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诗歌,人们在潜意识里马上会联想到“唐诗”。是的,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在唐代文学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提起诗歌,就会让人们联想到“唐诗”的缘故罢。提起唐诗,不少学术界的前辈们津津乐道,并且在边塞抒怀、山水田园、咏物咏史等类的诗歌研究方面收获丰厚。然而,对于当时受到前朝咏侠遗风和当朝社会任侠风尚的影响下异军突起的,日益发展、成熟起来的咏侠诗及其诗中描摹的丰盈的侠客形象却几乎无人问津。
翻开《全唐诗》,我们会为那一个个鲜活的侠客而吸引,不禁让我们有一种探究的欲望涌上心头。这里所谓的侠客,指的是唐代文人诗中歌咏或塑造的以游侠少年为核心和主体的并有着丰盈的侠行、侠气、侠节、侠情等具备侠的一切特征的游侠。诗歌中游侠的形象并不是只有唐代诗歌里头才有的,早先在魏晋六朝时期的乐府诗中就已经频频出现了,只不过到了唐代,这一诗歌的传统题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拓延,使之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诗歌门类。
唐代社会承接了秦汉以来的侠文化和魏晋六朝的咏侠遗风,形成了满朝的任侠风尚。换句话说,任侠风尚已经成为当时唐王朝最时髦的风气。在唐人的意识形态里头,已经充斥着那股子侠行、侠气、侠节、侠情。因此,人们(尤其是贵族少年)纷纷效仿前朝的游侠,不管是杀人越货、斗鸡逐猎,还是打抱不平、效死边地,在他们身上始终流着滚烫而且丰盈的侠行、侠气、侠节、侠情的血液。这是唐代咏侠诗发展、成熟的必要基础。从当时这类诗歌的源起上看,可以说唐朝咏侠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秦汉以来的侠文化和魏晋六朝的咏侠遗风以及全唐任侠风尚的影响。这类诗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唐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咏侠诗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上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评判个人的是非得失上有着重大的突破(算作一个评判的标准)。因此,文人儒生极喜效仿游侠和创作咏侠诗篇。比如我们最为熟悉的诗人李白,少年李白十分尚武,这大概和他出生地有关系。据史料载,李白出生胡地。因此,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剑术,崇尚任侠风气与游侠交往频繁,胡人的豪气与尚武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形成他那奔放不羁、豁达自由的性格。任侠使气对李白一生的生活方式造成极大的影响,加之他嗜酒如命,其诗作往往带有飘逸、狂放、自由的意味。李白年轻的时候仗剑游历四海,所到之处并没有少做行侠仗义之事。在他的《与韩荆州书》一诗中就提到了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虽说这是一篇自荐诗,但它却把李白自己少年时期的作为刻在了字里行间,并且希望能够得到韩荆州的赏识。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也谈到了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的事情。李白的侠行和《侠客行》一诗一样浪漫狂放之极: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筋劝侯赢。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由首《太玄经》?
诗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并不为虚,李白的豪情并不比他在诗中描摹咏唱的朱亥和侯赢逊色。在那个时代,即便是隐逸心颇重的诗人贾岛,也会在《剑客》一诗中以侠自喻,把所咏的对象和自己的身世结合在一起:“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试君,谁有不平事?”这种笔法在唐人咏侠诗中是比较常见的,诗人在字里行间参杂着自身的是生活现实及其个人理想。此外,“始以豪家于驰侠使气……尤重交友,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的陈子昂年少的时候也有一股浓重的任侠使气豪情,此壮心在文人中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还有壮年游历于南北的杜甫和揣着西汉遗风的韩愈、柳宗元也颇具侠情、侠节。由此可见,侠的形象很多都是直接来自文人儒士个人原型,当然并不是所有这类诗歌都是咏己的。按理推测,文人任侠使气,是向往侠客的自由和豪情,同时也是在为表情达志作一番言论,想从中获取出仕的“终南捷径”。当时文人多有效仿侠行、觅取封侯的愿望。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文人怀技也会任侠使气、杀人纵性,这是唐朝社会的风气使然。这就使得年轻诗人狂放自由的野性和个性化的追求不谋而合,投合于社会任侠的大流之中。由此可见,当时那些年轻人的行为秉性和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受当朝任侠观念的影响。
在唐朝咏侠诗中体现出来的侠文化里面涵盖了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也就是说,唐朝咏侠诗与儒、佛、道三教有着极深的思想渊源。前面提到的文人儒士的咏侠诗作描摹的大都是富含儒、佛、道三教味道的侠客,如李颀《缓歌行》里歌咏的一类敢于忏悔前失的侠性:“……结交杜陵轻薄子,谓言可生复可死。……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来任侠非。”可以认为是佛家之顿悟之说下的敢悔前事的侠客。再如吕岩《赠道士磨剑》中描摹的一个道教剑侠形象:
欲整锋芒敢惮劳,凌晨开匣玉龙嗥。
手中气岸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
奸血点流随水尽,凶膏今逐泪痕销。
扫除浮世不平事,与尔相将上九霄。
诗中表现了怀有铲除奸恶,敢于扫除不平事且又怀有“与尔相将上九霄”的无为的道家侠义者的形象。受这三教影响的诗人还有如慕幽、司空图、卢照邻等等。
综观唐人咏侠诗,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确切的说,这种题材的诗歌主要表现了两个区域的侠客形象。一类是游离于市井闾里的斗鸡逐猎、任气杀人、放荡嗜酒的游侠。市井游侠大多数是年轻的贵族侠客,他们轻狂放荡,游离于市井斗鸡逐猎、任气杀人、放荡嗜酒,出没在街市庙会、青楼妓院和斗鸡狩猎场所。比如李白《结客少年场》诗中描摹的贵族侠少(可以从外貌、衣着、举止上来分辨):“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鬃;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少年学剑术……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诗歌形象生动的把一个闲于逐猎、任气杀人、放荡嗜酒的贵族侠少刻画得深入表里。李益《汉宫少年行》也描摹了一类典型的贵族公子哥形象:“……才明走马绝驰道,呼鹰挟弹通缭垣……晚来香街经柳市,行过倡市宿桃根。相逢酒杯一言失,回朱点白闻至尊。……”。这种市井游侠习气一直沿承到了晚唐。晚唐诗人张承吉《到广陵》:
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晓上楼。
嗜酒几曾群众小,为人多是讽诸侯。
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
今日更来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
诗中描摹的也是此类满怀侠义而又堕落于市井的红尘之中放荡嗜酒,出没在青楼妓院等风月场所的游侠。其诗中表现的侠客形象真有“狂来说剑,怨去吹箫”那份侠情。此外,一些富有正气感的皇城禁军守卫有时也会到市井闾里来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这类人大都是为图安乐自由而放纵自我、轻狂不羁。然而,当遇上不合世事人伦的事抑或面对有背道义的情形之时,他们敢于把一切不满与愤恨都宣泄出来,争着去伸张正义,解忧排难。因此,这类游侠的表现难免会夹杂些轻薄狂放、个性张扬的性格,但却不影响其侠行、侠气、侠节、侠情。在闾里还有充当劫富济贫的侠盗,民间还有四处闯荡的艺侠(指唐朝“瓦舍”里平时充当技艺表演富怀有侠肝义胆心肠的艺人)。艺侠到了繁华的都市,就在历史上被称作“瓦舍”的地方摆摊设点进行各类技艺表演。唐诗中所咏的这类艺侠中数量最多的是舞剑器的艺人,这大概和诗人有直接关系。在当时,剑作为一种轻兵器的同时也被文人当作装饰品挂在腰间。如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一诗中提到的艺侠公孙大娘,剑艺非凡其阴柔间又有阳刚之美。类似还有一些表演拳脚的艺人游士等,这种表演类型就像我们现在见到的露天表演场的表演。往往,这类平时靠技艺表演来营生艺人却怀着侠肝义胆。他们四处飘零,有时落难异地受人恩惠,有的被权贵富豪领回家中“豢养”,他们感于主恩而终生为主子效命。自古侠客多有“知遇”,即遇到了值得交往的人抑或“识货”的主。像李白《结袜子》里提到的“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一类成为刺客的义侠也为数不少。慕幽《剑客》也开腔咏唱:“去往知何时,空将一剑行”。这类义侠的身份隐晦,杀人见血,来无影去无踪,极富神秘色彩。
另一类是解救边难效死沙场的边陲游侠。与狂放不羁、任侠使气图个自由之身潇洒行经的市井游侠不同,边陲游侠成熟稳重,爱国为民希望建功立业封侯加禄。由于唐初,接管的是隋王朝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时代也要求文人侠客有自己的个性追求目标。而唐王朝在不懈的抵御外夷入侵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向外扩张领土,因此边陲时常出现危急之势。边陲游侠就是在边难中应运而生的,这与唐王朝的政治策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有违禁而被放逐或刺配的市井游侠与自愿请命的禁军中的侠士在边境危难之际能够凭借自身勇武的优势,义无返顾的去支援边境。还有文人志士及其民间的勇武少年侠客,往往也会选择到边疆去建功立业,有道是“抱剑辞高堂”、“横剑别妻去”。这类游侠在边陲驰骋恣意无稽,不太受军令的约束(只要不过分违禁),有的游侠干脆就辞去军籍抑或原本就没有军籍。即便是如此,每遇边难,他们都会义无返顾的去第一线解围,救边民守军于危难之中,深受人们的爱戴,这也是唐朝诗人乐于歌咏这类游侠的缘故。文人仗剑游历四海以及身临边地沙场,同时也在探寻封侯加禄的“终南捷径”。杨炯《紫骝马》一改前朝诗人笔下传统的游侠形象: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
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
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
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诗人在诗中描摹的游侠形象,不仅满怀爱国热情,同时也希望能够在边陲建功立业,并热烈期盼能够得到君王封侯加禄。这里,不难看出杨炯笔下游侠的侠行、侠气、侠节、侠情,此间,还参杂着歌咏者自身的生活现实、个人理想和社会要求。又如崔颢《游侠篇》中描摹的“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若非充满了爱国热情,就不会有这无畏的胆气和效死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边陲游侠看似与凡人无异,然而到了边陲危难之际却凭借勇武之躯和一腔热血爱国热情去解决危难。可见,唐朝早期文人笔下的边陲游侠形象固然有些世俗化、理想化,然而这并没有降低侠的品位,反而更为现实地表现当时侠客的心理特征。由此可见,当时的唐人的思想境界之高,爱国热情之高涨是无以形容的。前面谈到的大都是男性侠客,然而唐朝咏侠诗中并不缺乏女性侠的人物形象。除了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还有李白《东海有勇妇》里提到的“东海勇妇”式的怀有侠行、侠气、侠节、侠情的节妇、义女。虽然诗人李白描摹的东海勇妇是古代游侠的形象,但是她却有激起妇女侠性的时代意义。
唐朝咏侠诗中的游侠很多都是世间人的形象,文人只要“抚剑独行游”,也就成了孤胆游侠;而游侠只要“慷慨赴国难”,也就成了国家的功臣。由此可见,唐诗中表现的游侠并不是终生职业的,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转换身份,情急可进,功成可退。在当时唐朝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需要非常多的忠烈侠义之士来维护公共道义,坚守底线伦理。唐朝咏侠诗作为一种诗歌的题材,它拓延了诗歌的内容;作为一种时代风尚它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这就丰富了游侠的内涵与外延,成为一座独具风格的文学丰碑。
参考文献:
1、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发行2002年10月第一版;
2、陈新璋编著《唐诗宋词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3年10月;
3、汪聚应《唐人咏侠诗刍论》(原出自《文学遗产》期刊号:200106p54—67);
4、汪正楚编著《中华唐诗传世名作一千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年9月;
5、降云编辑《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北京;
6、王鸿鹏、王凯贤、肖佐刚、张阴堂编著《中国历代武状元》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