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隋唐文学者最喜称道隋唐政治统一促成南北文学的合流，并进一步推论在南北分裂局面中，文学始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南北地域既然统一了，那么文学也“纳入了统一的进程之中”①。认为终隋一朝，南北文学的合流仅限于诗风的相互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合而不同的过渡性质。据此推论，则唐代文学就具有一种合而且同的成熟性质。将政治的大一统与文学的统一、文风的合流划等号②，将政治的分裂与文学的地域色彩简单等同，这是一种主流观点，在学术界影响极广。几乎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范式，或“基本假定”、“绝对前提”，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被作为定论性知识写入流行的文学史教材中。唐代文学中的地域色彩究竟是否存在，南北文学的合流或合其两长应该如何理解，大一统帝国中是否有统一的文学，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检讨。
一文学的地域特色
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中国古人对此早有深刻认识。《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统治者只能修教齐政，但却“不易其俗”、“不易其宜”，非不为也，不能也。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对此理论发挥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政治的统一并未改变寒暖燥湿、水土风气，故音声之差、习尚趣味之别也无法彻底改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模式。《淮南子·形训》:“土地各以其类生……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秏土人丑。”唐人李筌《太白阴经》中引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说法，亦认为人的性格与地域有关系:
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
《绀珠集》也说:“东南，天地之奥藏，其地宽柔和卑，其土薄，其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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