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寓意识与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

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已经很难有真正的远方了：任何现代人的旅行，都可以被预约和购买，即使是观赏异国风光，也商品化了，出发前我们就知道旅行的过程，行程与住宿都在安排之中，不再容易出现惊奇，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没有了真正的远方。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样，古代旅人留下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这些旅行文本记载了许多旅人的困苦旅程，似乎永无休止的旅行把他们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在心灵上也比任何一个现代旅人走得更远。透过这些古代的旅行文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焦灼的灵魂。唐代文学尤其堪称典型，其中出现了一大批值得注意的漂泊者形象，多集中在中晚唐文人创作的行旅诗中。从社会身份看，他们多数是些辛勤多年的举子和出使在外的底层官吏，人生颇不得意；从生活经历来看，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漫长而辛苦的“求名”过程。长期的旅寓生活，漂泊依人的处境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客寓意识”，这种意识成为唐代文学漂泊母题之内涵拓展与主题深化的重要前提。正是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唐人创造出的行旅诗歌既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一、旅寓生涯：唐代文人客寓意识产生的现实基础

漂泊母题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母题，它以反映士人的命运为指归，最能体现士人的精神境界与品格；它又是一个与行旅直接相关的文学母题，没有长期的行旅生活，就不会有这—母题的拓展。若将唐代文人的行旅生活与先唐做一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有着开掘漂泊题材、深化漂泊母题的生活经历。唐以前的南北朝，政坛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寒俊文人无缘进入社会上层，诗歌创作队伍主要由中上层文人组成。六朝社会是以贵族为中心的，这种社会体制决定了当时的文学描写的主要是贵族生活，表达的也是贵族心理与感情，诗坛主要局限在京城一地，生活显得平静少变。上述因素无疑极大地妨碍了这一母题的开拓。历史进入唐代，士人的命运为之一变——李唐王朝改以科举取士，不再以门第为先，许多寒门子弟因此都依靠科举而踏入仕途。读书能得官荣亲，彻底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因而各地士子无不云趋雾集于京洛，视进士为士林之极选，又以宰相为仕途之极致，寒土的进取心与名利欲被大大激发，变得空前强烈，唐末举子温宪“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的直陈，形象地道出了科举的无穷魅力。

唐朝虽然以科举取土，但较之宋代，对待文人的政策却一点也不宽松，愈到后来，士人就愈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科举与铨选把天下士人聚拢到中央，而官员任命、迁贬流移、命使、置幕等政策，却又像一只只无形的巨手把他们遣散到四方，使之长期处于羁旅奔波之中，生活变得分外不安定。如果我们以人仕为界，将唐代文人所经历过的主要行旅生活作一划分，便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多数唐文人登第之前，都曾在“家园一京城一外州”之间往返过多次，长期过着客居旅寓的生活，可以“客寓”来概括他们这段生活经历。中晚唐，进士科的声誉日高，天下士人遂群趋此途。而每岁所取进士，大多不过二三十人，名额基本固定，科举竞争趋于白热化。每年有限的名额，都要因权贵的干预，夺占相当多一部分，及第率因此更低，造成很多寒门子弟失望空归。这些举人，绝大多数来自大陆东部诸州。他们满心希望，千里迢迢西上关中求取功名，又一次次地无成而返，久而久之，“西上”与“东还”竟成了希望与失落的代名词，唐人创作的“下第”诗因此剧增。此类诗中，在一般的羁旅苦况之外，又多了一层因失望带来的挫折与愤悱之感。更何况应举的往返路上，他们还得到处干谒请托，争取早日登第，这中间也交织着希望与失望，也能影响诗思。其次，千辛万苦得以人仕的士人，生活也很不安定。唐制：六品以下文武官，每一任满即自动罢任离职，集中到京师参加铨选，重新考量授官，不能继续留任。像这样的“选人”正常选举的年份每年多则万余，少则数千。可是唐自至德以后，边境大幅度内移，州县总数锐减，需要任用的官员总量剧减于前，而取得官资的有出身之人却与日俱增。年年岁岁，选人总是云集京城，结果却总是十落六七。由于未能授官，生活无着落，又得流寓他乡。许多人秩满以后又像从前那样，变成贫土一个，有家难归，竟至客死异乡。再次，唐朝政府的用人政策，是典型的重内轻外，对于京职选任颇精，对于外官的任命和调动却一直比较随意，这直接影响到地方官的任期长短与在任的表现。我们看到，唐朝的地方官，在任长的三年四年，短的十月五月，即予迁改。身携百口之家，风雨兼程，奔赴任所，到任不久，又要他徙，频繁的调动使他们发出“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之叹，这也增强了他们的漂寓之感。第四，虽然较之前代，文人出路确已拓宽，但政治斗争日益激烈，每值新君旧主交替之际，政局常常有变，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导致流移窜逐。唐后期，大臣党争已发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得势的一派常常挟权势以报私怨，以流贬为打击政敌的主要手段。此时此际，驿道上就出现白居易所说的“播迁分郡国，次第出京都”的文化现象。再则在朝为官一不小心，以言语行事触怒了皇帝或权要，也会致身蹉跌，有的人就因此而“再历遐荒”，不少唐代文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久而久之，迁贬竟成了唐代官员的必修课，以致有“无人不谴谪”之说，“两窜荒徼，再登台铉”竟成了很多唐代中高层官员的共同生活经历，还写进了《枕中记》等唐人小说。唐文人的诗章中，因此又增添了一层流寓之叹。总之，唐代士人无论人仕前还是以后，都曾有过漫长的“客寓”过程。这就为唐代文学漂泊母题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客寓意识：唐代文学漂泊母题拓展的必要条件

“客寓意识”这一说法是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研究李白时提出的，他认为李白是不安定的“客”之子，没有土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固定的家乡，任何一方都不是久居之地，具有“客寓意识”，在李白那里，“旅人；客子；客寓者”。这一论述虽是论李白诗歌的，却非常有助于揭示唐代诗人的旅寓生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客寓一词唐代就有，如杜甫《酬高使君相赠》：“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它相当于“旅寓”，《唐摭言》卷11：“远行追送，他乡旅寓。”权德舆《送二十叔赴任余杭尉得琴字》：“十年曾旅寓，

应惬宦游心。”指的都是唐代文人客游旅寓的生活，本文所谓客寓用的是唐人的原意，与松浦所指的种族、家世等特殊的、个人的因素无关。

“客寓意识”来源于唐文人对羁旅生活的情感体验。长期的漂寓使得他们感到，自己总为羁旅之人，总有漂寓之感，漫长的求名之路上，没有一个归宿，所渴求的东西永远渺若星辰。归属感和亲情、慰藉的长期缺失，使他们感到自己就像长空奋飞的孤雁，他们的歌吟，也好比孤鸿的哀叫，分外凄苦。温庭筠《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绅先辈》：“几年辛苦与君同，得丧悲欢尽是空。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三春月照千山道，十日花开一夜风。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黄滔《逢友人》：“彼此若飘蓬，二年何所从。帝都秋未人，江馆夜相逢。瘴岭行冲夏，边沙住隔冬。旅愁论未尽，古寺扣晨钟。”两诗着力传达的，正是这种感觉。从本质上看，它似乎源于诗人个体生命安顿感的缺失，却也复合了个人奋斗失败后的挫折感，对个人前途的忧虑感与危机感，政治生命的无归宿感，这些都与“客寓意识”有关。

客寓意识也源于唐文人对漂寓生活始终怀有的一种矛盾心理——既因为长期的漂浮不定、旅途疲乏而十分厌倦离家远行，又因事业无成、欲归不能而无法拒弃这种生活；既分外想家，又不能随便“回家”，而必须奋然前行，这样一来，“客寓”就变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生活常态，只要生命不息，跋涉就不会终止。杜牧《寄弟兄》“道存空倚命，身贱未归乡”，陈陶《清源途中旅思》“身事几时了，蓬飘何日闲”正面表达了他们这种犹疑和矛盾的心态。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他们也是那样地矛盾：总是把自己放置在风雨行役的凄苦情境之中，总是在诗中尽情地倾诉漂泊之苦，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那样地坚定和执著，气度豁达，以天下为家，视野开阔，感慨深沉，这可以说是他们的重要特点。

客寓意识给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染上了浓郁的感伤色彩：左降官离京之际辞亲别友，总是涕泪潸然；赴任的地方官挈妇将雏，离开京城，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情思怫郁；奉使者风尘仆仆，奔波劳累；举子则多年不第，心情灰暗；选人赴京，十落七八，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如意，生活中充满了失望与困苦。总之，对于唐代文人来说，长期安逸的生活是没有的，只要你想仕进，你就会四处漂泊，就得长期忍受失败的痛苦和煎熬。因此，盘旋在他们头上的，常常是因生存空间的迁徙所带来的与亲友的疏隔。对亲情的渴望，政治生命的没有归宿，个人与家族生计的无着落，精神上的彷徨失据与现实生活中的漂荡不定，构成双重的漂泊。这么看来，唐代文学漂泊母题的内涵，就是个体生命的悬浮无根感，前途命运的渺茫感，政治上的失意愤悱感，还有那无处不在的乡思和挥之不去的孤独……正是这些东西使诗人情感复杂化，可见“客寓意识”作为行旅中的唐代文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漂泊母题的艺术表现中始终处在关键位置。

三、羁情乡思：唐代文学漂泊母题的两个中心

自古以来，行旅生活就是产生优秀作品的沃土。唐代文学尤其如此，很多激动人心的名篇佳制都诞生于行旅之中。若将记述行旅的唐诗与先唐同类作品比较，就会发现，这一母题包含着很多前代诗歌中所少见的复杂内涵，唐人常统称为“旅‘隋”、“羁情”、“羁心”、“客心”、“乡心”，众多词汇都指向“羁”、“旅”、“乡”三字，可见羁情和乡思是唐代文学漂泊母题的两个核心内容，这两方面集中体现了唐人的艺术开创。

羁情与乡思这两个概念一大一小，前者常常包含后者。唐人行旅诗常将二者糅合为一体，或是表达在外奔波的疲惫和对家园的思恋，或是表达因前途未卜而产生的惶恐与焦虑，二者在诗中交叠出现，只是表现角度时常变化。有些诗人从正面落笔，贾岛《春行》：“去去行人远，尘随马不穷。旅情斜日后，春色早烟中。流木穿空馆，闲花发故宫。旧乡千里思，池上绿杨风。”雍陶《旅怀》：“自从为客归时少，旅馆僧房却是家。”许棠《旅怀》：“终年唯旅舍，只似已无家。”三诗都正面表达了离家久客的浓郁乡思，通过“乡思”曲折传达出漂泊之感。旅舍僧房毕竟不是家，现在为了求功名不得不长住于此，它竟成了“家”，而真正的家园却很少回去，这不能不发人深思。造成举子有家难归的关键之一是干谒活动。唐代俗语称“槐花黄，举子忙”。在唐代，举子若想早日登第，发展社会关系特别重要。为此，每值秋天，他们就离家远行，到处干谒请托，直到次年春考试结束，方才回家，这一过程，唐人称为“秋赋春还”，期间长期与旅店、僧房相伴，自己真正的家乡反而如同客店，二者的关系已颠倒过来了。可以说是长期的客居生活造成了对亲情的缺失感。

不仅举子如此，人仕后的官吏也时常发出人生如寄的慨叹，他们表达的是对宦游生活的无奈与厌倦。试看杜牧《重题绝句一首》：“邮亭寄人世，人世寄邮亭。如何自筹度，鸿路有冥冥。”诗人感叹，邮亭遍于世间，供人栖止；而自己羁于俗务，总是要与邮驿为伴，因此人世又好像寄于邮亭，它竟反客为主，代替了家。这一对比将邮亭与旅人的密切关系形象化了。张祜《邮亭残花》：“云暗山横日欲斜，邮亭下马对残花。自从身逐征西府，每到花时不在家。”诗系张祜辗转戎幕期间所作。诗中说，自己一见到花就思家，馆驿中的残花能激起他的敏感反应，可见其离家之久，“每到”言其对这种生活方式无可奈何又摆脱不了，这正是张枯、杜牧们最痛苦的事：欲罢不甘，前途渺渺，不知如何是好。

在唐代诗人那里，“回家”与“仕进”是一对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对于锐意进取，自视甚高的唐人而言，不是无家可归，而是“身事未成归未得”，若是功业无成，宁可“一醉任天涯”!为了功名，决不轻易还家，而必须坚忍地前行。张祜《书愤》：“三十未封侯，颠狂遍九州。”沈韬文《游西湖》：“不是不归归未得，好风明月一思量。”二诗都概括了唐代文士的游子品格与漂泊精神——为了功名而拒绝还家，执著而专一；是那样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又如此地犹疑不决，敏感多思。对他们来说，家园既像一个远不可及的梦，也是痛苦灵魂的归憩之所。当他们到处迁徙，什么也抓不着时，家，总会作为一个精神的支撑点而出现，使他们重新变得坚强起来。左降官与流入由于不能对蛮荒作文化上的认同，家又成为可以退守和梦想的唯一去处。正是这种家园意识使作品深刻地切入现实，与羁情结合，成为艺术构思的两极。

乡思与功名心两不可弃，又谁也克服不了谁，于是，许多诗人不约而同地转入对梦境的描写。温庭筠《碧涧驿晓思》：“香灯伴残梦，楚国在天涯。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香灯、残梦，回味无穷，如果不是梦见几千里外的故乡，就不会觉得灯是“香灯”，也不会在被子规啼叫惊醒了之后，依然久久沉浸在对刚刚消逝的梦境的回味中。梦回故乡，似乎是很有魅力的题材。韦庄《含山店梦觉作》：“曾为流

离惯别家，等闲挥袂客天涯。灯前一觉江南梦，惆怅起来山月斜。”此诗从造境到意脉都略同前诗，但韦庄表现得更为洒脱、决绝，“等闲挥袂客天涯”，唐人的胸襟，气度与抱负尽出，毫无悲悲切切之感。韦庄的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是唐末乱世典型的漂泊者，他的这句诗，最能表现唐代士子气度。

“羁情”也包含因岁月流逝而激起的迁逝感，这也是漂泊母题的重要内涵，它与对羁旅之苦的表述结合，使得漂泊母题的意蕴更加丰富。对唐文人来说，迁逝感主要是因担心年华老大、事业无成而产生的焦虑。李山甫《蒲关西道中作》：“来来去去身依旧，未及潘年鬓已斑。”翁承赞《奉使封王次宜春驿》：“微宦淹留鬓已斑，此心长忆旧林泉。”二诗都表现了这种焦虑感。李山甫久举不第，翁承赞则虽登科第而进擢缓慢，二人都对现实不满，一个叹息自己辛勤数载，犹未成名，未及中年就华发早生；一个叹息自己薄有微宦，鬓发已斑。在某些诗中，表现的既有焦虑感，也有进退两难的困惑感。李中《宿山店书怀兼寄东陵令图上人》：“一宿山前店，旅情安可穷!猿声乡梦后，月影竹窗中。南楚征途阔，东吴旧业空。虎溪莲社客，应笑此飘蓬。”诗中说，尽管自己一事无成，可是旧业已空，征途尚阔，诗人进退维谷，处于两难境地。

四、唐代文学漂泊母题的艺术表现

丰富而复杂的漂寓之感使诗人时时萌发创作冲动，通常借助比喻和联想，构成生动的喻象和深永的意境，以传达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薛能《中秋旅舍》：“云卷庭虚月逗空，一方秋草尽鸣虫。是时兄弟正南北，黄叶满阶来去风。”诗歌以随风乱舞的黄叶象征不能主宰自己命运、行无定止的兄弟俩，这一意象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漂泊无根之感，和小人物力量的弱小。黄落的叶子也使人感到，迟暮之感似乎透过中秋的夜空，逼人而来。此外，在天空中奋飞的大雁、孤鸟意象也为诗人所青睐。刘长卿《使还至菱陂驿渡狮水作》：“清川已再涉，疲马共西还。何事行人倦，终年流水闲。孤烟飞广泽，一鸟向空山。愁人云峰里，苍苍闭古关。”这里用上了三重对比：东使与西还，一去一回是方向对比；行人倦与流水闲是自然与人、自由与拘束的对比。一鸟归巢与疲马西还的“我”是有家与无家、归栖与行役的对比。浮云、飘叶等也常与孤雁意象连用。如顾非熊《冬日寄蔡先辈校书京》：“旅思风飘叶，归心雁过城。”周贺《旅情》：“黄叶下阶频，徐徐起病身。残秋萤出尽，独夜雁来新。”孤雁意象之所以很常见，是因为大雁南北迁徙象征着诗人的羁旅奔波。

唐文人经常在外地度过上巳、寒食、冬至、除夕等重要节日，这些节日题材也多以表达羁情为主题。来鹄《寒食山馆书情》：“独把一杯山馆中，每经时节恨飘蓬。侵阶草色连朝雨，满地梨花昨夜风。蜀魄啼来春寂寞，楚魂吟后月朦胧。分明记得还家梦，徐孺宅前湖水东。”全诗运用烘托手法，活写出名场失意的举子所特有的失落感与焦灼感。据《唐摭言》卷十，来鹄为江西豫章举子，家在徐孺亭边，凡十上关中应举，皆不得第。应举既久，自伤年长，家贫不达，故多寓伤叹之意。

对比与衬托也是表达乡思的常用手法。窦裕《洋州馆夜吟》：“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窦裕为乡贡进士，大历中下第游蜀，客死洋州馆中。小说作者代他拟的夜吟诗十分凄苦。诗的意脉在家与身之间跳动，家居楚水而身客洋州，又暗含了今昔对比。生存空间的位移，时间的流动，一纵一横，让人感到他内心深重的痛苦。雍陶《宿嘉陵驿》：“离思茫茫正值秋，每因风景却生愁，今宵难作刀州梦，月色江声共一楼。”其意脉、意象与前诗相似，都运用了对比和衬托，让人感到空庭朗月，家山千里，常与他相伴随。

象征、烘托手法则常用来表达岁月流逝的迁逝感，独行的孤寂感。张九龄《旅宿淮阳亭口号》：“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乡临桂水，今夜渺星河。暗草霜华发，空亭雁影过。兴来谁与晤?劳者自为歌。”诗人路过淮阳，泊宿客亭，心却仍悬在桂水边的老家，他遥想，那儿现在必定也像淮阳亭一样星河满天吧?抬头仰望夜空，大雁从头顶飞过，于是联想到自己这几年也像候鸟一样南迁北徙，几度轮回，不知不觉中，白发暗增。这种迁逝感，是通过“星河”、“雁影”来暗示的。但象征手法运用得最集中的还是行役诗中对馆驿的环境描写。在涉及馆驿的诗篇中，出现了不少荒驿、僻驿、山邮、孤馆、空馆、荒馆、废馆意象，如张螟《经荒驿》：“古驿成幽径，云萝隔四邻。夜灯移宿鸟，秋雨禁行人。”杜荀鹤《秋宿山馆》：“山馆坐待晓，夜长吟役神。斜风吹败叶，寒烛照愁人。”诗中意境空寂，景象萧瑟，色调黯淡，恰到好处地映衬出旅人忧郁的心理。与此相关的还有寒灯、远灯、孤灯意象，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王周《夔州病中》：“隐几经旬疾未痊，孤灯孤驿若为眠。郡楼昨夜西风急，一一更筹到晓前。”三首诗都情辞哀苦，气象萧飒。唐文人常与这些废馆荒驿打交道，很多时候独宿其中，寒灯相伴，“孤”、“寒”意象映射出他们的孤寒心态。而稍加比较便会发现，命途显达的文人，如武元衡、李德裕，其馆驿诗中的这类意象就很少见；像贾岛那样不幸的士人，其诗中就分外地多。贾岛《泥阳馆》：“客愁何并起?暮送故人回。废馆秋萤出，空城寒雨来。夕阳飘白露，树影扫青苔。独坐离容惨，孤灯照不开。”微茫黯淡的灯光有着丰富的暗示性，似乎象征着个人力量的渺小和不禁风雨，“空馆”则是诗人空荡无着落的心灵的外化。“空馆”、“孤灯”之类意象，颇有助于表现孤寒心态。贾岛久困场屋，最终客死于西蜀一传舍，杜荀鹤、王周等也是典型的落魄文人。结合他们的身世，可知“孤馆”、“寒灯”之类意象并不完全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审美偏向，而是他们悲苦命运的真实反映。

总之，表达这种漂泊精神的，都是些备受挫折、饱经忧患的文人。他们为了生计与前途到处寻找依靠，行无定踪，寓宿于破馆、荒驿之中。少数人好不容易爬上中高层，可只要一言忤旨，一事差错即有可能远贬数年甚至贬死不归，更有奋斗数十年而一事无成者。无所成就者既无可告语，付出了沉重代价、捞到一二名位者也备受摧残，老而多病。对此，白居易《悲哉行》作了精炼的总结：“悲哉为儒者，力学不知疲。读书眼欲暗，秉笔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迟。纵有宦达者，两鬓已成丝。可怜少壮日，适在穷贱时!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贵为?”白诗不仅是自叹，更是对那个时代士子共同命运的悲慨。正是唐朝对待士人的政策使得唐文人常处于“羁旅草野之中”，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永恒不竭的动力。唐代文人对于漂泊母题的成功开拓，就在于极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士人对名利的执著追求和对家园的热切向往，突出表现了他们在名利和亲情之间的犹疑与徘徊，真实展示了他们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在对生命的体验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