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下）

作者：李浩
李邕曾先后贬富州司户与钦州遵化县尉，“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97。流贬途中，竟然靠卖文成大款，亦是文坛一佳话。

李绅贬端州司马，“以诗自娱，每纪所历，皆为长句，名追昔游，自检益严，端人见之，皆有立操”，临行时，“端人攀留不得，留其衣带祠之”98。元和中，元稹贬任通州司马，白居易贬任江州司马，两人往还赠答的作品，“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寓放逐之意，摩不凄惋”99。

柳宗元贬任柳州刺史，“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人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100。又据赵磷《因话录）卷三:“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他在柳州还建学宫，崇圣教，“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101。故柳州一时“弦诵为岭南诸州最”，“柳州名重他郡，以子厚故也”102。则柳宗元不仅以诗文书艺教授后学，影响地方，且能移风易俗，化成湖湘。

韩愈贬阳山，当地士子区册人其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另有窦秀才“乘不测之舟，人无人之地，以相从问文章为事”103。“阳山民至今多以先生名洎字嘱其子孙”104。咸通年间，张锡以户部侍郎贬封州司马，“封民语不可解，锡时以文义教之，渐知诗书，士于日来请益，与论文章，无倦时”105。

在中原兵燹不绝的情况下，西蜀及南唐分别出现两个词的创作中心，这是对原长安与洛阳两个中心的赓续，从此文学创作之重心全部让位于南方。但稽考其主要作家，如韦庄、牛峤、牛希济等皆是南迁之北人。可见迁徙及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显示出文化中心的改变。

从事中晚唐文学研究者经常论及北方士人南迁受到南方文化的熏陶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移人者提升当地文化品位这一事实。故史虚白总结说，“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实因“天下瓜裂，中国衣冠多依齐台（按:指南唐创立者李昇）”106。
第三，迁徙者所带来的文化与当地的区域文化有很大的差别，故移入的实际是一种异质的东西，为当地文化提供了新鲜血液和新的成分。比如文人雅集本是南方文人群体的一种活动方式，整个北朝时期，文人聚会的次数、规模、影响，远不及南方。西魏北周时期，庾信、王褒等南方文士北来，将此风气带到关中。隋唐之际，北来之文士络绎不断，故北方文坛上文人雅集亦兴盛一时。如杨广与晋王府文人的雅集、唐初于志宁宅宴集、高氏林亭宴集，安德山池诗会、《旧唐书·刘孝孙传》所载文会等107。安史之乱后，北人（包括原来北方之南人）南下，又将此风习带回南方。著名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有鲍防等三十七人参加108，更大规模的浙西诗会有颜真卿等百馀人参加109，风气之盛，远迈前代。

第四，从文化整合的角度来看，战争、迁徒等本身就是文化（包括文学）交流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交流往往会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使文学的独特性不断流失。所以，当人们津津论道南北文风之合流与统一时，不要忽视了它的负面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文风的合流与统一只是一种趋势，当时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因不断受到异族交侵，故吸纳附会外来文化渐久渐深，形成华夏文化之丰富性与复杂性，南方则为珍视中原文化之贵族的避难地，山高水深，易于聚族而居，传统风习，代代相传，形成华夏文化之纯粹性。本文的结论是:

一、唐代士族的迁徙流动主要有三种类型:科举仕进、战争，贬谪及宦游。大规模的迁徙有三次，其中第一次始于隋，结束于安史之乱，主要是江南及山东士族迁徙于两京地区，目的是为了科举仕进。第二、三次分别是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时期，主要是关陇士族及山东士族迁徙南方（尤其以江南居多），目的是为了避乱。因贬谪及宦游而迁徒者，则贯穿于整个唐代。

二、迁徒使士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亦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但因迁徙士族整体文化素质高，故这种横向引进迅速提升了移人区的文化品位，并给移人区输送了一种异质文化，丰富了移入区的文化。

三、士族迁移不仅对个人及家族的荣枯兴衰有影响，而且表征出文学及文化中心的潜转暗换，此后中国经济文化南北失衡之格局的形成，唐代士族有以致之。但缘于南北方的地域特点，南方更多保有中原文化之纯粹性，而北方则因与外族融合而形成中华文化之丰富性与复杂性。

注释

①如方国瑜《唐宋时期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期。费省《论唐代的人口迁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谢元鲁《唐五代移民入蜀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此外，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专章讨论隋唐五代时期的移民，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五章亦讨论唐代的人口迁

移。葛剑雄主编、冻国栋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则是前揭著作的放大与具体化。由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后出转精，无论资料与论述都超越前人，被认为是迄今国内外最完整系统的一部移民史。

②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见《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

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点校本第12册，第5516页。

④《全唐诗》卷七六七孙元晏《淮水》。

⑤葛剑雄主编、冻国栋著《中国人口史》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第19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⑥《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记杨广:“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馀卷。”（点校本第12册，第5694页）如果说庾信、颜之推是受到北方文化薰习的南方士人，那么杨广则是受到南方文化濡染的北方贵族，南北文化的合流体现在每个人身上是不同的。又，广在任扬州总管时即招引南方才学之士百馀人为王府学士，恐不仅是文学顾问，亦同时是政治智囊团。后来李世民署秦府学士，或即受此启发。

⑦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⑧《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点校本第13册，第5775页。

⑨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0年）与流行的隋唐史与隋唐文学史著述不同，对杨广多所赞扬，其中或可商榷，但对杨广招引江南文士、联姻萧氏积极意义的评价，是应该肯定的，参见该书第114—136页。

⑩卢思道《劳生论》，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全隋文》卷一六。

11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第4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第21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12《明皇杂录》补遗记唐玄宗自蜀返长安，夜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因歌“庭前琪树不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即卢思道此诗中的句子，唯文字稍有出入。

13《旧唐书》卷六一《陈叔达传》。又《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附刘孝孙传:“孝孙弱冠知名，与当时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绍、庾抱、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为文会。”后来这批人多辗转由南赴北入隋唐。吴松弟曾罗列陈和梁北迁士人47人，其中绝大多数迁往长安、洛阳，也有部分迁往长安所在地关中附近。见吴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422—423页，表13—1。

14《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

15《全唐文》卷六唐太宗《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

16《全唐文》卷十三唐高宗《令山东江左采访人物诏》。

17《通典》卷十四《选举》二，王文锦等点校本第1册，第342页，中华书局。

18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14—1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转引自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243页。

19《唐会要》卷七六《孝廉举》，宝应二年元月二十日。

20司马光《乞贡院逐路取人札子》说北宋开封府，“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故“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因而“四方之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见《宋文鉴》卷四。所论虽为宋代科举风气及迁居京城的习俗，但可与唐代故事参照。

京城中还有举子的聚集区，《长安志》卷八祟仁坊载，北街与尚书省选院最近，“又与东市相连，选入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灭，京中诸坊莫与之比”（又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京外郭城祟仁坊）。又《太平广记》卷三四三窦玉条引《玄怪录》:“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时宾馆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试。既而他室皆有客。”

21《唐国史补》卷下与此所引略有不同。

22《柳宗元集》卷二三，中华书局本第2册，第629页。

23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见严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24参见拙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第1章、第6章有关论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25唐代士人以行卷温卷干谒，参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但罗联添认为行卷只有诗文，没有传奇。参见罗联添《唐代文学论集》下册，第262页，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
26《通典》卷十八，王文锦等点校本第1册，第445页。

27《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上》。28《全唐文》卷八四六牛希济《荐士论》。29《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注引。

30《太平广记》卷三四四“安风”条引《潇湘录》载:寿春人安凤赴长安应举，十年不达，耻不还乡。忽逢乡里故友徐侃，侃留诗曰:“吾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凤亦以诗赠曰:“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且及来年春，风犹客长安。”

31EberhardWolfram:ConquerorsandRulers:SocialForcesinMedievalChina（Leiden，SecondEdition，1965）本文引自《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23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32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8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

33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8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第333页—334页。

34同上书，第336页。又，白居易《崔公墓志铭并序》:“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我殁宜归全于滏阳先茔，正首邱之义也。”其中“天宝以还”语义暧昧，不能确指为安史之乱前抑或乱后，但一般引用以此指乱前。

35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页，第26页。按藩镇势力开始只控制河朔地区，后来范围更大。36《李太白全集》卷八《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

37《全唐诗》卷二四八郎士元《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一作崔峒诗，见《全唐诗》卷二九四崔峒《送王待御佐婺州》。

38《韩昌黎文集》卷六《考功员外卢君墓铭》。

39《全唐文》卷五二九顾况《送宜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

40《李太白全集》卷二六《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41《全唐文》卷四三肃宗《加恩处分流贬官员诏》。42《全唐文》卷五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43《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44《全唐文》卷七八三穆员《鲍防碑》。45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

46参见费省《唐代人口地理》，第136页，西北大学出版杜，1996年。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25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35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47《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48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247页。费省推算为三万至四万，见其著《唐代人口地理》，第135页。吴松弟推测为二十余万人，见其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270页。

49《旧唐书》卷一四六《杜亚传》。50《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51《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52《全唐文》卷三五七。

53元结《与溪邻里》，《元次山集》卷二。又，冻国栋认为《唐国史补》等所记元结南投之“襄汉”，似为“溪”之误，溪在今江西瑞昌县，瑞昌则与九江相毗邻（冻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26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54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卷四十《河东柳氏迁吴考》述之甚详。惟认为柳州“不特家于吴，并婚在吴”，似嫌穿凿。据文安礼、施于愉之年谱及章士钊等的研究，柳州在吴只有很短时间，其长于长安，婚于长安当无可置疑。

55《文苑英华》卷九四四崔元翰《左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

56《全唐文》卷五一七梁肃《过旧园赋》。

57《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韩愈《崔评事墓铭》。

58《全唐文》卷三二三，萧颖士《与崔中书圆书》。

59《旧唐书》卷一六三《王质传》。

60《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传》。

61见拙文《窦叔向家族贯望新证》，载《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大出版社。又收入拙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62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63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全唐诗》卷四三五。又同人《赠康叟》:“八十秦翁老不归，南宾太守乞寒衣。再三怜汝非他意，天宝遗民见渐稀。”《唐宋诗醇》卷二二:“前叙乐叟之言，天宝旧事也，后叙告乐叟之言，乱后景象也。俯仰今昔，满目苍凉，言外黯然欲绝。乐叟未必实有其人，特借以抒感慨之思耳。”按:揣诗意，兼考天宝战乱中迁徙之状，则白诗所写或实有其人。

64《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65《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66《北梦琐言》卷九，可与韦庄《秦妇吟》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互相印证。

67《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一，点校本第18册，第8643页。

68《宋史》卷二六二。

69《宋史》卷二六二。

70《宋史》卷三。

71《宋史》卷二七六。

72《宋史》卷二九六。

73《宋史》卷三一。

74《苏魏公集》卷五五《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

75《全唐诗》卷六九八韦庄《湘中作》。76《新五代史》卷六三《王建传》。

77《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点校本第18册，第8685页。

78罗愿《新安志》卷一《风俗》。

79按据阮元《广东通志》卷二六二《谪宦录》考证:“唐以前得罪至岭南皆迁徙为民，至唐始谪为宦，有责授左授之分。”故明代王守仁《送李柳州序》说;“唐宋时吏其土者或未必尽以谴谪，而以谴谪者居多。”
80《舆地纪胜》卷一一五引《宾州图经》。

81参见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眨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王承文《唐代的左降官与岭南文化》，载《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82《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刘隐传》。83《小畜集》卷三0《柳府君墓碣铭》。

84北人南迁对江南农业发展的影响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58—69页，农业出版社，1990年。

85《通典》卷十七《选举》五。

86《全唐文》卷三六八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又见《旧唐书》眷一一九《杨绾传》。

8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又见《宋史》卷二六六《刘烨传》。

88参见许倬云《历史分光镜》，第225—228页，上海文艺出版杜，1998年。但许氏认为中层的扩大是宋代以来的事，实际上，唐代科举取士即含有扩大阶级的范围，亦即中层的扩大，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又见钱穆《国史新论》，第160页，三联书店，2001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57页，三联书店，2001年。
89徐杨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90讨论唐宋变革或转型的文献甚多。结合士族兴衰研究者主要有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收入《唐宋史论丛》，香港，龙门书店，1980年。邱添生《由世族盛衰看中国中世的社会变迁》，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91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9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9章《隋唐之经学》，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本重印）。

93《全唐文》卷四八九权德舆《与睦州杜给事书》。94《益州名画录·序》，何韫若等点校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95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31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96参见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313页，第316页。

97《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李邕传》。98《粤大记·李绅传》。

99《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1:Ⅰ《旧唐书》卷一六《柳宗元传》。

100《韩昌黎文集》卷七《柳州罗池庙碑》。1:Ⅲ《舆地纪胜》卷一一二《柳州》。

101《韩昌黎文集》卷四《送区册序》，卷二《答窦秀才书》。

102甫《韩愈神道碑》，《皇甫持正集》卷十一。1:Ⅵ《肇庆府志》卷十六《迁客传》。

103佚名《江南馀载》卷上。又，章乃羹《两浙人英传》亦认为，“予推究两浙文化，由勾践之摧强敌，会盟中国，中原文化始传播两浙。至晋室都江左，赵宋都临安，中原人物，翩然莅至，由流寓而著籍，吾浙人物所以殷盛，要由寓贤始。”1:Ⅷ参见拙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修订本）第6章第1节。

104贾晋华《〈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考述》，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8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151页，中华书局，1995年。

105蒋寅《大历诗人研究》，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