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已经很难有真正的远方了:任何现代人的旅行,都可以被预约和购买,即使是观赏异国风光,也商品化了,出发前我们就知道旅行的过程,行程与住宿都在安排之中,不再容易出现惊奇,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没有了真正的远方。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样,古代旅人留下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这些旅行文本记载了许多旅人的困苦旅程,似乎永无休止的旅行把他们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在心灵上也比任何一个现代旅人走得更远。透过这些古代的旅行文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焦灼的灵魂。唐代文学尤其堪称典型,其中出现了一大批值得注意的漂泊者形象,多集中在中晚唐文人创作的行旅诗中。从社会身份看,他们多数是些辛勤多年的举子和出使在外的底层官吏,人生颇不得意;从生活经历来看,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漫长而辛苦的“求名”过程。长期的旅寓生活,漂泊依人的处境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客寓意识”,这种意识成为唐代文学漂泊母题之内涵拓展与主题深化的重要前提。正是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得唐人创造出的行旅诗歌既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一、旅寓生涯:唐代文人客寓意识产生的现实基础
漂泊母题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母题,它以反映士人的命运为指归,最能体现士人的精神境界与品格;它又是一个与行旅直接相关的文学母题,没有长期的行旅生活,就不会有这—母题的拓展。若将唐代文人的行旅生活与先唐做一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有着开掘漂泊题材、深化漂泊母题的生活经历。唐以前的南北朝,政坛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寒俊文人无缘进入社会上层,诗歌创作队伍主要由中上层文人组成。六朝社会是以贵族为中心的,这种社会体制决定了当时的文学描写的主要是贵族生活,表达的也是贵族心理与感情,诗坛主要局限在京城一地,生活显得平静少变。上述因素无疑极大地妨碍了这一母题的开拓。历史进入唐代,士人的命运为之一变——李唐王朝改以科举取士,不再以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