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的艺术特征，朱鹤龄以为“沉博绝丽”（《李义山诗集序》），冯浩则拈出“繁艳遥深”（《玉溪生诗笺注序》），似皆不如“隐秀”二字。《文心雕龙·隐秀》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可见“隐”就篇章而言，即诗外有“重旨”、“复意”，含有双重或多重旨义;而“秀”则就语言而论，即诗句应须“独拔”、“卓绝”，篇中有警策或形象鲜明的特出的字句。
一
孙联奎《诗品臆说》云:“含蓄大多用比兴。”贺裳《载酒园诗话》云:“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可见比兴是李商隐诗旨义含隐的重要手段。李商隐诗善以物态暗示人事，托物性兴寄人情，借物理以象征心志，且大多摹状而不即，托意而不离;不即不离而又若即若离，境象迷茫，旨义含蓄。
综观六朝比体，多思想浮薄，殊乏情致。初唐继六朝绮丽之风，亦只是摹写物象，无有寄托。李峤比物多至120首，未脱齐梁。其《莺》诗云:
“芳树杂花红，群莺乱晓空。声分折杨吹，娇韵落梅风。写啭清弦里，迁乔暗木中。友生若可翼，幽谷响还通。”全诗立意平浅，用事落套，不见诗人性情，有比而无兴。而李商隐《流莺》云:“流莺飘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有“风朝露夜”、“万户千门”的背景描写，有“飘荡巧啭”、“渡陌临流”的飞动姿态，有“不自持”、“曾苦伤春”的心志抒发，特别是末句对“凤城花枝”的企求，诗之寄托呼之欲出。读者可以认为是自伤爱情无望，为失恋之情诗;又可自“莺迁乔木”喻指企望登第。然仔细琢磨，诗又非早年在长安所作，“曾苦”二字透出此中消息。冯浩就敏锐地指出，三联“追忆京华莺声，故下接‘曾苦’。”因此，若为晚年于各处幕府“飘荡”后所作，似更切合。联系商隐生平，其“不自持”似自怨早年入令狐之门，后虽李党执政（良辰），却未能升擢（未必有佳期）。理想破灭，哀伤不忍卒听，即便飘荡一世，而“春”又何曾有!姚培谦笺云:“此伤己之飘荡无所托，而以流莺自寓也。”或自寓情感的失落，或寄托科举的失意，或感叹身世的飘荡，是所谓“重旨”、“复意”，亦即是“隐”。
如果进一步推求，《流莺》诗所以“隐”，所以含蓄蕴藉，主要在“流莺伤春”这一中心意象之迷茫窈渺，情韵之朦胧多义。考商隐诗伤春蕴含之情韵，有伤年华消逝，感叹头颅老大，似水流年;有伤情爱失落，感叹青春不再，知音难求;有伤身世飘零，感叹仕途迁降，理想破灭;有伤时日惟艰，感叹家国颓丧，百姓流离。李商隐诗所伤之“春”，有“年华之春”，有“情爱之春”，有“身世之春”，有“家国之春”。除《流莺》云“曾苦伤春不忍听”外，“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寄恼韩同年》），“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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