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论渊源与《文心雕龙》

作者：程新炜
中国古代文体论萌芽于先秦，发韧于魏晋，成熟于齐梁，此后便蔚成大观，绵延千余年。中国文学的起源有两个源头：一是由原始神话、宗教所孕育出来的富有强烈感染力的原始诗歌，一是应用于各种社会生活场合中的种种文字。虽然诗歌的渊源更长、更古老，但首先获得细密区分的却是各类文章，原因在于诗是以乐获得区分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便以风、雅、颂三个部分对所收录的诗作加以苑囿区分，殷商甲骨卜辞是中国最初的定型文字，因而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散文雏形。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文章的演进，于是，文章的表述形式日见丰富。从春秋到秦统一之前，除了记叙、说明等文体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完善外，语录式的纪言体、论说体亦相继出现，形成了“至战国而著述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①］的局面。南宋陈骙在《文则》中指出了《左传》中保存的八种文体：“命、誓、盟、祷、谏、让、书、对”，这是文体发展的一大跃进。

文章的发展促进了文体的完备，也推动了文章写作理论的研究。人们开始对各种文章现象进行分析、探索，试图找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文章的写作，这样有关文章写作的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其中包括文章体裁的探讨。

一、文体理论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
《易经》中讲的“艮其辅、言有序”和《诗经》中讲的“出言有章”这些只语片言的朴素理论如果说是文体研究的初始，那么，汉代王充《论衡》中有关篇章组织的较具体的论述，则可以说是开了文体理论研究的先河。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论衡·正说》）这里提出了字、句、章、篇几个文章结构的单位，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还从意、数、体几个方面阐明了文章体制的组织系统，这是我国文体理论上的一个首创。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文体分化和流变的历史。文体分化产生了辩体的需要，辩体的系统化、理论化产生了文体论。由此看来，文学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学分体现象是文体论产生的现实基础，而文体论则是文学史中文学分体现象在文论中的表现。先秦时常提到“大夫九能说”，所谓“九能”，便是为大夫所必须掌握的九种言辞和文体：“建邦能命龟，田能施舍，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时期也产生了一些对某一文体的零散论述，如“铭”，《左传·襄公十九年》载臧武仲论“铭”曰：“夫铭，夫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且夫大伐，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征无礼也。”刘勰《文心雕龙·铭箴》就引用了臧武仲对“铭”的定义。不过所有这些言辞还不是真正意义的文体论，多是由典章制度而及于文体，是后世文体论的滥觞。

在文体流变史上，汉代是个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时代，汉代政治统一，朝章礼制完备，刺激了文章写作的繁荣，因而文体的分化也渐趋细密，产生了许多新文体。如司马迁在《史记》这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历史散文的叙事艺术，在以情节为中心的连贯时序结构的基础上，又运用补充、穿插等手法，使文章布局严谨而不乏变化。这种纪传文体，为我国以后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以致后代文人在谈论小说时也没有不宗《史记》的。金圣叹赞《水浒》胜似《史记》，毛宗岗评《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也直呼：《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均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除外，许多文体的格式，规范都在汉代确立下来。乐府是西汉开始另立一名的，合乐的称为乐府，不合乐的即为诗。汉代有五言诗产生并走向成熟，七言诗也开始萌芽。赋又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产生了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一批名家。“史赞”创作大为繁荣，其特点为“颂体以论辞？”（《文心雕龙·颂赞》），即褒贬人物要用颂的体制、论的言辞。《文心雕龙·杂文》篇指出宋玉的《对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分别开创了三种文体。《对问》之后，班固、曹植等皆有设论对问之作，俨然自成一体。《七发》以下模仿之作称为“七体”，《连珠》以下亦有杜笃、贾逵等人模仿而形成了独特的“连珠体。”由于这类作品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仿者众多，于是作品本身的特点就成为这类作品共同的规范，形成了新的文体。到《后汉书》中文体总计有六十多个类目，已与《文心雕龙》文体论所收录的文体总目相去不远了。汉代也有不少关于文体的论述，如刘歆《七略》，蔡邕的《铭论》，刘熙《释名》等。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关于文体的论述大大增多，文体论加快了它发展的进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学作“四体八科”的区分。桓范在《世要论》中则对一些文体以政治教化的角度作了论述。傅玄《七漠序》与《连珠序》分别论述了“七体”与“连珠体。”陆机从审美的角度来谈论各文体的风格特点，因而《文赋》“十分文体”在文体论的发展进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挚虞因对文体的精深研究而留名在文学批评史中，钟嵘《诗品序》评价说：“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挚虞特别重视对各种文体演变的探讨。如他论“颂”，先追溯其原头：“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从奏于宇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②］。李充的《翰林论》多已佚失，留见的文字多是以一、二句简单的话揭示诸种文体所宜遵循的风格特点与写作要求，相当于刘勰文体论中的“敷理以举统”部分，李充还往往举出优秀作品示例，相当于刘勰文体论中的“选文以定篇”部分。

二、文体论的发展与文化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目录学对文体论的产生有很深的影响。表现在它本身直接涉及到对文学著作的分类，《诗赋略》将诗赋分为“屈赋”、“荀赋”、“杂赋”、“诗歌”等几类。挚虞有《文章志》四卷。其次，目录学的一些思维倾向也给文体论以极大的启发。刘勰年轻时随僧佑“区分部类，录而序之”［③］，定林寺经藏就是他所定的，目录学囿别区分，剖析条流，也正是文体论的作法。目录学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极大地影响了文体论，尤其是目录学对学术根源的追溯，往往能观澜溯源，振叶录根，文体论的“原始以表末”正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再次，名理辩析思潮也刺激了文体论的发展。“名”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孔子讲“正名”，名家讲名实关系；“名，实谓也”，要“审其名实，慎其所谓”。［④］汉代儒法合流形成“名教”，正名定分。董仲舒《深察名号》篇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为之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他认为，上天赋予名号以事物的本质，因而名号天然地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刘熙《释名》就以此为哲学依据，以声训为手段来探讨事物名称的起源与本质，其中包括对文体名称的探讨，其成果不少为刘勰“释名以章义”时所采用。如“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⑤］等等。随着名教沦为尚名略实、以名取实的虚伪地步，曹魏讲求名法之制，综核名实的名理学异军突起，曹丕等要求“书论宜理”，铭诔，赞象“尚实”便是这个思潮的体现。经过一番对汉代名教思想的冲击，时代思潮又归向名教与自然的统一，仪礼典章制度被人们广泛关注，制度名号的正定必然关涉到文体的辩析区分，文体论之所以能对各种文体区分部类，敷理举统，是与文论家的思维受过名理辩析的锻炼分不开的。

三、文体论逐渐成长也与总集和类书编选的风行分不开的

《尚书》在编撰中就区分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汉魏以来总集编撰大盛，应劭《汉朝议驳》集汉代优秀议驳之文。傅玄有《七林》、《连珠》，萧统有《文选》等等，而且总集收录作品难免要以“体”来加以分类，文体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文体分类，总集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文体论。类书广闻博见，缀辑故实，对文体论的发展也有影响。这个时代的类书从书名上判断有沈约的《珠丛》，刘沓的《寿光书苑》等。类书捃摭群书，采撷英华，以类相从，较直接地影响了《文选》的文体分类。

四、文体论述是传统史官文化与新兴通变思潮的产物。

在中国上古，“史”几乎囊括了一切文化知识领域，所有重要的领域都很重视文字记载，并和政治伦理相联系。上古史官在现实中遇到困惑与不解都要到历史中去找答案，历史是现实最好的老师。挚虞在东堂对策中提出“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⑥］的思想方法正是史官文化传统的体现，落实在文学上，就是对各种文体进行“原始表末”的考察。齐梁间的通变思潮其实质乃是对传统史官文化的一种修正。通变者，会通于古，适变于今也，往返历史与现实之间，既接受历史的指导，又尊重现实的选择。在通变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把目光投向历史，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折衷，从对各种文体历史的考察中来寻找纠正文体讹变的路径，这就产生了刘勰的文体论。

《文心雕龙》以空前的规模、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写作过程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更把文体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文心雕龙》论文叙笔二十篇类聚区分，对每一种文体都进行史的考察，构建出一部详实的分体文学发展史，并在此基础上通变地确立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规范与风格特点，不仅是当时文体理论的巅峰，就是对以后历代乃至今天的文体研究和文章写作也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其一，笼罩群言，类聚区分，刘勰论述文体的范围远远超过前人，将之纳入到一种理论体系之中。对有个别用途与写作规范的文体，都井然有序地纳入其文体论中。较《文心雕龙》稍后有萧统的《文选》，收录周秦以来的诗文作品七百余篇，将辩体寓于作品分类之中，亦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文体论。我们通过《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文心雕龙》文类上的特点，首先经书都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刘勰将经书视为文之枢，萧统则称经书“岂可以重以芟夷，加以剪裁”［⑦］其次文体立名皆是随宜立称，沿古为号，采纳约定俗成之说。同时，两书收录的文体都很详实周全。《文心雕龙》论文叙笔二十篇加上《辩骚》，共收录三十四大类文体：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笺记。其中每大类下又包括若干小类：如诗之有四言、五言、三六杂言、联句、离合回文等，杂文类有对问、七体、连珠等，诏策类有策书、制书、诏书、戒敕、戒、教、命七种，等等。刘勰认为文学发展弥近弥淡，愈讹愈甚，因此重视晋宋之前的文体特点，他目光阔大，所收录的文体与作品较为驳杂，如谱、谍、簿、录之类亦无所遗漏。《文心雕龙》把一些旁出子史的零散记载也纳入其文体论考察范围，策士纵横捭阖，长短角势的话语入“话”体，“原田每每”的民间讽诵入“颂”体等。他的文体分类重整合，重模式。全书“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⑧］采用这个模式，使得刘勰必须把众多纷杂的文体整合入这有限的篇幅之中。如“论”体，若依现代文章学的标准看来，它是与记叙、说明文体属同一逻辑层次的大文体，若展开论述，其所占篇幅将与整个文体论的其它篇目不称，于是刘勰将“论”体的内容拆成几部分划入另篇讨论：“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辩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序引共纪；……八名区分，一揆宗论”［⑨］这是一篇篇幅无法容纳多种文体的情形。“七”、“对问”、“连珠”三体外加典、览、曲、吟等十六种小文种纳入一篇《杂文》中。经过这种整合，八十多种大小文体被归整入论文叙笔二十篇当中，这既为全书的其它部分空出了篇幅，又不致破坏全书的理论模式。这种整合思维赋予了全书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

其二，《文心雕龙》文体论为我们描述出一部详实的分体文学史。刘勰研究文体有两个重要方法：一是“原始以表末”，探讨每种文体的起源与流变；一是“选文以定篇”，选出每种文体在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家与作品。这两种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原始以表末”只能在“选文以定篇”中见出，离开了作家作品的例证就不可能弄明白文体的起源与流变，而“选文以定篇”也需要通过“原始以表末”加以编排与说明，才能看出文学发展演进的轨迹。两者的有机结合和展开，便构建出一部详实的分体文学史。汉代颂体分化明显，刘勰剖析条流，理出几条线索，一是模范经典之作，如扬雄的《赵充国颂》、班固的《安丰戴侯颂》、傅毅的《显宗颂》、史岑的《和熹邓后颂》等。它们“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⑩］。一是讹变的作品：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变为序引”［（１１）］，正文寥寥数句而序文很长。魏晋时代的杂颂，刘勰认为“鲜有出辙”，其中曹植的《皇太子生颂》成就最高，然而毕竟是衰乱的末代，颂也出现了“褒贬杂居”的现象，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就是这样讹变的颂体。刘勰详实而基本准确地勾勒出颂由追录前王而逐步走向人间，乃至于“覃及细物”，由颂美功德，义必纯美而趋向褒贬杂居这么一个漫长历程。

刘勰的选文定篇还与作家作品的品评相结合，往往一、两句话就能准确地抓住作家作品的特质，为后人认识文学史时所借重。《明诗》篇评论嵇康、阮籍说：“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真是言简意赅。再如其对建安诗风的简要描述：“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思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诣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１２）］，简明却又生动，被后来人视为对建安风骨的经典概述。

第三，刘勰在史的考察的基础上，通变地确立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规范与风格特点，文体是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的，那么究竟以哪个阶段的文体作为标准呢？这就先要进行一番“原始以表末”的考察，于文体发展史中寻找最符合该体特质的典范作品，然后再“敷理以举统”，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较为可靠，富有说服力，于文体的起源进行考察较易看出该文体的特质，某种文体的成立必然缘于其独有的场合和用途。刘勰的文体论中常出现“原失……”句式，该句式体现了刘勰在对文体本源有所认识之后对该文体写作规范与风格特点所持态度：“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１３）］“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１４）］等等。刘勰也并非要求文体回复到其本初状态，而只是要求在精神实质上保持一致。如颂，就不能违背“美盛德之形容”这样的规定，否则就是讹体。刘勰看来，颂“义必纯美”，而“风事兼美刺”，“颂”与“风”是不能圆融无碍的，只要精神实质基本保持一致。刘勰也承认文体的变化。比如诗，他坚持“雅音之韵，四言为正”［（１５）］的同时，也承认清丽居宗的五言流调，创作中根据实际情况，随性适分，惟才所安即可。

在史的考察的基础上，刘勰对每一种文体的本质特点都形成了一种比较折衷公允的看法，这些看法几乎在论文叙笔的每一篇中都以声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刘勰的“释名以章义。”“释名以章义”也还有追溯文体源头的意义，这与“敷理以举统”对文体本原特质的探索相一致，它们首尾呼应，明确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规范与风格特点。

文体分类，文体演变，文体规范是文体研究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文心雕龙》笼罩群言，无所不包，并将纷乱的文体纳入一个体系之中；追根朔源、原始表末，对文体发展史进行了精细的考察。以史为鉴，折衷古今，敷理举统、持论稳重，在这三方面，刘勰的文体论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绩。

中国前期文体论从发生、发展乃至高潮，标志着文学、文学理论走向自觉、走向繁荣的过程。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不论是融合外来文化还是继承传统文化，都是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演进的。这也是文体发展的一条规律。客观地说，文体研究在整个写作学研究领域中，依然是个薄弱环节。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需进一步开掘，用现代科学探究文体规律尚在摸索，与相关学科横向联系的探讨也仅是起步，可以说，文体研究工作是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地进行下去。

注：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

②《全晋文》卷七十七。

③《梁书·刘勰传》。

④《公孙龙子·名实论》。

⑤《文心雕龙·颂赞》。

⑥《晋书·挚虞传》。

⑦《文选序》。

⑧《文心雕龙·序志》。

⑨（１３）《文心雕心·论说》。

⑩、（１１）、（１２）《文心雕龙·颂赞》。
（１４）《文心雕龙·哀吊》。

（１５）《文心雕龙·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