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

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在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本文力图揭示小说研究转型过程中，现代学术范式建构的具体历史过程，特别重视和讨论这一过程中，包括晚清学者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发掘那些长期被“五四”新文学叙事模式所压抑和埋没的声音，以推进研究的深入和细化。

一、小说评点的困境、

衰落与新方法的萌芽

传统小说研究的基本方式——小说评点，从清嘉庆以后就呈现颓势，但从数量和影响上仍然占据主流话语，这从清代几个主要时期小说评点的数据统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顺治年间，有评点本11种；康熙年间，有评点本31种；乾隆年间，有评点本17种；嘉庆年间，有评点本11种；道光年间，有评点本10种；光绪年间，有评点本36种①。可以看出，小说评点在康熙、乾隆达到繁荣高峰后，就一路衰落下来，道光以后，小说评点逐步进入尾声。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评点余波不绝，尤其是清中叶以来的《聊斋志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吸引着大量的文人评点家，小说批评呈现表面繁荣。《红楼梦》的评点有几十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也有多种评点本问世，《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荡寇志》、《花月痕》、《青楼梦》等新作，刊本也都附有评点。但是这个时期的小说评点真正有成绩、有特色的是《儒林外史》的评点②，其他大多是平庸之作，理论上无多创新。光绪年间表面繁荣的数目，实质上大多是旧瓶装新酒。大约在19世纪末，随着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交融，一些思想激进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也大量采用评点这一旧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感慨，并随着新兴的报刊在社会上流播广远。但是这不过是顶了评点的名义而已，小说评点也就在这回光返照般的虚假繁荣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小说界革命”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影响，小说由传统的边缘文体逐步成为文学的中心，在此一新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是小说地位的不断升迁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则显露出传统小说评点愈来愈捉襟见肘，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形式的产生。
小说评点衰落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与此一时期儒家义理之学的衰落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小说评点的产生与演变，本身就与儒家经典研究之学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涉及它的精神和形式，体例上既可以在宋儒注解“四书”的形式上找到踪迹，作风上又可以在晚明儒学以狂禅姿态解经中看出影响③。儒家经学一直是中国文论最正统、最主要的知识框架和理论资源，本身就脱胎和取法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与宋明理学方法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小说评点这一批评方法与形式，也因此而比较容易获得从士大夫到普通市民的广泛认同和接受，但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④从而导致了“儒学在近代的解体过程”⑤，当作为小说评点的潜在文化背景与知识支撑的宋明理学本身走向困境的时候，小说评点自身也遭遇了空前的困境。

一个值得关注而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历史现象是，朴学大盛于乾嘉时期，而这也正是小说评点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这时期的学术与思想背景，正是18世纪以来士大夫对于宋明理学在儒家经典解释上的空疏之风极为不满，从而导致了从理学向朴学的转型⑥。与理学不同，朴学更多地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虽然它诞生和繁荣于对传统经学的研究，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却有着比经学本身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以朴学方法来研究通俗小说，就是传统的小说研究者希图从内部寻找解脱困境的一种思路。清代的乾嘉学派所提倡的朴学方法，不仅极大影响了一代学风，对于小说的创作与理论研究也同样产生了冲击。创作上，《镜花缘》大半与学问有关；而在小说研究上，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言：“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⑦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就体现出这一新的趋势。同治年间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序》通过“查进士题名碑”考证贾宝玉即纳兰容若，开王梦阮、蔡元培等人之先河。生于雍正末，卒于嘉庆的周春，将乾嘉学派的功夫用到了小说批评中，他著有《尔雅广注》、《十三经音略》、《读经题跋》等，而其《阅红楼梦笔记》包括《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大体两部分内容：对作品人物、情节的评论和对作品本事的考索⑧。只是这一新萌芽的方法，一方面还仅仅局限于《红楼梦》一书，另一方面也依然包含在评点的老套之中，没有脱离评点的藩篱而自立门户。

也许晚清时期小说研究所进行的内在调整，就中国小说学术研究的发展来说，其创造性远不足以扭转和挽救传统小说研究衰落的颓势，但它的发展性与复杂性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大多仍发生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框架内。

二、俞樾、梁启超和王国维：

各自的历史坐标与价值

俞樾、梁启超和王国维三个人基本处于同一时期，却代表不同的学术背景、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在同样寻求小说研究新路的过程中，呈现出各自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如果说俞樾是利用传统学术资源，希望能够从传统学术方法中寻找到小说研究新路，代表了从内在理路寻求突破的尝试；那么梁启超则是在政治革命的激发下和新思潮的激荡下，力图借助西方经验，通过大力提倡新小说而行启蒙之实，虽然其着眼点更多在思想启蒙，但是客观上，也切实提高了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的地位；而真正开拓现代小说研究学术转向的第一人，则是不仅广泛接受和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并且深入反思中国传统学术之弊的王国维。

对于俞樾，人们熟知他是清代朴学最后一个大师，是学术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俞樾学问渊博，治学严谨，一生著述颇丰，总称《春在堂全书》。其治经宗王念孙父子，但又有所发明，《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是他的代表作，体现了他在文字训诂方面的深厚根基。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到他实际上还是中国传统小说研究的最后一个重要人物，学术的盛名掩盖了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最多从胡适、鲁迅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论述中知道他在《小浮梅闲话》里论及过《红楼梦》。

俞樾以晚清著名学术大师的身份和地位，以其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眼光来研究通俗小说，考镜源流，在研究对象上将通俗小说与传统经典的经、史、子、集置于同等地位，纳入同一范围，一视同仁加以研究。与此前之李贽等异端身份、金圣叹等才子地位，以及张竹坡、脂砚斋等落魄文人地位相比，俞樾的意义与影响，已经超过研究本身。俞樾以国学大师的身份研究通俗小说，反映了社会风习的重大变迁。清中叶修《四库全书总目》之时，通俗小说尚无资格入选，只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笔记小说入选，说明正统权威话语、知识谱系和学术谱系中，尚无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一席之地，它们尚处于底层、边缘。明清以来，通俗小说及其评点数量虽然巨大，流行也十分普遍，但却未能进入核心、权威话语，加上通俗小说创作和评点者多为中下层文人，他们无话语权，因而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俞樾介入通俗小说研究，意义就特别重大。

与明清评点家多专治一书不同，俞樾的《小浮梅闲话》考证了《开辟演义通俗志传》、《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杨家将通俗演义》、《五虎平西前传》、《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今古奇观》、《龙图公案》等十余种通俗小说，并在《春在堂随笔》、《茶香室丛钞》、《九九销夏录》、《壶东漫录》等笔记中，对《皇明开运英武传》、《三宝太监西洋记》、《女仙外史》、《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十几种小说进行了作者和本事考证⑨。考据数量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可谓晚清第一。仿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的命名，我们可以称这些对于通俗小说的考据为“说部平议”。

俞樾还梳理了平话和话本的缘起和演变。《九九销夏录》卷一二《平话》一条，可能是有关宋元平话最早的考据之一，文中提到《永乐大典》说：“《永乐大典》所收必多此等书。如得见之，亦足销闲娱老矣。”《茶香室丛钞》卷一七《曲海》又说：“《平妖传》、《禅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话也。《倭袍》、《珍珠塔》、《三笑因缘》，皆弹词也。乃《曲海》所载，则皆有曲本。学问无穷，即此可见矣。”⑩用“学问”一词来形容有关平话、弹词的考据，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从中也可窥见他对小说考据与对待古代经典研究，态度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俞樾开创的这个新方向，成为后来胡适的毕生追求。胡适在晚年回顾自己红学考证的方法论根源时，一再致意道:“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的方法来考证最普遍的小说，叫人知道治学的方法。”“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11）从中不难窥见他和俞樾之间的学术渊源。

利用传统学术资源寻求小说研究出路，虽然在《红楼梦》研究等领域沿袭至今，却一直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没有能够成为主流学术话语与学术范式。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仅仅依靠对传统的内发性调整，不足以解决传统小说研究的危机，不足以应对全新的小说生存环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应运而生。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受西方影响，主要考虑政治与启蒙，竭力抬高小说地位，作为政治和思想启蒙的工具，作为开发民智和改造国民的工具，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论幼学第五说部书》有云：“新编小说揭露时弊，激发国耻，振兴风俗，改良政治。”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序》又云：“西方教科书之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很明显，在小说研究上，梁启超着眼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学，是启蒙号召而不是审美。

1902年，《新小说》创刊，梁启超宣布宗旨为“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梁启超在创刊号发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体现了其文学启蒙论的主张：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2）。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实质是改良传统文学，使之能更有效地给社会以启蒙。这实际上是近代文论“经世致用”观念的符合逻辑的演化结果，传统的“教化”以现代性的、具有西方色彩的“启蒙”面目出现，开始了自身的蜕变，并因此获得新生，使传统文学观中的实用主义、道德主义和文学的使命感得到重新阐释，使之一直顽强地延续到“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之中。1921年鲁迅《域外小说集》新版序就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13）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中，通过小说这种虚构叙事作品由边缘文体上升为文学正宗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建中的重要功能，同时也可以充分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和“建构的”特点。梁启超不仅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先驱，而且同时率先提倡“新小说”和“政治小说”，他发表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启了后来陆士谔的《新中国》和蔡元培的《新年梦》等有关“新中国”这一重要的文学想象。但是，梁启超虽然提升了小说研究的地位与影响，将小说编织进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事中，却在小说研究新范式的建构方面，没有提供太多的重要成果。

学术自治的最初倡导者之一是王国维，他受西方影响，强调学术独立，以学术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一反国人的“功用”价值观念，极力倡导哲学与美术的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14）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则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他一方面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的普遍观念，即学术以求真为目的；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主张学术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因此他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15）

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第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小说批评文章，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文章首次借用西方美学思想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揭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学术研究的序幕。从此，中国传统小说批评在西方近代美学的影响下，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型。这篇文笔舒畅、大气磅礴的论文，打破了传统小说批评感悟式的残丛小语的话语方式，而代之以贯穿理性、逻辑严密的长篇论述，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批评路数的现代批评新景观。他在全面把握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以“审美”为核心的文艺美学解释体系，在客观上对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起到了补正纠偏的作用。正如《〈红楼梦〉评论》所体现出的，王国维始终关注着人生的痛苦与解脱这一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王国维所发现的中西方文化的共通点，也是他全部文艺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因此，俞樾开启的小说研究中具有现代特征的朴学方法的转向（16），成为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转型发生的内在依据与初始环节。正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在19世纪末以前，最活跃的一些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仍然一直是那些人们熟悉的、反复发生的社会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所依据的，是与过去有着有机联系的思想，是在中国的思想流派的背景中进行的（17）。朴学方法正架起了从传统到现代小说研究的过渡与桥梁。梁启超以西方启蒙理论重新理解传统小说，小说地位的空前提高与运用西方文学观念解读古代小说的尝试，使古代小说的批评和研究带有不同于以往的性质，它成为古代小说研究从古代评点式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王国维则通过融合传统方法与现代西方理论，奠定了真正现代学术意义的小说研究的最初基础。正是由于王国维自觉而明确的学术立场、学术目标，以及自觉吸收学习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学术研究方法，从而使他站在时代学术思想的前沿，成为现代中国小说研究的开创者。

三、胡适和鲁迅：
小说研究范式的现代建构与生成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一方面，有着自身的内在原因和依据，只是这一方面的确长期被忽视和遮蔽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种种思想观念的输入、吸收与转化，使中国现代学术得以生成和发展。

胡适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建设无疑是开创性的。1918年3月胡适关于“短篇小说”的讲演可以说是我国现代第一篇小说理论的专论，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第一次为“短篇小说”做出现代文艺学的界说（18）。1919年胡适在致钱玄同的一封信中说：“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派别、变迁等，这事业还没有人做过，所以没有书可看……将来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19）胡适结合中西，将传统乾嘉学派的历史考据功夫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相结合，获得新、旧两方面认同，从而回国后得以在学界立足。胡适的《〈水浒传〉考》原初只是作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以新式标点和现代文法处理出版的《水浒传》的序言。不料该书一出版即风行一时，短短两年时间就销行了八版，凡一万一千余部（20）。于是亚东图书馆在胡适指导下又陆续出版了其他的新式标点本古典小说，包括《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八种》、《醒世姻缘传》及《今古奇观》、《十二楼》等，加之最早出版的《水浒传》，共计十六种，其中前十四种皆有胡适撰写的考证序论。由此，亚东图书馆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出版社一跃而成为全国知名的新文化重镇，胡适的古典小说研究也因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陈子展1930年在其授课讲义基础上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盛称新式的小说研究，他认为小说研究：“以胡适考证的成绩为最大。在胡适从事这项工作的略前一点，未尝没有小说考证。如钱静方的《小说丛考》，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但都不过是一些片断的笔记，零星的考证材料，不好算做若何有条理有见解之历史的考证，文学的批评。又如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似乎可以说是历史的考证了，但经胡适考证的结果，指出他们不过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其实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我以为胡适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不在他这十几篇小说上的考证批评文章，而在他于这种考证批评上应用的方法。”（21）陈子展特别强调胡适的贡献“在他于这种考证批评上应用的方法”，是慧眼独具的。

胡适对于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可谓功勋卓著，而其中最为重要、也是胡适自己最为得意的，便是研究小说的现代学术方法。这一方法的核心，即“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胡适将其概括为下列公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22）

胡适所提倡的这一研究方法，成为小说研究的现代范式的核心方法论，也是至今仍然有效的基本研究方法。胡适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件事，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最终历史地落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员主将——鲁迅的身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创了现代意义的对于中国小说的史的研究。鲁迅的研究受到现代学术研究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影响，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但同时鲁迅作为章太炎门生，俞樾再传弟子，受俞樾《茶香室丛钞》的影响，同传统经学家一样重视文献、考据、辑佚、辨伪，不仅有坚实的朴学功夫，而且也像俞樾一样，将其运用于传统小说研究中。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因而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其《破〈唐人说荟〉》一文充分显示了鲁迅在版本目录学上的造诣，鲁迅认为：“目录亦史之支流。”（2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开篇便有对古代小说书目的独到研究，他还编写了《说目》、《明以来小说年表》、《采录小说史料目录》等小说书目。《古小说钩沉》的辑佚是在《说目》基础上形成的，《唐宋传奇集》的辑录和编纂体现了他校勘学方面的功力，《小说旧闻钞》则直接继承了俞樾《茶香室丛钞》的传统，而这一切恰恰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略》坚实的文献基础。

虽然同样重视文献、辑佚，辨伪，但是与胡适不同，鲁迅有高水平的文学创作能力和丰富的创作实践，又有深邃的史识和洞察力，这使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为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然无法被后人超越的经典。

《中国小说史略》具有深刻而独到的史识，这突出体现在他对中国小说历史演进的总体把握上：他以时代为经，以小说类型和流派为纬，把数千年纷繁复杂的小说观念和创造实践，熔铸于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之中；他不是孤立地研究一部部作品，而是关注作品前后左右的联系，把作品置于其生成的时空中，联系社会、政治、思潮和宗教、文化等分析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他独具慧眼，依托他所积累的丰富资料，所贯通的中外文学原理，以及自己在实践中所感悟到的创作真谛，对众多作家作品发表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独到见解；这种史家的识见和编写体例，终于使小说研究摆脱了对个别作家作品进行点评或考证本事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具体地说，《中国小说史略》体现了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体例完整，内容全面，清晰勾勒出中国小说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全过程。

（2）理论体系，多有创新，全书经纬交错，结构宏富，大开大合，并概括出很多科学而富有创意的概念、范畴和类型。

（3）资料扎实，立论精审，不同于胡适单纯以“历史演进法”来考证小说的演化，而是在辨析历史源流的基础上，突出文学这一精神产品的创造，将它更多与当时思想文化的氛围及其文人心态结合起来。

鲁迅所提供的典范，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小说史的编写和研究。

通过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作者的家世生平、小说的成书年代、版本目录、故事源流、文本阐释等成为小说研究的基本范畴，历史考据法、历史演进法以及结合作者、作品和背景的社会—历史研究法等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主要方法。从此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也就基本确立起来，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①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②孙逊：《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明清小说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251页。

③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④［美］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0页。
⑤［美］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2页。
⑥参见［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9页。

⑧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修订本），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⑨俞樾：《春在堂随笔》附录《小浮梅闲话》，《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六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⑩俞樾：《茶香室丛钞》，《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六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11）转引自［美］周策纵《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红楼梦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12）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13）鲁迅：《域外小说集》新版序，载1921上海群益书社合订出版《域外小说集》新版。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1917—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14）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15）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16）参见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二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

（17）参见［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8）胡适《论短篇小说》原为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4卷5期。

（19）转引自章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20）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9页。

（21）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22）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194页。

（2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史家对于小说的著录及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