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士人公余休沐之时归卧自己的郊居之所，或者游赏于同僚们的山庄，于放旷山水、流连文酒中开展社交活动，诗歌酬唱常常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这种社会性的游赏雅集活动后来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女后帝王率领侍从之臣登高临水，或者宴赏于宗室、公主及贵幸之臣的宅第、山庄，也经常有应制赋诗活动。在初唐诗坛占据主要位置的这类酬唱、应制的诗歌，往往以“隐逸”为雅言来称颂各个阶层的士人，称赞他们能兼吏隐，齐出处，身居廊庙而心存山林。为便于行文，本文将作于这些场合下的诗歌统称为“休沐宴赏诗”。休沐宴赏诗的产生，是晋宋以来山水文化和隐逸风尚在初唐时期的继续发展，又与当时具体的社会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唐代隐逸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初唐诗人创作以隐逸为雅言的休沐宴赏诗，塑造了顺应当时社会心理期待的“丘壑夔龙，衣冠巢许”的理想人格，使之成为盛唐士人人格理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促进了唐代隐逸风尚的发展。
一
从现存的资料看，初唐士人宴赏雅集的风气最先是从朝中一些贵戚开始的，由隋入唐的杨师道就是这种风气的极力倡导者。杨师道之父杨雄在隋时本以“同姓宠贵”，系杨隋贵戚。入唐后，杨师道尚桂阳公主，超拜吏部侍郎，封安德郡公，贞观十年一度代魏征为侍中，史称与其兄杨恭仁自武德之后，“名位尤贵”，堪称当朝重臣贵戚。他“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立就，有如宿构。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 ① 。帝王的叹赏与当朝英俊的与会，使得杨师道的园池宴会无疑成为当时诗坛最为重要的活动中心之一，在这种场合下产生的诗歌因而也相当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士林的风尚。总体上说，这些诗歌多为实时的应景之作，主旨在通过形容宴集之乐以颂美高雅好客的主人，而最得体的称赞在当时的士人看来莫过于赞扬主人虽身为朝臣，却意在山野，能知幽栖之乐。刘洎的《安德山池宴集》就最为鲜明地反映出这种风尚，诗中云:“平阳擅歌舞，金谷盛招携。何如兼往烈，会赏协幽栖。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根据杨师道的身份称其宴集兼具平阳歌舞、金谷雅集二者于一身，这已是相当雅致而得体的称赞。但仅止于此尚不足以使宾主双方满意，所以刘洎进一步称赞杨师道身为重臣贵戚，却心协幽栖，能“均朝野”、“欣物我”，比“往烈”更为高雅。显然，以隐逸、幽栖来称赞好客的山庄主人，是与宴士人的共同意识，成为这类实时而作的应酬诗的基本模式之一。而且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这种意识的盛行使士人发展出一定的社交技巧，从不同的角度来称赞主人。岑文本诗云“自得淹留趣，宁劳攀桂枝”，不直接面向主人，而是把他的山池视为幽栖之所，声称无劳再别觅隐逸之所即可获得淹留之趣。褚遂良的诗末云“独有狂歌客，来承欢宴余”，则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狂歌的隐士，出现在酣歌妙舞的热闹场面中 ② 。“狂歌客”的结尾使得褚诗在同题之作中显得颇为特别，但是狂歌客的到来，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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