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缘何能赋诗？--兼及山水诗的形成

作者：刘 强
一

说起中古时期的“曲水赋诗”，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与特定环境相关的文化现象，即先秦的“登高赋诗”传统。“登高赋诗”本来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在交接邻国时，登上高高的台阶、升堂入室开展外事活动的过程中，援引《诗经》诗句以应对酬酢、伸发志意、展示才学的一种特定礼仪，《诗经》毛《传》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赋诗”——实际上是引《诗》——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的一种必备素质和能力。后来，“‘登高’一词于汉末进入了文学领域，魏晋之后更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习俗”。（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49页）文人们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大自然的美景与个人心志神交冥会，极易激发诗情。曹操的“登高必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陶渊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诗之二)，都说明了创作意愿的萌生与“登高”的特定关系。不过，这时的“赋诗”已经不是引用诗句，而是一种真正的文人创作了。

自然环境对人的情绪心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登高”如此，“临水”也同样，而且二者常常共同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萧子显《自序》也说：“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就是将这两种人类活动引起的文化反应等量齐观了。如果说，“登高赋诗”传统经历了一个由庙堂仪式向民间习俗渐次转化的过程，那么，“曲水赋诗”现象则相反，它先是民间信仰和习俗的派生物，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最后被帝王和贵族所提倡，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

“曲水赋诗”的民俗学背景是复杂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周礼·春官·女巫》说：“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意谓以香熏草药沐浴。”应劭《风俗通》：“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韩诗》也说：“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论语·先进》所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的就是这一习俗。另据《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意起于此。”帝曰：“若所谈，非好事。”尚书郎束晰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按《晋书·束晰传》亦载此事，文字略有异同。)

可见，“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风俗与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子孙繁衍的由衷渴望。作为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和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代代相沿，时间、地点以及祓禊、游戏活动的仪式和道具，皆有约定俗成的规制。时间一般在我国传统的“上巳节”。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同拂）除祸灾，祈求吉福的节日。汉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三月初三，从《西京杂记》第77条“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的记载来看，甚至祓禊的仪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进行。魏以后则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为巳日。《宋书·礼志》记载：“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柸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后来，“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节”的代名词。

二

从文献的记载看，三月三的曲水春游，是非常热闹的。晋成公绥《洛禊赋》载：“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不仅民间老少咸集于水滨，帝王贵族也都车马辐辏络绎不绝地赶来，以示“与民同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吕后曾于上巳日在灞上举行祓禊典礼。汉末时，袁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仪，也曾在“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后汉书·袁绍传》)。晋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为收拢人心，“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王）敦、（王）导及诸名胜皆骑从。”（《晋书·王导传》）这些都说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民间习俗的重视。

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汉代的节日，始终笼罩在一种宗教化的神秘氛围中，几乎所有的节俗活动均为媚神、娱神而设，故而节日的气氛是庄重而压抑的。魏晋以来，世积乱离，生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潮就在时代文化的领导和弘扬阶层——士族分子中间广为流行。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思、寄托情怀、肆意玩乐的集中时段。禳灾去秽的上巳变成了高朋聚会、游戏水边的佳节良辰，而岁末逐疫的大傩也变成了闹哄哄的假面舞会”。（张承宗、魏向东《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对水的崇拜渐渐被一种“戏水”、“玩水”的心理和风气所取代。在水滨畅游时，节目自然很多，或执兰沐浴，或“张乐于流水”，或“曲水流觞”纵意酣畅。

不仅如此，据七世纪初的杜宝《水饰》记载，三月三日，还有大型的民间文艺演出。当时的新城（洛阳附近）热闹非凡，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观水饰”。演出的剧目自“神龟负八卦出河”以迄“长鲸吞舟”共有72势，皆是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演员为长二尺许的木人，“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木人奏音声，击罄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场面很是壮观。（《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六引《大业拾遗》）梁庾肩吾“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庾肩吾《三月侍兰亭曲水宴诗》）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

民间的情况是这样，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样更多。正如《韩诗章句》所说的，三月上巳，于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详，“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于是，在俗众的游戏之外，又多了两个节目，那就是清谈和赋诗。《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问济曰：‘昨游，有何语议？’济云云。”）

根据刘孝标注释中“解禊”一词，可知这次请谈聚会当是“三月三”这一天的事。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与朝歌令吴质书》）的描述。这里的“高谈”，也可理解为早期的请谈活动。

比之曲水之滨的请谈高论，“曲水赋诗”活动开始的还要早些。它跟汉末魏晋时期，伴随“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文人诗创作勃兴紧密相关，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水”在中古时期已经和“赋诗”活动密不可分。曹丕《与吴质书》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文选》卷四十二）石崇《金谷诗序》：“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这里，酒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但“觞酌流行”当然也离不开曲水环绕。王羲之在《三月三日兰亭序》里说得更明白：“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后来，“曲水流觞”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风雅典故。 
三
如果说，诗人文士们在曲水集会上“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还是一种兴之所致的自然抒发的话，那么后来流衍而成的“三月三日曲水赋诗”现象，便成了一种官方发起的、人为的创作活动，因而带有“应制”色彩。颜延年《应诏燕曲水作诗》注引《水经注》云：“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引流转酌赋诗。”裴子野《宋略》记载此事说：“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文选》卷二十）帝王将相大摆曲水宴，诗人名士争写曲水诗，这种应诏赋诗的情况在整个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诗”、“上巳诗”或“三日诗”这样一种独特的诗题。今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曲水诗”，约有一百余首，而实际的数目应该远不止这些。
由于带有某种例行公事的成分，“曲水赋诗”活动的游戏性质和程序化痕迹均较明显。《世说新语·排调篇》载：“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而“不能者罚酒”在兰亭集会上早已出现。王羲之《临河序》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世说新语·企羡》刘注引）在作诗过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学校的考试。如果作弊，甚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险。沈约《俗说》里就有这么一则故事：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王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太平御览》二百四十九引）

不仅写作的外部情况如此，就是诗作的题材、意象、词藻和主题等，也都带有程式化因素，读来难免千篇一律，鲜有新意。比如，诗歌多有“兰觞”、“蕙肴”、“绛枣”、“素卵”、“玄醪”、“醉鱼”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一种“公宴诗”，大部分曲水诗题材雷同，为文造情，有的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如《文选》归入“公宴”类的颜延之四言诗《应诏燕曲水作诗》等）。但这类诗又与一般公宴诗不同，因为特定的时令（春三月）和特定的环境（曲水边），曲水诗在模山范水、写景状物方面，确有可取之处。如西晋张华《上巳篇》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玉辂扶渌池，临川荡苛慝。”潘尼《三日洛水诗》：“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沉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这些写景的诗句，读来颇有几分山水诗的味道。被钟嵘称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他的《洛禊赋》更是笔触繁复，情景交融。而张协的诗歌，则为后来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所取法。（参见钟嵘《诗品·上品》评谢灵运语）而且，谢灵运也写过《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等曲水诗，与他齐名的颜延之更是此类应制诗的行家里手，他写的曲水诗约在十首以上。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句话历来被作为山水诗摆脱玄言诗而自立的明证。作为对时代风气和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玄言诗和山水诗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一种诗体或诗型。既是题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再则，老庄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个事物的内外两面，是主（意识）、客观（存在）意义上的有机整体，更不能强分轩轾。从某种意义上说，玄言诗本来就是诗人文士“固以玄对山水”（《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孙绰《庾亮碑文》)的产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的原因。通过对曲水诗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玄风独振的两晋诗坛，以反映岁时景物为主的曲水诗，反而成了摆脱玄言束缚的一个隐蔽信道，尽管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有些曲水诗往往也会带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面孔。

东晋王羲之在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发起的著名的“兰亭集会”，请来的41位名流雅士，不少就是所谓玄言诗人，可以说是一次玄言诗会。王羲之的两首《兰亭诗》说“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本身就是玄言诗。这说明，曲水赋诗活动原本就与玄言诗的创作有直接关系。耐人寻味的是，最著名的玄言诗人如孙绰，他所作的《兰亭诗》二首，竟然是纯粹的写景诗而较少玄言味。其中一首五言诗如下：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他的另一首《三月三日诗》（四言），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曲水诗”大部分是公宴时所创作，但有的却可以当作山水诗来读。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就被《文选》归入“游览”一类。而同样被《文选》收录的沈约《三月三日率而成篇》诗，已经是一首成熟的山水诗了。

当然，我们无意抬高曲水诗的诗学价值，但对曲水诗这样一种诗歌题材，也的确需要从民俗学之外的角度加以审视。从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角度看，由于“登高”和“临水”都是创作主体亲近自然、观照自然、融入自然的有意识的艺术活动，所以它们对后来的山水诗的影响，不容低估。

四

上文说过，曲水赋诗现象源于上古的巫祝习俗，与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从民俗学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文化追溯。现在，我们可以把话题展开：当曲水赋诗由特定礼俗演变为日常的创作场景时，其间有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基因？对水的咏叹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它的哲学依托何在？我们先来看沈约《俗说》里的一则记载：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谢益寿见诗笑曰：“青溪之曲，复何穷尽？”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曲水”与“赋诗”已经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体，对文人的文化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绝非仅从“三月三”这一特定岁时习俗那里，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释。换句话说，曲水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它对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是永恒的，不必定在上巳节才心血来潮。事实上，无论从哲学上还是文学上说，“水”都是一个带有“元素”意义的命题或母题。

作为“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管子·水地篇》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成岁而止。”这种将水视为宇宙生成之原动力的看法，是一种今天看来都很高级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对水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先秦哲学家还将水人格化——所谓“君子比德于水”——并赋予很高的道德伦理内涵。连“水利”一词，也是对水的作用的辨证关系——“水之为利害也”——深刻认识的产物。(参见李云峰《水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古代思想家对“水”的这些哲学阐释，为我们理解远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在文学史上，对水的咏叹与描摹也是其来有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注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中国文学的“叹逝”主题由此而生。陆机《叹逝赋》开篇即发此咏叹：“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孔子还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于是，“君子见大水必观”。(刘向《说苑·杂言》)这种“君子见大水必观”的思想意识，实在是“咏水”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生动注脚。

“叹逝”主题之外，流水的逶迤远逝还极易激起乡关之思，因而又与“乡愁”主题发生联系。屈原《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王逸注“临流水而太息”说：“念旧乡也。”宋玉《九辩》亦云：“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皆为其证。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有“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李善注曰：“言己牵于时役，未果言归，临流念乡，已结莫从之怨，而以侍宴暂欢之志，重叹飞蓬之远也。”(《文选》卷二十)这里，“临流念乡”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主题。

由于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我国古代与水相关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就相当之多。有“水赋”（如王粲、曹丕有《浮淮赋》、东晋王彪之有《水赋》）、“水赞”（郭璞有《释水赞》、戴逵、庾肃之有《水赞》）以及各种题目的“咏水诗”，更不用说还有洋洋洒洒一部《水经》。“曲水诗”的流行放在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非偶然。“曲水赋诗”现象从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的演变，其实是传统“咏水”主题洗尽铅华的再度复归，是小小的支流汇入了大海。只是，这一复归搀杂了更多岁时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节气渐渐凝固成为一种诗题。尽管如此，“咏水”文学的“叹逝”、“怀乡”主题还是在“曲水赋诗”活动中被强调。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正是在“叹逝”的情怀中注入了一份晋人特有的达观。

六朝以后，“三月三日曲水赋诗”依然是文人的雅好。像沈约那样在“三月三日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岁时文化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唐代，这一活动在文人间更为流行，曲水诗也便脱离了公宴背景而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总之,“曲水赋诗”现象有着丰富的的文化蕴含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它揭橥了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于艺术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通过民俗等外部文化机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题材的规定性，曲水诗对自然环境和岁时景物的细致描摹，较早地展现出后来的山水诗的某些品质。尽管这一类诗歌带有明显的应酬色彩，因而难以产生杰出的作品，但作为“诗可以群”的一个“活标本”，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生态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双重影响，还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