位宗师既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从而为词学这门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刘二君认为，这可以作为我们新一代词学研究者建立学术个性、确立研究方向的榜样。我完全赞同这个看法，主张把建立学术个性、发挥个人所长作为新时期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与我倡导理论建构的观点丝毫不矛盾。因为从学科总体布局和专业体系来讲，理论的创造和建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义项，甚至带有终极目的性质，过去这是一个弱项，亟须填补空白，至少是必须加强；但从专业内的具体分工来讲，则各个具体门类都必须相当数量的学业有专攻的人才去从事工作。十年前，我编著《宋词研究之路》一书，将现代词学研究学科体系列为一个详细的图表，那张表中开列的研究项目很多，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大项：一、词籍文献资料整理研究；二、考据之学；三、词学批评与词学理论建构。这三大项都需要各有专长的人去分头完成。作为一个学科，这三项缺一不可。我们反对只把考据和文献整理当学问而轻视理论批评与理论创作，也反对只重理论而认为考据学、文献学不足以谈“文学研究”的倾向。但具体到研究者个体，则各人难免性有所偏，学有所偏，才有所偏，应该不但允许、而且鼓励个体依据自身的素质和兴趣去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和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时，我认为，关于二十一世纪的词学，我们有三个重大目标：一、加强词学理论的建构，完善学科体系；二、充分发挥词学研究者个人的所长，确立研究者个体的学术个性和研究方向，共同促成学科的繁荣昌盛；三、下大力气填补空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要加强对词史上的空白段明词和清词的整理与研究。

王兆鹏我现在指导研究生，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词人的年谱或年表，一家一家地做下去，过若干年积累起来，也许可出一本《两宋词人年谱续编》之类的书。二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解决词史上的一些个案问题。三是收集词学版本目录学的资料，试图对词集的版本作一个总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