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对唐诗的超越——一种哲学的考究

一
唐、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大朝代，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诗歌最为鼎盛的时期。然宋诗之于唐诗，就一般学术史上的看法，似乎前者远不及后者。下面这两段话即典型地代表着这种看法：
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
“诗者，吟咏性情也”，这是严沧浪与陈子龙对于诗之所以为诗的基本肯认，他们认为宋诗之所以不如唐诗，正在于宋诗言理而不言情。这可以说也是学术界的一般看法。但笔者认为，“性情”既为世间之一物，必有其所以为“性情”之理（柏拉图云：万物皆有其理式——idea），不然，若任性情散漫飘荡而无收煞凝聚，则必归于虚无（黑格尔认为，一物若无任何规定性，则可称“纯有”，但“纯有”与“无”是同一的东西[1]）。故性情必有其规定性，不必与“学”或“理”对立排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彦和才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文心雕龙·神思》）袁子才也认为诗“须一气呵成，有议论波澜方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当然，诗毕竟不同于哲学，它不能以理说理，诗之理须挂搭在性情之中，随性情而自然流出。此时的所谓理，即是性情的规定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理解性情的规定性？一般来说，人的性情个个不同，此即是人的个性。切就人的个性而言，似乎亦有其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不能称之为“理”，因为它是“性成命定”，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也就是说，对于个性这种规定性，人完全不能自我作主，自然无“理”可言，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正因为个性这个地方不能谈“理”，故中国文化虽对个性不一概否定，但决不在此立足以成其人生态度。所以，孔子讲“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仁”；孟子讲“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的“本心”；即便是讲“性恶论”的荀子，也不是站在“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的“性”的立场，而是站在“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的“伪”的立场，而讲“化性而起伪”。（《荀子·性恶》）无论是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本心”，还是荀子所说的“伪”，都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荀子·性恶》）的，人在这个地方，有切实的可把捉者，如此方可说“理”。就文学或诗而言，刘彦和虽云：“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但他所说的“情性”并非指“天之就也”的个性，而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