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寻端绪独创奇格——读韩愈的赠序文

作者：肖旭
韩愈(768—824)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中居于首位。韩愈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如苏拭所评价的那样“文振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东坡集·潮州韩文公庙碑》)可以说他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散文家。散文创作经过长期的萧条之后，在韩愈的努力下，又得到了繁荣。我们说唐代散文发展兴盛的原因很多，但应承认韩愈的功不可抹：他有古文创作的主张及其相应的理论系统，如“道”、“文”的统一说，以及“师法古贤”、“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原则。它不仅为骈体文(其特征：讲究对偶，崇尚辞藻，使典用事)敲响了丧钟，同时也为文学启蒙的新时代吹起了号角。他还创造了一种新散文体（旧称“古文”）并有大量卓越的可以作为范例的散文传世，还将这种文体提高到真正的文学境界。这当属最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不少朋友、学生共同致力于古文的创作和发展，形成了文学革新一股强劲的力量。韩愈的作品“雄奇生动，气盛言宣”，历来脍炙人口。我这里不准备全面讨论研究韩愈多方面的成就、贡献，仅就其“赠序文”的发展、成就作些探讨。

“赠序”属“序”的一种，亦是古代散文中的文体，即临别赠言。赠序文兴起于南北朝，到韩愈手下已成了一种熔记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新散文形式。据通行本《韩集》统计，文体大致分为十类：即杂著、启、书、序、哀辞、祭文、碑志、杂文、行状、状与表状等。其中赠序就达六卷。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高。姚鼐曾评价说：“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古文辞类·序目》)张裕钊也说：“唐人始以赠序名篇，作者不免贡谀，体亦近六朝。至退之乃得古人赠人以言之意，体简词足，扫尽枝叶，所以空前绝后。”(转引自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韩的赠序文历来被视为“绝技”、“美不胜收”。(林纾：《春觉斋论文》)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序”在唐以前发展的轨迹。“序”的早期形式为书的引言或书一章。“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吕祖谦：《宋文鉴》)其目在于提示书之宗旨、范围，并不表彰书之优劣(章实斋：《文史通义·匡谬篇》)。如孔国的《尚书序》、卫宏的《诗大序》、司马迁为《史记》所写的“太史公序”等。到汉出现了赋序，它已不同上述“序”了，不独立成文，成了“序言”。到魏晋时期，“序”方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学体裁，如石崇的《金谷诗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但它仍不属于唐代的赠序，由于性质相近，如同为应时应制之作，有的炫才耀眼，容易相混淆。我们若细分析，不难看出唐赠序已完全成独立的散文体了，诗序则不然；赠序多为特写专人而作，诗序则不定。另外，韩愈之前的赠序大多晦涩，文学价值不高。韩愈则在“师法古贤”的基础上，尽力“清除”一直流行在这种文体中的“陈言”，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闯出一条崭新之路。

韩愈赠序文的创新特征，可以用“别寻端绪”，“独创奇格”八个字加以概括。我们从童第德所选的韩愈54篇《文选》看，赠序文就占了10篇。就文章题目而言，多为“送……序”，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以及《赠崔复州序》。我们说，这样的题目一般不容易写好，不外在临别时，说些勉励、祝福的话，用临别赠言表达惜别之情。姚鼐说古人有“以言相赠”的习惯，这是“致敬爱”，表示尊重，“陈忠告”，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给对方，忠告对方应该怎么样，不应怎么样。(《古文辞类·序目》)从赠序文的结构来看，不外由送别集会、被送者的目的地、归去之举和作者的惜别之情等四部分组成。尤其一、二部分，常用于对被送者之美德政绩进行恭维，或援引一些名哲贤达的典故加以称颂，既呆板晦涩，又平淡无味。如何不落俗套，如何写出新意，怎样才能达到“奇”而有别，与众不同?韩愈做了大胆、新奇的尝试。

摒弃传统习俗，开创奇特风格。开头“起得奇崛”。如《送董邵南序》的开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得突然、奇特，一下子就点明了董邵南的去向，而着一“古”字就隐示了乐毅、荆坷、高渐离等人，用他们的仁义、忠信来反衬当时藩镇的图谋不轨。《送温处士赴河南序》的开头，想象奇特，寓意巧妙，气势磅礴。再如《送李愿归盘谷序》的开头，不对李愿去的目的地——盘谷进行夸张渲染，也没对李愿其人及归隐原因作介绍，而是用出人意外的朴素手法和明快的游记文体形式，大讲盘谷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命名原因，最后落到盘桓在这里的主人公李愿身上。可以说，一直没离“盘谷”这两个字来做文章，既没让人有流俗之感，又让人感到盘谷是个远离尘世的地方，从而衬托出隐居者的高洁。这简练的起笔、清新明快的文字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前人评说韩愈写文章，对开头是十分用力气，很注意写好它，非常简练庄重，开创了自己奇特的风格。

“变动犹息神，不可端倪”。赠序文的应用性比较强，出于功利，往往容易落于俗套，使之程式化，变成僵死的东西。但韩愈笔下的赠序文则多姿多彩，各具玑珠。“用秦汉风骨，笔力随人变化，然每篇达一意也。”(刘绘：《明文援读·答词部熊南沙论文书》)或谈思想，或吐块垒、或揭矛盾，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精神。如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为文章的主旨，从草木金石写到人，从先秦两汉写到唐代，从屈原、司马迁写到赠序的对象孟郊。40个“鸣”字变换成29样句法，真是令人称绝!《古文观止》里评为“句法变换凡二十九样。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这是指韩愈语言句法上的特点，足见其驾驭文字之功力。他的《送董邵南序》仅仅一百五十多字，却写得委婉含蓄，感叹不尽。说是送董邵南走，其实是希望他留下来；欲想他到河北去必有恶，提醒他不要被藩镇所利用，误入歧途；请他代为“吊望诸君”之墓，实际是讽劝燕赵之人归顺唐王朝。这是既为董邵南鸣不平，也是对唐王朝遗弃贤才而鸣不平，惟其妙旨，是寄笔墨之外的。

《赠崔复州序》说：“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说刺史心里高兴，他属下的百姓心里都欢喜；假若说刺史有什么事不快活，郡下的老百姓都感到害怕。用刺史的乐与不乐，关系到全州百姓的喜与惧，来讽刺官僚的作威作福。这是有的放矢，揭发出官吏们的权重禄厚和人民遭受重重压迫的痛苦。篇末用称美的词句作结，讽刺之意自现。

《送区册序》写阳山的僻陋仅用85个字，说它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城郊荒凉，文化落后，在这落寞的小村镇，竞有区册从“南海驾舟”来访，这正是韩愈“贬阳山岭，有爱在民”(《新唐书·韩愈传》)的结果。“若有志”、“若能遗外声利”中的两个“若”字，称人恰如其分，同时也含勖勉之意，正因“同调”，故作文送他。

“文奇”、“别具一格”。以此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我们上面介绍过，这种惜别赠言的主题大家都比较熟悉，写不好就会落入俗套，千人一面。而韩愈则是将人们熟悉的主题引到新的风格创造上来。如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通过“愿之言曰”四个字引出，“通篇包举李愿说话”。(茅坤：《韩文公文钞》)这是颇为独特的章法。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通过赠序对象之口自己说出来，这是迥别于其他赠序的，不能不谓之“新鲜奇特”。文中通过李愿的嘴讲了三种人，让“不可一世的权贵”、“洁身自爱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小人”三种人都走上舞台亮相。在比较中，“得志之小人”与“不得志之小人”两边夹写，而隐居之高乃见。(刘大魁：《评注古人辞类纂》)这种“两宾夹一主”的写法，使隐居者心灵之高洁与小人灵魂之卑污，形成鲜明对照。若将隐居者与得志、不得志两种小人分别加以比较，势必造成文章…的冗长、拖沓。像这样将隐居者放在中间，不仅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而且还一并照应了前后，用墨十分节省。同时，作者的爱憎、褒贬之情态也不言自明了。这种生动形象的描写，要比抽象的议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宾主相行，以宾衬主的比较写法，韩愈不仅擅长，而且达到圆熟、自如的地步。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亦可见：高闲和尚是主，善于写草书的张旭是宾。治理天下的尧、舜、禹、汤，还有善于射箭的养叔，善于治牛的庖丁，善于治音声的师旷，善于治病的扁鹊等，则是宾中之宾。所谓主、宾、宾中之宾，换句话说，就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次要人物中次要人物。从最次要的人物看，他们都能专心致志的在某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那草圣张旭就自然被这些众星托出来了。他由于“不治他伎”“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以致“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所以“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终于登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大家想想，“宾”都如此用志不分，如此能变化万物，那主呢?高闲和尚更是“一死生、解外谬”，“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必淡然无所嗜”。由于学草书“不得其心，而逐其迹”，结果是徒劳无所得，“未见其能旭也”。在这篇文章里，韩愈以主宾的强烈对比，巧妙地在送给和尚的赠文中，说出了“学浮屠”者难以有所作为的排斥佛学的旨意。真使对方哭笑不得。笔者认为，韩愈虽“文起八代之衰”，但实继八代之承而有所创新。他重视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但又不一味的模仿，而是写出有自己特色的作品。就他自己作品而言，多数是精心构思，富于变化的。

在文风改革中，强调“奇”的效果，创造一种古文风格。《送李愿归盘谷序》的第三部分(韩愈对李愿的赠歌)，既是该篇中最精彩的技巧创新，也是他赠序文达到炉火纯青的标志。这段歌词与开头照应，可以看出韩愈行文之严密，无懈可击。歌词的前半部分，采用《诗经》中“颂”的格式，以其朴实严峻的情调来赞颂盘谷的田园风光；后半部分，以楚辞的风韵来渲染宗教气氛，既为李愿乞求福祉，也表自己对盘谷的无限向往，显出对现实的深深不满。总之，这里描写言尽而意无穷，令人玩味不已。终曲高潮放在“归”字上，从对友人李愿以情相送，到以志相随，末段与起段相呼应，结构十分严谨，把这段“歌词”与中段的主要部分联系起来看，作者的爱憎便跃然纸上，遂使全文收尾如豹尾一般。扎实有力。

“气盛言宜”，即指气势旺盛，语言精当。我们知道，韩愈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改变了浮艳空洞的骈文拢断文坛的局面。但他在创造雄健清新，形式与内容并美的散文的时候，并不一概排斥骈文的写作手法，而适当地运用偶句，使行文长短错落、奇偶相间，于整齐与参差交叉中，抒情达意。他把骈文之长处，熔铸于自己，“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翊书》)充分表现他锤炼语言的极高造诣。精心设词，节节独迭，这是他获得艺术上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写权贵一层：“喜有赏，怒有刑”。(偶句)“才唆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奇句)“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裙，翳长袖。”(偶句)“列屋而闲居，妒宏而负恃，争妍而取怜。”(排比)句式变化多端，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一种老朽的僵死形式，到了韩愈手中则变得生机勃勃，古朴而幽雅。这正如苏拭在评论《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所说的，“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评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数退之独步。”(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对《送董邵南序》，刘大魁评说：“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及。”张裕钊说：“寄兴无端，此乃可谓之妙远不测。”去留的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从全文外表看，一直是送董邵南赴河北，可文章中心却是反对他去河北。这如此复杂矛盾的心情，就是用含蓄、委婉的抒情笔调写出来的，可以说这是韩愈“以诗为文”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