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文学在历史上得到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斥责，成为轻绮浮艳文学的代称。二十世纪的齐梁文学研究尽管仍受历史的诸多影响，但显而易见的，也取得了许多突破。
一、永明诗文研究
声韵问题是永明文学的最重要特征，但有关永明声韵的原始理论材料亡佚殆尽，较多保存六朝声律理论的，只有《文镜秘府论》了。因而该书的研究，对于展示永明体的形成到近体诗形式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此书的研究，在日本以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为翘楚，国内以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为集大成之作。四声的研究，陈寅恪《四声三问》中认为创始于周颙沈约二人，其发现与确立，肇始于佛经的转读。刘跃进认为，除了转读佛经的影响外，魏晋的“诵诗”之风对四声的确立亦有影响。四声的含义，亦得到热烈的讨论，郭绍虞《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声律说续考》讨论了四声与五声的关系以及四声趋于二元化的问题；逯钦立《四声考》详细讨论了“纽”、四声与五声的异同等问题；香港的饶宗颐、日本的兴膳宏等海外学者亦有很具识见的论文。关于八病，郭绍虞、刘大白、杨明、刘跃进、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美国学者梅祖麟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证明“八病”的名称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
对永明体的研究已不限于四声八病，而有了更为广义的理解。王钟陵认为永明体包含四项内容：一是声韵的研讨和篇幅的缩短；二是对流转圆美和平易艺术风格的追求；三是诗境的婉美与巧思；四是自觉的意境诗的初步形成。刘跃进则认为永明体的特征应包含如下要素：一是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八句为主；二是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对的观念十分明确，粘的观念尚未形成；三是用韵已相当讲究，押平声韵居多，通韵已接近唐人；四是在对仗方面追求自然与情理的完美结合。至于永明体在近体诗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朱光潜《诗论》、郭绍虞《从永明体到律诗》以及管雄、张永鑫、吴小平等都作过清晰的描述和深入的论述。永明文人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沈约的生平研究有伍俶傥《沈约年谱》、铃木虎雄《沈约年谱》，王达津《沈约评传》、刘静夫《沈约评传》；作品校注中，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是目前收罗沈约作品比较全面、校注也比较精审的本子。谢眺的生平研究有伍俶傥《谢眺年谱》，陈庆元《谢眺诗歌系年》，林东海《谢眺评传》；作品校注以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最为精全。王融生平研究有陈庆元《王融年谱》。江淹的生平研究有吴丕绩《江淹年谱》、俞绍初《江淹年谱》、曹道衡《江淹评传》、《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作品校注有俞绍初《〈江淹集〉校注》。任昉的生平研究有谭家健《试论任昉永明诗坛的主流派沈约、谢眺王融等人的诗作讲究声律，崇尚清丽，属于其时的“新体”；江淹、任昉王俭典雅古质，保留着“古体”的风貌。在新体、古体之争的研究中，曹道衡对“江郎才尽”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原因是江淹入齐后官居高位，难以专心创作，亦无心创作。更重要的是江淹的创作明显地受元嘉诗风的影响，不讲求声律，与当时盛行的清丽诗风形成鲜明的对照，显得很不协调。刘跃进对“古体”诗人的“隶事用典”进行了研究，认为卖弄学问，缉事比类，是王俭及其追随者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与永明诗人的平易自然诗风是很不协调的。
二、梁代中期诗文研究
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梁代中期文坛考》把梁代文学分为三期，天监年间（502-519）为前期，普通年间至中大通年间（520-534），以湘东王萧绎中大通六年（534）撰《〈法宝联璧〉序》为标志，梁代文学进入后期。还有一种修订意见，如兴膳宏《沈约与艳体诗》，刘跃进《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等则认为天监十二年以前是永明文学的延续，沈约、任昉萧琛、陆倕等永明作家还比较活跃，他们的创作，也已具有宫体诗的某些特征，称之为宫体诗的先河并不为过。这是梁代文学前期。从天监十二年沈约之死，到中大通三年萧统之死，为梁代文学中期。这一时期，梁代文坛上掀起一股文学复古思潮，有继承永明文学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对永明诗风的反拨。中大通三年萧纲继为太子，又否定梁代中期文学，遥接永明诗风，并变本加厉，推动轻艳诗风的发展，是为后期。
梁代中期的代表性作家何逊、柳恽、吴均、王僧儒、刘峻等人，他们的创作既有永明诗风清丽的一面，又不无古朴、清拔的色彩。何逊的生平研究有何融《何水部年谱》，李伯齐《何逊行年考》，张忠纲《何逊评传》。曹道衡《何逊生卒年问题试考》、《何逊三题》对何逊的生卒年作了详尽的考证。作品校注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何逊集》，郝立权《何水部诗集》，何融的《何水部诗集》，李伯齐《〈何逊集〉校注》是目前唯一的全注本。吴均的生平研究有曹道衡《吴均评传》。罗国威《〈刘孝标集〉校注》辑录书、志、启、论、序、诗六类十六篇，对刘峻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其中《书〈梁书·刘峻传〉后》对刘峻的生平事迹又作了一些考订，补充了《梁书》的一些不足。梁代中期文坛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刘孝绰、王筠、裴子野。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用大量篇幅欲证明刘孝绰是《昭明文选》的实际主编，在选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裴子野的《雕虫论》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朱自清《诗言志辨》和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都认为该文是对当时文风的猛烈批判，罗根泽和沈玉成都赞同此说。但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提出新说，认为《雕虫论》是《宋略》的一部分，得到曹道衡的赞同。
三、宫体诗研究
宫体诗的研究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展开。首先是宫体诗的范畴，包括时间和概念。商伟认为宫体诗有近百年的发展史，从梁简文帝到隋炀帝；沈玉成认为宫体诗形成于梁代萧纲入东宫之前，正式得“宫体”之名则在萧纲为太子时；吴云、董志广则认为，宫体诗只限于梁代。宫体诗的概念，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理解认为，宫体诗就是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内容上表现男女情欲直露大胆，形式上追求语言的绮丽、精致和音韵的悦耳。广义的理解认为，宫体诗就是一种风格纤巧绮丽的的诗，并非专指艳情诗，还包括其他的题材。沈玉成给宫体诗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更为细致，二是风格更为绮丽，三是内容更为狭窄，以艳情为主，其他则是咏物、吟风月一类的作品。持广义理解的还有周禾《宫体诗初论》、周建渝《也评宫体诗和〈玉台新咏〉》等。
其次是宫体诗兴起的原因，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宫廷生活的腐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主瑶《隶事·声律·宫体》等文就将帝王、士大夫的纵欲、堕落与宫体诗紧密联系起来，其后李罗兰《论宫体诗的产生与评价》、葛晓音《齐梁诗的功过》皆认为宫体诗作者沉迷于酒色之中，骨子里空虚无聊，只能写出宫体诗。但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骆玉明认为，讨论帝王的性生活是否严谨，根本是一个荒谬的问题；曹旭认为，梁朝君主算不得荒淫是史家公认的事实，宫体诗产生于梁而不产生于确实骄奢淫逸的汉末桓灵或司马氏掌权之际，足见与荒淫生活无多大关系。二是南朝民歌的影响。刘师培《隶事·声律·宫体》中国中古文学史》、王瑶《隶事·声律·宫体》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过于强调文学的现实性、人民性、阶级性，几乎没人敢将民歌与宫体诗联系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商伟《宫廷文学与市井文学》，明红英《论艳体诗与南朝乐府之关系及其产生背景》，王运熙、杨明《论萧纲的文学思想》等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吴歌西曲对宫体诗产生的影响。三是佛教的影响。这方面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马积高为代表，他认为在当时，即使是笃信佛教的人，佛教也不过是最高层次精神甚活的理想，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过着世俗所允许的生活；佛教在当时对士大夫们所起的作用，还是老庄思想所起的作用，只是理论上较深一层而已；佛教从来没有干扰过中国言情文学的发展。与马文相反，不少论者认为佛教与宫体诗的产生密切相关。如周晓琳《论宫体诗》认为佛教对宫体诗的影响在于佛教艺术而不在于教义，佛教艺术客观上体现着和肯定着人的感情，包括对美色的欣赏，这是产生宫体诗的原因之一。具体细致地分析宫体诗与佛教关系的是汪春泓的《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他认为梁代的帝王、士大夫信佛，偏重于佛教义理的了悟，并不泥于戒律，去过真正沙弥式的生活；释玄相触的“维摩思想”助长了人生行乐的世风，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必然伴随着人的本能的凸现；佛教的尚丽文字和佛学的遣荡思维的方式推动了尚丽、新变的抒情文学的发展；“嫉妒”、“淫欲”、“姿态”是佛教对妇女的基本评价，佛教妇女观的影响，佛典对女子淫欲心理的揣摩，对女子姿态的描写给宫体诗人许多启迪；佛经中的《佛所行赞》实际上就是雏形的宫体诗，其影响梁代文人的创作自不待言。
最后是宫体诗的评价。宫体诗一向是遭人贬斥乃至诟骂的，常常被斥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气格卑弱。直到八十年代后，才得到较为全面的评价。宫体诗的狭义论者突破过去对宫体诗全盘否定的观点的束缚，在批评这种诗庸俗、绮艳，确有糟粕的同时，又审慎地给予某些肯定。如杨明认为宫体诗作者常以轻佻乃至色情的眼光描绘女性，甚至描写男色，但宫体诗并不全部如此，许多作品虽描写女性，却并不涉及狎亵，应予肯定。有的学者将宫体诗分为描述性和表现性两类，认为总体看来，梁代宫体诗确实有许多可指责之处，如内容过于哀婉，词句过于绮艳，但不能一概斥之以色情或淫荡。描述性的宫体诗只是把人物娇弱妙丽的仪态展示出来，并不具备明显的色情误导；表现性的宫体诗以表现女性哀思为目的，几乎根本涉及不到什么色情问题。宫体诗的广义论者大多否定宫体诗中的艳情诗，而对此外的咏物、边塞等题材的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如周建渝对宫体诗进行定量分析，认为艳体诗只占宫体诗总数的16％，更多的是咏物和军旅边塞诗。从美学角度评价宫体诗，是宫体诗评价中新的突破。章培恒《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写自然景色的美，歌舞的美，人体的美等等成为一时风尚，遭人诟病的宫体诗就是这样一种致力于创造美的文学。吴光兴认为宫体诗代表作家萧纲的诗既超越了中国正宗诗教对文学道德教化的功利要求，也不是所谓的性变态的生理满足，而是表现了一种较清醒和自觉的审美追求。曹旭系统地探讨了汉末以来人们审美意识的演变及在梁代形成宫体诗的过程，分析了宫体诗审美新变的特征及原因，并指出新变的意义在于对建安风骨的否定并由此带来诗歌内容、形式上的革新，给唐诗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宫体诗研究的基本文献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首先是萧纲的《与湘东王书》。兴膳宏的《〈玉台新咏〉成书考》认为此文的写作时间在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后不久；清水凯夫《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考》则认为此文作于大同元年以后数年间。至于此文的写作目的，林田慎之助《南朝放荡文学论之美学意识——简文帝之文章观》认为这封信充满“充当时代的文学旗手的自豪感”，“站在历史时代发展的变化的立场上主张梁代文学表现风格的独特性”；森野繁夫《简文帝的文章观——以〈与湘东王书〉为中心》持相反论调，认为该文的目的是提倡恢复古代的诗精神而否定当代之文章；清水凯夫《梁代中期文坛考》认为这封信是“企图排斥‘古体派’及‘谢灵运派，的文体、为扩大和发展‘宫体’而作；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学史》则认为该文是针对当时建康一带诗风依然沿袭永明以来的风格体制而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甚至还有退到学习元嘉体的现象而写。其次是《〈法宝联璧〉序》。清水凯夫的《梁代中期文坛考》认为该文可以反映出梁代后期萧纲文人集团的构成情况；王达津的《梁代作家生卒年代考二题》据此文考订出许多作家的生卒年和官爵；兴膳宏的《〈玉台新咏〉成书考》据此文考订出《玉台新咏》成书于中大通六年。诸如此类的成果还很多，它们使宫体诗的研究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杨殿.中国历代年谱总录[z].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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