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山诗之理事情

一义山诗之情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义山可算得是极为多情重情钟情的一位诗人，乃至有人称其人为“情禅义山”（吴言生《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誉其诗为“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诗概》）。盖义山之多情善感自有缘由，首先，“沦贱艰虞多”（《安平公诗》）的孤苦家世，父祖辈一再年寿不永的遗传，衰微动荡的时代，这一切都无不在青少年时的诗人心头蒙上层层阴影，而“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身处中晚唐那个讲究勋阀门第社会环境中的义山对自己的前途难以乐观自信。源于此，义山从很年轻时就对周围事物特别敏感，就懂得感伤身世，十六岁时便有“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无题“八岁偷照镜”》）的美质难遇之慨，十八岁时便有了“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的不祥预感。以后也不断感叹“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这种被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对李商隐诗作的一些理解》，《双飞翼》，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8页），确实是诗人多愁善感性格的深层因素。以后应博学宏辞科考的落选，授馆职未移时因人作梗外调为尉，县小官微处处遭受摧抑的屈辱生活，“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风雨》）的党争夹缝中的尴尬，羁泊天涯依人作幕的孤凄境况，再加上爱情生活的屡遭间阻，“厄塞当途，沉沦记室”（朱鹤龄《笺注李商隐诗集序》，见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3页）的落拓困穷，种种经历使本来就多愁善感的诗人心中更加形成了一种如同潜意识的解不开的情结，一种无法排遣的思维意绪。正是这种情结意绪具有“惝恍以为情”的特点，一方面是若有所失，另一方面又是若有所望。于是诗中既多迷茫失落之情，又多缠绵执着之情，既多无端兴起、虚括难明之情，又多寄慨万千、沉博绝丽之情。

比如，《锦瑟》诗中，一方面是“庄生晓梦迷蝴蝶”，另一方面又是“望帝春心托杜鹃”。“晓梦迷蝴蝶”，尽管往事如蝴蝶翩飞般的美丽动人，风情万种，但此时回首，充溢在诗人心中的，却只有一片迷惘、失落，乃至如梦如幻般的感觉。“春心托杜鹃”，尽管“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其二），但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无题》），甚至魂化杜鹃，那炽烈而又沉挚的情思，也要通过声声泣血哀啼倾诉出来。这是何等的精诚，何等的缱绻执着，真真是哀感顽艳至极!又如《赠柳》诗:“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柳的掩映章台，参差郢路，如碧玉之妆成，如丝绦之垂拂，是何等的风流袅娜，秀媚纤柔，因此诗人禁不住要“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了，这既是写柳对人的依依不舍，也是写人对柳的情牵意迷。堤再悠远再漫长，路再回环再曲折，也挡不住多情诗人的追寻求索，那一番芳菲悱恻之情，甚至可以相随相伴到天之尽头。然而，尾联“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写美好的事物终归幻灭，柳也不能例外，一旦化为漫天纷飞的杨花，落在青楼中，沾在酒旗上，就将“零落成泥碾作尘”（陆游《卜算子·咏梅》）了。在一片杨花如雪的迷漫怅惘之中，诗人结束了他的诗，然而其情就此终结了么?非也，“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诗人之情思，还在始终萦绕着柳那昔日摇曳春风的无限袅娜风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尽管当时就已惘然所失，但直至生命尽头还要反复追忆。尽管造物者是那样的何其“忍”哉，但我们的诗人却是何等的多情不忍，在这样的迷茫失落的悲剧之中，却蕴含着多么缠绵多么执着的情思情愫，这难道不是极其感人的吗?

王蒙曾以“混沌诗”说义山，认为义山诗具有通情通境的特点，他以《锦瑟》为例，指出义山不少抒情诗中的情思其实都是非常朦胧的。“它不是因一人一事一地一时一景一物而发，不是专指一人一事一景一物一时一地。”（《再谈〈锦瑟〉》，《双飞翼》第16页）并认为义山诗具有一种“无端”的特点。“无端”，乃是义山诗经常出现的虚词，如“秋蝶无端丽”（《属疾》）、“今古无端入望中”（《潭州》）、“无端嫁得金龟婿”（《为有》）等，这无端兴起的情感思绪，似乎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没来由，但却正显示了诗人伤感情怀的极为敏感与普泛。从敏感来说，他触处无不生情，无不由物及人，由人及物。平居无事，他不是感到“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端居》），就是感到“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春雨》）;宴饮欢会，品尝嫩笋，诗人却突然会有一种“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的肺腑之痛与不祥预感;梅本是文人骚客爱赏之物，可诗人竟会对其生起无端恨恼，一再发出:“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忆梅》）、“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扶风界见梅花》）的悲慨;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仍旧还是免不了“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谓花之未落犹愁思之未能释放也。春风秋月，鸟语花香，蝴蝶翩跹，本都是人间难得之良辰美景，可义山却会感叹:“秋蝶无端丽，寒花只暂香”（《属疾》）、“东风无力百花残”（《无题》）!会痛心“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他分明会担忧:“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月》）!那一树亭亭、青枝碧叶、翠盖蓊翳的绿树，在诗人看来，却只是“一树碧无情”（《蝉》），艳则艳矣，美则美矣，然又何其冰冷彻骨、惨淡无情。如此种种，都岂不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亦即太无端了吗?诗人的痛点是那样的多，他的无端之愁情也就如此之多。正如王蒙所说:“爱和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当然，深到一定的程度，爱和恨又都不是一缘一故那样有端的了。”（《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双飞翼》第73页）而从情思的普泛而言，正因为诗人心头缠结的情思太多太深太复杂，所以往往由此情及彼情，情情相通，物物相感。即如历来争论得最多的《无题》诗，究竟是写爱情，还是感叹身世，亦或是对令狐等人的陈情或怨嗟，古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对此类似乎人人能作郑笺而又人人无法实证的诗作，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说:“可能由某一具体情事触发，然当其融合其他情事，形成有典型性之艺术境界时，意义自不限于某一具体事件。若必探求义山何以有此类作品，则其一生政治与爱情方面之追求与失望，皆为其生活基础，其给予读者之实际感受，亦即前述如怨如慕、执着追求而又不胜怅惘之情绪。”（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97页）我们认为，这种无端而虚浑的情思，带有极大的概括性与普泛性，如《锦瑟》之内涵弘博深广，就显然已经不是对爱情之追忆或对亡妻之悼伤等具体情事所能包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