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文论的特质及“当代化”的理论思考

作者：胡大雷
中国文论向何处去?被文论界深深困扰着的这个问题又是与传统文论的“当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论的各种意见中，有两种极端的意见。一是说随着封建主义的退出历史舞台，两千余年之久的传统文论的思想传统与价值规范也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文论处于“失语”状态，所以要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二是把传统文论视为中华民族的神圣传统，认为只需彻底地回到传统文论就可以解决中国文论的问题。这两种意见看似极端对立，但实质指向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问题在于传统文论有没有“当代性”与要不要“当代化”，一是认为传统文论没有“当代性”也就不可能“当代化”;一是认为传统文论不需要“当代化”就可以当代运用了。

对以上意见，我们是不认同的，本文要论证的是，传统文论有无“当代化”的可能及怎样“当代化”，而为了传统文论“当代化”，我们古代文论研究者又要做什么工作，既让我们的传统文论研究更贴近文论史，又让我们的传统文论体现出“当代性”以实现“当代化”。

一

我们所说的传统文论，是指“五四”以前的二千余年的文论，它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中，是时代的产物，无论其针对的问题、论证的方法、使用的语言、思考的方式等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它陆续产生于各个时代，在各个时代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相对现代文论与当代文论来说，它已是历史;那么，它在我们的阅读与理解时，是否与我们构成对话关系，而且在对话中其意义是否有所延续并增殖?它只是让我们在阅读时品味其历史意味呢?还是经我们的解读与分析、阐释后对当代文论仍有某些作用?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传统文论的特质是什么，这是决定传统文论是否有“当代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郭绍虞说:“唐人的诗歌理论，主要有两派:其一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与社会意义，由陈子昂发展到白居易、元稹，一直到皮日休;其一则比较重于诗歌艺术，发挥了较多的创见，并写成专书，由皎然的《诗式》，发展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①其实，岂只是唐代，整个封建社会的诗论，都有如此表现:岂只是诗论，整个传统文论都有如此表现。但是在传统文论中，既有二者相辅相成的例子，如唐代古文运动，重视文章为社会现实服务，又重视文章语言的独创性，能自由表达内容;也有二者两败俱伤的时候，如隋代李谔为使文章为现实服务，提倡以古拙遏制浮华，但画虎不成反类犬，二者都没有得到好效果。也有偏向一面的例子，如南朝梁时萧纲《与湘东王书》称:“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他否认文学的社会现实性，只是提倡文学的艺术性一面。可以这样说，此二者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整个文论史。无论是重于文学的现实内容及社会意义，还是重于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传统文论都体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其表现有二。

首先，传统文论的构成是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的。文论可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二者，对具体文学对象进行分析、研究、评价的，称文学评论，而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与论证，称文学理论。西方文论，评论归评论，理论归理论，二者之间的界线较为明晰，而传统文论不同。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西洋文论“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而传统文论不“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他论证传统文论的目的“不在批评文学作品”，称《文心雕龙》“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如最古的文学家是屈原，最大的诗人是杜甫，注解楚辞和杜诗的专书虽很多，批评楚辞和杜诗的专书则很少。不止对楚辞和杜诗不愿以全力作批评，对其他的作品也不愿以全力作批评”。为支持其观点，他对品评了一百二十多位诗人的钟嵘《诗品》专门作了评述:“但一则他对于作家的褒多于贬，并不似西洋之判官式的批评家，专门的吹毛求疵。二则他的目的似乎也是在借以建立一种诗论，不是依凭几条公式来挑剔他人的作品……就算他是批评专家吧，但这种批评专家，在中国也实在太少了”②。罗根泽又说传统文论“偏于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理论则比较热烈”，他说:“中国人喜欢论列的不重在批评问题，而重在文学问题。如文学观、创作论、言志说、载道说、缘情说、音律说、对偶说、神韵说、性灵说，以及什么格律、什么义法之类，五光十色，后先映耀于各时代的文学论坛。”③但很多人又认为情况不是如此，他们认为传统文论确是五光十色，但却不那么纯粹或专门。所谓不纯粹，是说传统文论提出文学问题时，理性色彩并不浓厚，理论不怎么像理论，他们认为，“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而中国美学则偏于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④。亦有人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⑤

西方人更是如此看待中国传统文论，鲍桑葵说:“许多读者也许会抱怨本书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提到东方艺术，不论是古代世界的东方艺术也好，还是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东方艺术也好……因为就我所知，这种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他又说:“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之所以同进步种族的生活相隔绝，之所以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肯定同莫里斯先生所提出的这种艺术的非结构性有必然的基本联系。”⑥

既不偏重于裁判、评论，又不偏重于思辨、理论，于是人们提出传统文论的形态特点是评论与理论的融和，如张伯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之一在于“中国古代文论，很少作抽象的纯理论的说明。批评家总是将理论批评贯彻于实际批评之中的。指导创作实践，总结创作经验，纠正不良文风，是古代文论著作所担负的主要任务”⑦。他在评论与理论之外又加上创作，评论、理论、创作，构成传统文论的三大构成要素，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批评家提出一种理论，并不对它作抽象的纯理性的说明，而是把它贯彻于实际的作品、作家评论之中;实际的评论也不单单是裁判式的评断，而是为了指导创作，纠正不良文风也是为了提高创作，于是，在裁判式的判断中，提出仍属于理论性质的几条规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现象，某一时代的文论，或从理论出发，经历评论实践，又回到理论形态，那就是指导创作的数条规则;或从评论实践出发，总结出指导创作的理论，又进入评论实践，指导创作的实际操作。比如两汉文论，其理论原则是文学服从于政治、教化，批评对象是作品的题材内容，通过批评方法的运用要弄清作品说了些什么，以政治生活印证作品或以作品印证政治生活，其目的就是对作品作出政治教化的评判，并期望通过批评活动来确定文学创作的方向，即文学服从于政治生活的理论，而其创作又反过来印证了其理论要求，符合其评论标准。

其次，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也体现出整体性的特点。朱立元所谓“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其最明显、最有代表性的评论实践，就是论作品的风格、论作家的风格、论时代的风格时用形象作比喻，这种方法最早出现在晋人李充《翰林论》评潘岳诗的语言（《诗品》引），所谓“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则评风格，所谓“或看翡翠兰沼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前者述词彩鲜妍，后者述笔力雄健。韩愈论诗更喜用惊人的比喻，如其《调张籍》、《送无本师归范阳》都是用奇崛的语言来曲状诗境的沉雄光怪。此后如皇甫《谕业》、敖陶孙《诗评》、是以形评论不同作家的风格;而司空图《诗品》、郭《词品》、姚鼐《与鲁洁非书》则是以形象对各种风格进行探索⑧。
这种“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的体验的描述”，实质上就是传统文论重整体重综合的特点，而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重分类重分析的特点。“直觉”与西方文论重逻辑推理相对立，“顿悟”与西方文论重分析相对立，“对感性的体验的描述”与西方文论重理性推理相对立，如此两两相对立，显示出我国传统文论的思维特点。

二

正是由于传统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的整体性思维特点，使传统文论具有某种开放性。比如说传统文论的范畴体系，其理论指向与诠释具有多义性、衍生性的特点，各范畴之间又互有渗透，因此，范畴的意义有开放的一面。此处举一个例子。在传统文论范畴中，“意境”一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先秦时期，“意”与“境”是分开的具有不同的含义。“意”只是意志、意思的意义，《庄子》和《易传》有“得意忘言”、“言不尽意”的说法。没有美学上“情趣”、“韵味”等含义。而“境”这一词语也只是疆土边界之义，没有“境界”一词的美学意义。汉魏六朝时期，文论家也用过“意”字，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但这里的“意”并不等同于后世的“意境”。“意”与“境”的合用，是在相传唐代王昌龄《诗格》中，所谓“诗有三境”，“意境”相对“物境”、“情境”而用，也不等于后世的“意境”。只有在唐代权德舆《左武卫胄许君集序》一文中“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疏导性情，含写飞动，得之于静，故所趣皆远”的“意与境会”一语，含有意境浑融的意思，才初步具有后世“意境”一词的美学意义，并在宋元明清近代得到进一步开展⑨。“意境”意味的发展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这说明，古代文论的某些范畴具有某种开放性，其理论文本面向未来并对未来有所期待，其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向未来敞开以逐步充实与完善。

又比如对“兴”的理解与解释。“兴”分别为《周礼·大师》“大师教六诗”之“兴”，《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及《毛诗序》“诗有六义”之“兴”。“兴”虽《诗经》，但其义并不由文本单方面地决定，还决定于后世的解释者，后世的理解与解释并不一致，都出于各自的目的而解释不同，都因其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解释。汉人郑玄《周礼·大师》注:“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其解释合乎两汉强调《诗经》美剌的目的。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兴，引譬连类。”把它作为一种手法。钟嵘《诗品》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把“兴”作为其滋味说所能体现出来的艺术效果或审美境界⑩。唐人皎然《诗式》称:“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他所说的比兴，实际是属于意境的范畴，有比兴即是有象外之奇，文外之旨，言外之情，以此区别单纯取象作比喻而不能融境于情的属于修辞范畴的比兴11。“兴”这个例子表明，传统文论中某些部分的文本意义不是由原文本单方面决定的，其文本意义还生成于理解主体与原文本创造性的对话中，这种创造性的对话是受到理解主体的时代所限制的，是受到其个人文论整体所限制的，通过这种对话，后代理解主体与原文本的历史间距有所克服，“兴”实现了某一时代的“当代化”，传统文论也实现了某一时代的“当代化”。古文论家创造性地解读经典的例子很多，又如朱熹解读《诗经》，变汉儒解读民歌的“美刺之说”为“男女相与咏歌”的“淫诗”之说，《诗经》就实现了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12，这也该是传统文论在宋代的“当代化”的表现之一吧。

再从传统文论三位一体的形态来说，由于批评对象的不同即文学创作形式的不同，其评论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当然，其理论也就各有重心所在，其中不少是属于原创性理论。从传统文论的形态发展来看，它由先秦时期的文、史、哲不分家中的片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专文、专著，到唐代的诗格，到宋代诗话词话，到元明清时的评点，其形态的不断变化表明传统文论在不断超越自身。

那么，传统文论的理路是什么?其理论形态是什么?我们认为，传统文论的理路应该是“实践”，或者说其理论形态是“实践理路”，这也就是说，传统文论强调文学理论只是整个文学活动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纯思辨的理论活动，不能在文学活动实践之外找到立足点，其理论理性是从属于实践理性的。传统文论思考文学问题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践，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文学世界不是采取静观的态度，不是采取站在文学世界之外的沉思冥想。从反面的例子来讲，晋时崇尚清谈，乃有嗟叹清谈之美，“不辨理之所在”的情况（《世说新语·文学》），后人欣赏其风度，却不欣赏其实质，批评为清谈误国，这种纯粹理性思辨，不是古人所崇尚的。

实践按其定义，是一种能动的现实活动。作为一种理论，传统文论的精神实质是现实性，这从许多传统文论著作开宗明义谈到自己的著作是针对现实而作就可看出，如刘勰《文心雕龙》，其自称当代“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这样的例子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传统文论范畴的开放性，古代文论家对经典著作的创造性解读，传统文论形态的不断自身超越，其实践理路强调与现实相结合，这可说传统文论自身是具备实现“当代化”的可能性的。如何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这就看我们当代人自身是如何努力的了。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族文化传统有了某种隔断，传统文论也包括在内;当时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就是作为对传统文学和传统文论的一种克制出现的，是在已经解体的封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文论丧失了某些功能的情况下作为它的替代物引进的。我们在前文说，传统文论自身内部具有开放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因素，那么，一般认为五四时期传统文论只有隔断而无延续又怎么解释呢?其实，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人们经常举这样一个事例:虽说五四时期是一个全面抨击传统文化的时期，但人们在对多种多样的西方潮流进行选择时，包括传统文论在内的传统文化常常是暗中左右选择的重要因素，例如周作人在读到西方表现理论时便会自然联想起“诗言志”，茅盾在读到有关社会背景与文学关系时，就会自然联想到儒家的《诗大序》13。这个例子表明，即便在大动荡、大抨击中，在似乎是一概否定传统文论的思潮高扬之时，对传统文论的理解主体来说，其身上所有的传统文化、传统文论的因子，并不是像物体一样想拿掉就可以拿掉的，对外来文化、外来文论的汲取，也不是像物体一样想放进去就可以放进的，这种抛弃与汲入亦有其规律可寻，这一方面要看理解主体自身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程度如何及接受如何，另一方面又要看其所做出的选择是否符合整个社会的走向、是否符合传统文化自我超越的走向、是否符合传统文论自我超越的走向。
另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文论家在移植与解释西方现代主义运用最多的概念如“象征”、“意象”、与“隐喻”、“暗示”时，常常与传统诗学中的“比兴”手法相融通，这就是传统文论在暗中支配人们对新的外来的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是“比兴”范畴开放性的表现。“比兴”历来就处于一种意义转换中意义有所增殖的状态，如今现代主义的概念的加入，人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比兴”这一范畴就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这正是传统文论自身具有某种开放性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个例子是，“五四”时期对“文以载道”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批评家并不因此而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关键问题是“道”的重新定位，否定封建的“道”，而提倡文学“载”新时代的“道”。在当时，赞成现实主义的作家文论家提出“为人生而艺术”，拥护浪漫主义的作家、文论家提出“为人生而艺术”，对立之中的一致性在于，都着眼于文学的目的与作用，都提出“文”总要有所“载”，这也是传统文论在暗中支配着人们在范畴方面的价值选择14。

假如说上述例子都是属于传统文论的巨大惯性在暗中支配人们的选择，它只表明传统文论中开放性、自我超越性的力量;那么，五四时期还有文论家主动选择传统文论中的某些东西来对抗传统文论的情况。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明末反传统思潮联系在一起，有意识地到传统中去寻找新变的种子，为现实的变革寻找一种历史的依据15。这表明五四时期的文论家已有这样的认识，以对现实的清醒的认识与洞察，做出了彼时传统文论“当代化”的努力。

五四时期是激烈反传统的时代，尚且有如此的传统文论“当代化”以建设新文论的表现，可是由于社会动乱等历史原因，这种“当代化”的比例较小，也未有较为充分的展开，但是，这种情况已经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给我们树立了一定的自信，即传统文论的“当代化”是具备可能性的。

四

传统文论“当代化”的路径在哪里?其如何实现“当代化”?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即我们要继承的是传统文论的精神。传统文论付诸文字、写在文本里的那些有形的理论，是针对其所处时代提出的，是有特定的实践针对性的，就不能不受到历史和认识条件的局限，具有相对的性质。至于传统文论的精神，那些超越时空局限、具有普遍指导的内容，包括其所运用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开放性以紧密联系现实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路的精神境界，虽然未直接体现在字面，是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我们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并非照搬其范畴、话语去解决当前的文论问题，那将会适得其反，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让我们变得像遗老遗少般贻笑大方。

因此，实现传统文论“当代化”，除了对中国社会和当前中国文学现实的本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与判断外，还要发挥传统文论中特有的开放性与现实性精神，以创新的态度延续与增殖传统文论的内涵，对于后者来说，就是认真解读与仔细领会传统文论，企望能够从它与当时实践的特定联系中去领会它所蕴涵的普遍性内涵。具体来说，我们的工作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应该改进我们的文论史研究，加强我们与传统文论的对话。当前，我们的文论史，或以人为单位，或以问题为单位，还是文献学的文论史。以专人的叙述为主，全力笼括该人的所有文论言论，解读分析;以问题的叙述为主，全力笼括该问题的所有论述文字，解读分析。这种文献学的文论史，以详尽的资料与忠实于原著的解释，是在还原与复制历史，避免了主观随意解释古人的弊病，但文献学的文论史，也泯灭了我们立足当代的旨趣与视野，扩大了我们与传统文论的历史间距，传统文论终于成为历史。如何突出传统文论在特定实践段落中特定的含义以表现与彼时当代现实的特定联系呢?即彼时传统文论的“当代化”如何呢?我认为，应该强调“单位”意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提出历史研究的单位这一问题，其《历史研究》的《绪论》就专论“历史研究的单位”，他认为，所谓单位，就是“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他又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有其“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界限”16。比如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伊本·卡文敦《通史》提出“人类社会”，古罗马奥古斯丁《论天国》提出“宗教”，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历史哲学》提出“民族”，现代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文化”，而汤因比提出“文明”等等。所谓“单位”，其自身应该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内在构成的诸方面都自成段落，即时间、空间，还有能够自行说明的问题。我们借鉴历史研究的“单位”意识，把它转换称之为文学批评模式，这首先就是一个如何按照当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现实发展来整体性阐说与论述文学批评史的问题，阐说与论述其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也就是说，某一时代的某种观点是如何提出来，又是怎样经历了批评实践，又是如何回到指导创作的某些理论的总结;或者某一时代是如何从评论作品的批评实践出发，总结出指导创作的理论，又如何回到指导创作、批评作品的实践中来。这就是文学批评在某一时代自起始至结束的过程，它自身走完了一个圆圈又将踏上新的历程，我们把这一个个自足的过程称之为文学批评模式。文学批评得以实行，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批评对象的确切、“理论原则”的坚强、批评方法的选择、批评目的设立以及如何实现期待中的批评效果，上述诸因素构成了某一时代的批评模式。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批评模式，表面上看，每个时代的批评模式都是以“理论原则”为核心组成的，实质上“理论原则”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目的、期待中的批评效果构成为一个整体，是相互作用着的，任何要素都不可能脱离整体而独自有所改变，每一时代的批评模式是文学批评发展至某一阶段的自身必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批评家顺应了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必然，又推动着某种批评模式的出现并竭力使之丰满与完善，并期待因其批评的全面展开来实现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规范。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旧的批评模式或许不曾过时，但它已不为时代所热切关注，或许它已经过时，其整体或部分已不适应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乃至成为阻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桎梏，于是人们更有迫切愿望寻求、建立新的批评模式。新的批评模式取代旧的批评模式而占据主流地位，它会在汲取旧的批评模式的某些要素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旧的批评模式或消亡，或仍与新的批评模式共存，被有些人使用着;或有人使用别的批评模式，但这些都不妨碍占时代主流的批评模式的运行。可以这么说，一部文学批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寻求批评模式的历史。

这样，就把以往文论史单纯描述现象和记叙历史转向对理论模型的研究，把各个表面上不相关联的原理、范畴、演进过程等等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勾画出来了。于是，为建构传统文论的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并期望通过如此整体性的论述，揭示出过去时代传统文论是如何实现彼时的“当代化”及具备“当代性”的，为促使传统文论“当代化”以构建当代文论提供一种借鉴或范例。

其次，在与传统文论对话的同时，坚持与生活实践的对话。我们只有具有对中国现实文学活动本质的洞察，才会有理解传统文论进而挖掘与发挥其“当代性”的立足点，对现实文学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资料的系统学习和掌握应该是同步的，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在与现实文学生活实践的对话中，才会发现当代社会这一特定实践中的文学问题，在把握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质和研究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我们的传统文论，在每一个时代都提出过特定实践中的原创性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生生不已;传统文论实现“当代化”的关键之一，也就是能否就当代社会这一特定实践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

再其次，就是与西方文论的对话。应该看到，解放以后我们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与结合在某些方面曾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传统文论强调从政治、伦理诸角度来展开论述，而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二者在这方面的某些重合，使我们的传统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某一时间内有着通畅的对话与某种程度的结合。这是我们传统文论与外来文论对话的成功例子，在这种对话与结合中，丰富了我们传统文论的内涵，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涵，相得益彰。当然，上述情况只是传统文论构成之一，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关于文学本身建设方面也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如典型理论，虽然在一段时间我们有盲目的依从一面，但如今我们亦能提出其适用的范围及某些不足之处。

与西方文论对话的第二方面是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用西方文论的某些观念和话语来生搬硬套阐释我国诸种文学现象，当然是不可取的。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应该是我们与西方文论对话的榜样，比较其异同，以西方的智慧弥补我们的传统文论的不足，寻求能帮助我们创造原创性理论的东西，结合我国的特定实践使西方文论与我们传统文论有一种结合。

传统文论要实现“当代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除前述面临西方文论的挑战、面临与马克思主义更深切对话的挑战外，我们更面临着当代社会对传统文论自身的挑战，举一个例子讲，即便是传统文论整体性的特点，在西方深受关注，但我们亦应看到与整体性相对立的分析就在向整体性提出挑战，随着社会的发达，分析的优点越来越被深受传统文化整体性特点熏染者所赏识，分析也在现实的文学批评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其实，在深刻分析的基础实现整体性，有时我们的前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当刘勰对作家风格提出自己的判断时，如《文心雕龙》的《体性》篇、《才略》篇所论，这些结论是以整体、综合的形式出现的。但刘勰是怎么得出的整体、综合的风格结论呢?一是运用“见异”的批评方法，“见异唯知音耳”，“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他说鉴赏与批评的关键就是要看出作品的卓越精彩之处，“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嘹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见异“是个“深识鉴奥”的工作，是需要下大气力、下大功夫的事（《知音》）。由“见异”，刘勰得出了《上林赋》“繁类以成艳”（《诠赋》）、贾谊“文洁而体清”（《体性》）之类的结论，谁说这有思辨性?谁说这不是即兴、印象或随感呢?谁能说这不是整体、综合的一种阐述与结论呢?但刘勰又有“六义”、“六观”、“三准”等批评过程与批评标准，可见他也是对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解析的，只不过他未把解析的过程一一叙写出来，而只是直接把结论写下来。讲求整体性的传统文论尚且如此注重分析，我们继承传统文论，促使其“当代化”，怎能不在这方面加强呢?

文化有继承性，文论有继承性，传统文论在古代深入实践生活，起过积极的作用;传统文论实现“当代化”，是建立当代中国文论的基础。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潮之中，此时此刻，中国文论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机遇，我们一方面要认真清理、解读、分析前人留下来的丰富的传统文论的遗产，一方面要立足于当代社会的旨趣，以洞察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眼光促使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论的建立与成熟，使其在深入当代文学实践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完成这重大的使命，真正实现传统文论的自我超越，真正实现传统文论的“当代化”，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我们的传统文论前途无限，我们中国文论前途无限。

注释

①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②③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14-15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叶朗对他人观点批评时所引用的。

⑤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⑥鲍桑葵《美学史》2页、3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⑦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159-160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⑧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32页。

⑨参考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254-259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⑩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9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84页。

12见莫砺锋《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131415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版。

16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1页、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