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的形成

1.三国影戏

“影戏”兴起于北宋中期。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据《百宝珍·影戏》证明，当时影戏所表演的戏目就有“三国志”。高承还明确记载：“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戏，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1]（《事物纪原·影戏》）即把三国故事改编成影戏以供观赏。关羽的故事自然也是影戏所表现的内容之一。时人张耒《明道杂志》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颇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2]可见，影戏中的“关公殉难”感人之深。

2.三国平话

宋时虽有三国故事的说书人，却没有话本流传下来，但可以肯定，现存元代刊刻的《三分事略》或《三国志平话》与宋代讲史底本必有相承关系。《三国志平话》中关羽的内容共8节，主要情节有天公判书、亡命涿州、桃园结义、投军报国直至水淹于禁、败死临沮等26处。宋元平话《宣和遗事》中“解州平妖”的故事涉及关羽，说的是宋徽宗崇宁年间，解州有蛟在盐池作祟，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奉诏治之。继先乃驱使关羽平定了盐池祟乱。这应该是迄今所知的“解州平妖”神话的最早记载了。[3]（《中国小说史略·宋元之拟话本》）《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的“解州平妖”实本于此。[4]（卷3《义勇武安王》）

3.三国杂剧

据现代戏剧史专家的考证，宋元时期约有三国历史戏剧四十种，[5]（《三国演义纵横谈·元代的三国戏》）其中以关羽为主要角色者有十余种：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存）和《关张双赴西蜀梦》（存）、郑德辉《虎牢关三战吕布》（存）、戴善夫《关大王二捉红衣怪》（佚）、无名氏《寿亭侯怒斩关平》（存）、《关云长大破蚩尤》（存）、《关大王月下斩貂蝉》（或存）、《关云长古城聚义》（佚）、《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存）、《寿亭侯五关斩将》（佚）、《关云长千里独行》（存）、《斩蔡阳》（残）、《刘关张桃园结义》（存）。
4.三国小说

《三国演义》是集宋元时期三国文学艺术之大成的作品。关羽是《三国演义》着力表现的忠义形象，毛氏称为“义绝”。学界有关《三国演义》本身以及“义绝”关羽的论著众多，此不赘述。

二、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对关羽形象的改造

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对关羽故事的加工、改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依据史实进行渲染增饰。“斩取颜良”、“水淹七军”、“刮骨疗毒”之类是也。

斩良诛丑：史载，建安五年，袁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曹操派张辽与关羽为先锋迎击，“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6]（《三国志·关羽传》）还载，袁绍渡河追曹军，至延津南。曹操令弃辎重、鞍马就道。袁军争拾之。曹军“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6]（《三国志·武帝纪》）《三国志平话》对关羽“斩颜良”进行了加工：“大将颜良引十万伐曹，连败曹军先锋夏侯惇大将曹仁。曹操深叹：‘颜良英勇，如之奈何？’关羽笑道：‘此人小可。’提刀上马，于高处见颜良麾盖，直闯袁军大营，不做疑阻，一刀砍颜良头落地。”[7]（卷中）《三国演义》第25回写得更是神勇百倍：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直冲彼阵，袁军如波开浪裂。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诛文丑”非关羽所为，但宋代洪迈在《容斋续笔》中写道：“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8]（卷11《名将晚谬》）《三国志平话》有“关公诛文丑”一目，写颜良被杀后文丑引军叫阵，关公直趋文丑。文丑败走，关羽急追三十里，挥刀砍下，文丑连肩卸膊，分为两段。《三国演义》又将这一搏杀过程做了一番铺张，先写文丑于乱军之中力敌张辽、徐晃二将，极力表现其勇悍过人，再由关公出场，飞马提刀诛杀文丑。

水淹七军：据《三国志·于禁传》载：“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羽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庞德不屈节而死。”可知，水淹曹军本属自然灾害，但到宋元文学艺术作品中“水淹七军”则是关羽利用地形、开放江水的战果。《三国志平话》中说：“关公看于禁寨在小江下，雨忽作，关公开小江水，其水无边岸。于禁军皆落水死。”《三国演义》第74回写秋雨连日，关羽忽施奇谋，派人堰住各处水口，数日大雨，襄江水势暴涨，关云长放水一淹，曹军尽成龟鳖。关羽不再是轻躁寡谋的武夫，而是善于用兵的智帅。

第二，依傍史事进行演义移植。“降汉不降曹”、“斩胄赚城”、“古城聚会”、“单刀赴会”之类是也。

降汉不降曹：《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后羽得知刘备下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可见，关羽降曹原本无亏。到了《三国志平话》中关羽降曹有三个条件：“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访；降汉不降曹；后与丞相建立大功。”[7]（卷中）曹操尽数应允，关羽遂降。《三国演义》第25回对降曹的处理更加合理：关羽被围，张辽上山劝降，陈述“死拼”有“三罪”：弃兄独死，有负桃园誓同生死之约；二嫂无所依托；不能和兄长共扶汉室。而降曹则有“三便”：一者可保二嫂，二者不背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关羽又提出了“三约”作为降曹条件：一，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厚养甘、糜二夫人；三、日后一旦得知刘备去向，便去投奔。曹操应允，关羽又征得糜、甘二夫人同意，方才降曹。“三罪”、“三便”、“三约”不仅使关羽降曹无损于光辉形象，而且还成了忠义的又一次展示。

单刀赴会：《三国志·鲁肃传》载：“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裴松之注引《吴书》载之更详：“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单刀赴会的主角是鲁肃。可《三国志平话》和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里的“单刀赴会”者却成了关羽。鲁肃率万人过江，请关羽单刀赴会。关云长明知机巧，仍无所畏惧，衣甲全无，腰悬单刀一口，径赴鲁肃军营。《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杂剧还赞颂关羽是三国英雄汉，豪气三千丈。《三国演义》第66回“关云长单刀赴会”进一步加工：孙权讨要荆州，而刘备抵赖不还。鲁肃设下一计：请关羽到东吴赴宴，当面讨回，关羽如不答应，就于席中杀掉；若是关羽根本不来，那就是他理亏，可以发兵硬夺。关羽接到邀请，慨然应允，单刀赴会。酒席宴上，关羽谈笑自若，先在气势上将鲁肃完全压倒。鲁肃提起要荆州，关羽始终不正面回答，后来看准时机，拿过周仓的大刀，挽住鲁肃的手，直到江边，放开鲁肃，踏上接应船只离去。

第三，无中生有，纯粹虚构。“赴义涿郡”、“单刀劈四寇”、“温酒斩华雄严”、“月下斩貂”之类是也。

赴义涿郡：《三国志·关羽传》称关羽“亡命奔涿郡”。《关西故事》却道：关公本不姓关，少时力最猛，不可检束，父母怒而闭之后园空室。一夕，启窗越出，闻墙东有女子与老人相向而哭。怪而询之。老者诉云：“我女已受聘，而本县舅爷闻女有色，欲娶为妾，我诉之尹，反受叱骂。”公闻大怒，仗剑径往县署，杀尹并其舅而逃。至潼关，闻关门图形捕之，伏于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颜色变赤，不复认识，挺身至关，关主诘问，随口指“关”为姓，后遂不改。清人梁章钜认为，这个“指关为姓”的故事“殆《演义》所由出欤？”[9]（卷7《三国演义》）《关西故事》使“亡命”变成了“行侠”；《三国演义》中又对“行侠”作了“复兴汉室”的政治补充。

温酒斩华雄：《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可知，华雄为孙坚所斩。可到《三国演义》第5回里，十八路诸侯兴兵讨董卓，董卓部将华雄先斩鲍忠，继败孙坚。袁绍急召诸侯商议对策，众皆默然。这时，华雄又来挑战。正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关云长慨然出战。“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銮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然后特补一句“其酒尚温”。

月下斩貂：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载，关羽乘吕布被围困，欲娶吕布使节秦宜禄的前妻杜氏。这极大损伤了关羽的正人君子形象。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对关羽这一形象污点进行了奇妙的艺术处理。《关大王月下斩貂蝉》演“一介寒儒”关羽喜爱《春秋》，并从中领悟出了“女祸论”，遂把《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吕布遗下的小妾貂蝉联系起来了，认定貂蝉与董卓父子并为汉室乱贼，正欲斩之。这时移爱当世英雄关羽的貂蝉欲借关羽月下读《春秋》之机前来向其表达衷肠，正好被青龙偃月刀投下的刀影斩杀。杂剧作家这一“反唇相讥”之妙，既掩盖了关羽的“污点”，又迎合了民间世俗喜欢谈论貂蝉的口味。

义释曹操：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赤壁战败后曹操确实经华容道北归，但无关羽“义释”之载。《三国志平话》始有关羽于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故事：曹操率残兵败将到华容道，却被关羽截住。曹操美言相叙与关羽的恩情。关公以“军师严令”不让通行。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曹操得脱是“面生尘雾”的气候现象造成。《三国演义》第50回里“面生尘雾”变成了“仗义开释”：曹操率残兵败将窜逃到华容道上，忽见关羽拦住去路。曹操与关羽论起昔日之情，哀哀求告。关云长义重如山，尽数放走了曹军。关羽为报旧恩，不但放弃唾手可得的不世奇功，而且不惜赔上性命。

无论是哪类情况，宋元文学家、艺术家的加工改造都起到了完美关羽“忠义”、“神勇”形象的实际效果，促进了关羽信仰和崇拜的形成。

三、文学艺术作品与关羽信仰的形成

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对关羽信仰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促进和加速作用。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直接定型了关羽的神像，确定了关羽的祭日，提出了关羽的神号

关羽神像早已模式化：面如重枣而多须髯，丹凤眼，卧蚕眉，唇若涂朱，一手执《春秋》，一手捋长须，身旁还有关平捧印，周仓扛刀，或有坐骑赤免马。这神像就是在宋元时期三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定型的艺术像。

关羽在三国时代确有画像。据《三国志》，曹丕“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6]（《三国志·于禁传》）这是有关关羽画像的最早记载，但这幅“关羽战克”画像并没有流传下来，《三国志》也无更多的文字描绘。唐朝五代出现了关羽神像。但唐时荆州玉泉寺供奉的关羽神像没有保存下来，董侹重修玉泉山关庙记》也无神像的描绘文字。后蜀时著名画家赵忠义应敕创作的《关将军起玉泉寺图》没有流传下来，宋人黄修复《益州名画录》对此图的文字描绘亦不及关羽神像本身。洪迈《夷坚志》描写潼州治所西北关云长庙中的神像是“黄衣急足，面怒而多髯，执令旗，容状可畏”。[10]（支甲卷9《关王幞头》）虽然这是迄今所知道的最早的关羽神像描绘，却与今天我们见到的关羽像相差甚远。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关羽神像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依据历史的点滴记载塑造出来的。《三国志·关羽传》载，关羽“美须髯”，有关平、关兴二子，其中关平随父征战，同死临沮。又据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就是说，关羽读《春秋》，面多须，以及关平侍从，皆有史书依本。至于使用何种兵器和侍从姓名，陈《志》裴注中皆无记载。在宋元文学艺术作品中关羽的侍从为周仓，《山西通志》中还有《周仓传》。元人鲁贞《武安王庙记》已有语：“乘赤兔兮从周仓。”[11]（《桐山老农文集》卷1）至于兵器，白马之役“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此“刺”字，当是对剑、枪而言。唐人郎士元诗中亦有“一剑万人敌”之语[12]（《全唐文》卷248《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到了宋元，关公使用大刀被确定，《三国演义》正式给这口大刀定名为“青龙偃月刀”。在元杂剧和《三国志平话》里大刀成了关羽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直接影响到祭祀关羽活动，郝经《重建义勇武安王庙记》记载，庙会的祭关就是“长刀赤骥”。[13]（《郝文忠公集》卷33）

赤兔马：《三国志·吕布传》载“布有良马，曰赤兔”。即赤兔马是吕布的坐骑。《三国志平话》中赤兔马仍为吕布所有。但在元代杂剧中赤兔马成了关羽的坐骑。杂剧作家马致远创作的《般涉调·耍孩儿》曲内有云：“这马知人义，似云长赤兔。”《三国演义》对赤兔马进行了十分合理的处理，即吕布伏诛后曹操将它转赠给关羽，以达到拉拢关羽的目的。从此，赤兔马一直为关羽坐骑。临沮之难，赤兔马绝食而亡。

关羽神像在宋元固定下来。《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国志平话》介绍：“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便生怒恶。”当时盛行的三国历史戏剧中的关羽艺术像与平话完全一致。关羽角色戏中其“穿着”完全相同，即渗青巾，蟒衣，红袍，项帕，直缠，褡膊，带剑，三髭髯。《关云长单刀劈四寇》说，关羽“生的面如挣枣色，卧蚕眉，长髭髯，金盔金甲，骑一匹黄膘马，挈一柄青龙偃月三停刀。”《关云长大破蚩尤》中关羽还被蚩尤称为“红脸汉”。这些三国戏中的关羽艺术形象影响着祠庙里神龛塑像。元末鲁贞作《武安王庙记》云：“乘赤兔兮从周仓。”[11]（《桐山老农文集》卷1）四库馆臣因此责其“引用俚语，殊乖大雅。”[14]（《四库全书总目》卷168）其实，这正是宋元关羽像的真实描绘。

五月十三日是祭奠关羽的传统节日。明清时朝廷和民间都在这一天举行祭祀关羽的活动。至今海外华人仍保留着这一天祭祀关羽的习俗。实际上，五月十三日祭奠关羽也是宋元文学艺术确定下来的。遍检历史文献：五月十三日既不一定是关羽生日，也肯定不是关羽死期。这个祭日纯系宋元杂剧提出来的。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中玉泉寺长老说，关羽一年内享有三祭，即四月八日、五月十三日和九月十三日。这是宋元民间祭祀关羽日子的真实反映。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记》描绘金朝祭祀关羽的盛况说：“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同恕所作巩昌府仁寿山《关侯庙记》中证实，金元时期除巩昌府因特殊原故于五月二十三日祭祀关羽外，其他州县均在五月十三日祭祀关羽。[15]（《榘庵集》卷1）到明清时这个祭日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以之为关羽生日。梁章钜《归田琐记》明确说：“今时以五月十三日为关帝生日。”[9]（卷7《三国演义》）

不仅关羽的神像和祭日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确定的，关羽的许多神号也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提出来的。“崇宁真君”是关羽的第一个神号，研究者误认为它是宋徽宗赐予的，实际上就是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率先提出的。后来剧情被《汉天师世家》和《三教搜神大全》等道教文献编入，造成广泛的误识。事实上，《宋会要辑稿》留下了宋徽宋加封关羽为武惠公、武安王的原始记载，却无“崇宁真君”之封。[16]（《宋会要辑稿》礼20之29）

2.拔高了关羽的地位作用，掩盖了关羽的自高缺点

文学艺术的灵活性使关羽骄矜寡谋的弱点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掩盖，而忠义武勇的优点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彰扬。在宋元文学艺术作品中，关羽的政治地位被大大抬高。在《三国志平话》中集中体现在两处：其一在汉献帝命刘备等人除奸的“衣带诏”上有了关、张二将的姓名，用以突出关羽在匡扶汉室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二，在决定蜀汉皇位继承人时关羽具有一语定乾坤的影响力。刘封为长，而刘禅为嫡。诸葛亮对此不置可否，群臣议论不定。只得遣人到荆州去问关公，而关羽以“立嗣从嫡不从长”一语决定了蜀汉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如此处理的妙处还在于大大减轻了关羽丢失荆州的罪过。刘封闻关羽定嗣之言，折箭而誓曰：“异日此仇必报！”后来关羽被东吴袭击而求援时刘封挟私仇而置国家大局不顾，拒发援兵，导致关羽败死。

在本文所举十三种戏剧中前十一种关羽无疑都是主角，后两种关羽仍是重要角色。宋元艺人着力塑造的关羽形象不仅是一位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儒将，而且是一个法力无边、助国救民的神祇如在《关云长大破蚩尤》中他战胜了其他神将不能制服的蚩尤，因此百姓享祭，朝廷建庙加封。《关大王三捉红衣怪》原本早佚，但据此演化而来的清代京戏中的《关神捉妖》，演书石山风魔洞中九尾仙狐化身美女迷惑少年周德龙，众道士治妖不成反被捉弄，吕洞宾出面请老祖关神下降制服了九尾仙狐。这些神怪戏对关羽形象的再造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关羽信仰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3.增添了关羽的“儒者气象”

不管关羽的神龛造像多么儒雅，历史上的关羽毕竟是一介武夫，没有文字著述传诸后代。各部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官私藏书目录均无著录，《宋史·岳飞传》还明确说：“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这同宋朝“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和社会风气是格格不入的。而当时有关关羽的文学艺术作品正好弥补关羽形象的这一缺陷，从而使关羽允武允文，更加完美。

据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宋元文学艺术作品据此演绎关羽的“儒者气象”，《三国志平话》介绍他说：“喜看《春秋左传》。”杂剧中关羽每每自报门户：“一介寒儒。”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羽儒将风度十足。无名氏《关大王月下斩貂蝉》中关羽夜读《春秋》并从中悟出貂蝉与董卓父子皆为汉室乱贼。宋元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塑造了关羽外在的儒者形象，还为增加关羽内在的儒者气质提供了素材，伪托关羽的著作相继问世。巴郡胡琦编辑的《关王事迹》是这一时期儒化关羽的集成之作，其《序》介绍此书内容时说：“以本传为主”，由神像图、世系图、年谱图、司马印图、寿亭侯印图、大王冢图、显烈庙图、追封爵号图八图和录异、制命、碑记、题咏四门构成，共五卷。明代吕柟的《义勇武安王集》六卷和清朝钱谦益的《义勇武安王集》八篇实源于此。《关王事迹》收录有八封关羽书信，即《上张翼德书》三首，《与陆逊书》一首，《与张辽书》一首，《与曹操书》三首，总计二千余字。但此八篇既不见引注，又不见著录。其中《三上张翼德书》露出破绽。史传皆作“益德”，三国戏曲和《三国演义》称“冀德”。与张飞信中云，“操之诡计百端，非羽智缚，安有今日，将军罪羽，是不知羽也”。此在辩解“华容释操”事，正是《三国演义》的情节。至明清不仅出现了关羽的《忠义经》、《觉世经》，而且在徐州铁佛寺出土了关羽的书画作品，使关羽的“儒者气象”更加突出。

四、宋元文学艺术表彰关羽的社会文化背景

宋元时期为何要大肆表彰关羽？表彰关羽又为何要借助文学艺术形式呢？这是探讨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形成之关系不能回避的两个相关问题。

宋元表彰关羽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安史之乱”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罕见的混乱局面。欧阳修《新五代史序》形容五代政权更替频繁说：“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暴至富贵的五代军阀公然喊出这样的口号：“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为之尔！”[17]（《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赵翼总结出李存勖为晋王时所率一军之中先后出现了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废帝李从珂、晋高祖石敬瑭和汉高祖刘知远五位皇帝。[18]（《廿二史札记·一军五帝》）所以，宋人范俊在《五代论》中说：“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19]（《香溪集》卷8）自汉朝以来历代儒士和君王反复倡导和竭力维护的专制统治秩序荡涤殆尽。

重建封建等级秩序是儒士们的首要任务。士大夫们确信“人主与士大夫共天下”。[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至庆历年间，掀起了一股重整儒家纲常的思想文化潮流。欧阳修重修《唐书》、《五代史》，其主要动机就在于以春秋笔法褒奖王室，激励忠臣。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其意旨即在“尊王攘夷”、“诛乱讨贼”。[21]（《文献通考》）在这股思想潮流中关羽这位历史上的忠义典范自然成为赵宋儒学之士重点塑造的光辉榜样。

北宋时期民族斗争的激烈和正统观念的强化，使表彰关羽的价值取向逐渐从英勇善战转移到恢复汉室上。郑咸在《元祐解州重修关庙记》中说：“谓侯英武善战，为万人敌耳。此不足以知侯也。”郑咸认为，关羽明儒家义利之辨，“抗强曹而助弱刘”，完全出于正统思想的驱使，因“先主固刘氏之宗种”。[22]（《关帝志》卷3）这样，关羽成为一位深明正统大义的儒将，在三国纷争之秋践履儒家纲常伦理，正其义而明其道。

宋室南渡，中原沦丧，蒙元灭金而代宋。政局的变化并未改变表彰忠义的时代思潮。金、元儒士同宋儒一样渲染和增饰关羽的忠勇大节，发掘关羽事迹中蕴藏的忠义精神。金初南涛在《解州重修关庙记》中提出关羽的“忠义大节，非战勇可方”。[22]（《关帝志》卷3）金末郝经在《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中认为，“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于复汉”。[13]（《郝文忠公集》卷33）元末同恕《关侯庙记》颂称关羽，“精忠大义炳如日星，奇功伟烈书诸信史，操百诱而不动，事备千险而不移，其遗灵余音助发人心于无穷”。[15]（《榘庵集》卷1）胡琦编辑《关王事迹》的动机在于表彰忠义，教化百姓，故李鉴在《题刻胡琦新编事迹序》中说，此编“使后之为臣为子者知所竞劝，其系于纲常世道者非浅也”。[22]（《关帝志》卷3）在宋元儒士们的儒化下关羽被美化为忠孝仁义的楷模，纲常伦理的活教材。

关羽作为儒家“忠义”思想学说的践履者，不仅为宋元儒士所注重，而且为宋、金、元朝廷所重。据现存文献资料，追赠褒封关羽始自宋朝。《宋会要辑稿》载：“蜀汉寿亭侯祠，一在当阳，哲宗绍圣二年（1095）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封武惠公，大观二年（1108）进封武安王。”[16]（《宋会要辑稿》礼20之29）关羽本为亭侯，通过宋徽宗的三次加封而迈出了由人到神的关键一步，被宋朝编入《正祠录》，成为国家崇祀的正神。至南宋，关羽又得到两次加封：第一次建炎三年（1129），高宗敕封“壮缪义勇王”。第二次是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加封为“英济王”。[23]（《天府广记》卷9）这两次加封关羽主要是出于政局的需要。高宗在诰词中称颂关羽“肆摧奸宄之锋，大拯黎元之溺”。[22]（《关帝志》卷3）孝宗在制词中盛赞关羽：“生立大节，与天地以并传；没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金、蒙时期对关羽的信仰和崇拜是对宋朝文化的直接继承。金朝虽未给关羽增添新的称号，但宋朝加封关羽的各种称号都为金朝所接受。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设置“镇伏邪魔护安国刹”伞盖，以关羽为“监坛”。[24]（《元史》卷77）文宗天历元年（1328）加封关羽为“显灵”二字，并“遣使祠其庙”。[24]（《元史》卷32）至此，关羽的爵号已达“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十字。

在古代落后的信息传播渠道下儒士著书立说、朝廷褒赠加封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而文学艺术作品对关羽祟拜的形成却起到了学术论著、朝廷褒赠无法比拟的作用。宋元时期的三国影戏、三国小说、三国平话、三国戏剧等对“关忠义”的宣传则是寓爱恶于情节之中，语言生动通俗，情节起伏有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乡民村夫，皆喜闻乐道，起到了表彰关羽的奇效。其中《三国演义》对“义绝”的成功塑造和传播更是无与伦比的，正如清人王侃所说：“《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25]（《江州笔谈》下）

关羽信仰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都不可低估。在国家破碎、民族危亡之时，它总是激励着忠臣义士以身殉国、誓死不二。岳飞在抗击金军南下时以关羽自期，曾说：“使后世史册知有岳飞之名，当与关羽、张飞辈功烈相仿佛耳。”[26]（《金陀续编》卷28）明初方孝孺崇拜关羽，盛称关羽“忠烈”，[27]（《逊志斋集·关王庙碑》）遂能在“靖难之变”中以牺牲十族的代价换以忠臣名节。抗战时期，马少波编成现代戏《关羽之死》，劝导顾全大局，抗日除叛。在和平时期，它又是维持国家稳定、社会安宁的精神力量。这在清朝处理蒙古问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诸部，因与蒙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谊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时以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三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28]（《小说考证·拾遗》）它还是公正廉明的镜子。据刘廷玑《在园杂志》，康熙时河道总督张鹏翮每与僚佐论事，发现略有私曲者，即拱手说：“关夫子在上，监察无遗，岂敢循隐。”若有以私干政，即说：“周将军刀锋甚利，尔独不惧邪！”关羽崇拜也是明清时期民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遍布城乡的庙会就是其集中体现。时至今日，关羽信仰仍有积极的意义，“仁义忠信”的劝导作用与“公民道德建设”应该是相行不悖的。

[1]　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张耒.明道杂志（丛书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　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3.

[6]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钟兆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9.

[8]　洪迈.客斋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6.

[9]　梁章钜.归田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　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鲁贞.桐山老农文集（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2]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　郝经.郝文忠公集（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　同恕.榘庵集（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6]　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7]　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　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　范俊.香溪集（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1]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2]　张镇.关帝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3]　孙承泽.天府广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24]　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5]　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6]　岳珂.金陀续编（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7]　方孝孺.逊志斋集（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8]　蒋瑞藻.小说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