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应箕(1594—1645),始字风之,后更字次尾,号楼山,南直隶贵池兴孝乡(今安徽石台县)人,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明史》载:“善今古文”,又操持选政,其言论风旨为时人所重,影响深远。
桐城派以文名世,是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地域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晚明时桐城已成为上江文化重镇,然而桐城以经学名世,在上江地区,艾南英、吴应箕以文名世,而艾南英被复社诸子所排斥,可是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诸子有广泛的交往,其影响也就不可小觑。以此而推,他与清代戴名世、方苞所开拓的桐城文派有没有关系自然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了较为清晰地揭示吴应箕对桐城派的影响,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吴应箕与桐城派先辈们的交游
吴应箕与桐城诸子的交往是广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639年的一次聚会。“崇祯己卯正月,予应科举试于郡城,时安庆就试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数人,皆夙昔日游好也”(《楼山堂集》卷十六《池阳郡邸分韵序》)[1],吴应箕请方以智代为征客,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诗酒唱和,参加者有十五人,即赵又汉、周农夫(一作“父”)、方尔止、吴子远(方以智之舅)、方密之、邓简之、吴鑑在、左子直、钱幼光、左子厚、张濬之、刘臣向[2](469-472)、罗季先、刘德舆、刘仪之。集诗二十三首,吴应箕为之作序,提出了“志以言白,聚以志起,时以聚得,而素以时征”,强调“志”的重要性,表达了“雅颂久不作,周道今已东。我生困行墨,忧思日忡忡。”希望诸子们“毋为今日聚,而忘起沛丰”(《楼山堂集》卷二十二《池阳郡斋集桐城诸子分韵一东》)。接着在这一年春,由吴应箕起草的《留都防乱公揭》,经过了半年多争论之后,终于公之于世,署名于上的有:桐城方文、周岐(字农父)、左国林(字子直)、左国材(字子厚)。因这一年他与桐城诸子的交往较集中,我们以此作为考察基点,就显得较为方便。下面我们就将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予以介绍。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明季四公子之一。1633年,就试于南京时结识吴应箕,并主盟吴应箕与刘城开创的国门广业社。1634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同为复社巨子,在复社活动中接触颇多。吴氏集中《方密之以智画天柱峰图相赠作此还答》(《楼山堂集》卷二十三)、《将去吴门方密之赠诗书扇答此》(《楼山堂集》卷二十五)。
方孔炤(1591—1655),字潜夫,号仁植,即方以智之父。崇祯十一年(1638年)被任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吴应箕为之写下《与方仁植中丞书》((《楼山堂集》卷十四),吴氏集中还有《赠尚宝方潜夫孔炤》(《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一首七言律。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初名孔文,方以智从叔,青少年时与方以智同学友伴达14年之久。方文以诗名世,其诗“朴老真至”。吴氏集中有《送方尔止文赴安庐蔡宪副之招》(《楼山堂集》卷二十四)、《将往无锡答方尔止诗言别》(《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二首。
孙临(1610—1646),字克咸,后改字武公,明诸生,方以智妹夫,《明史》二七七卷有传。孙临工词赋,著作盈尺,喜谈兵,后弃儒从戎。与吴应箕交往密切。吴氏集中有:《赠孙克咸临》(《楼山堂集》卷二十五)、《赠孙克咸并序》(《楼山堂集》卷二十六)。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又字幼光,自号田间。先为阮大铖阴主之中江社成员,1633年冬,方以智从南京回乡,为其带来了新的讯息:“三吴举复社,辨别气类,与朝局相表里。若某之流,皆在所摈。……吾辈盍早自异诸?”[2](469)于是脱离中江社。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藏山阁诗存》、《藏山阁文存》、《田间文集》等。他不仅是桐城诗派的创始人,也因其古文的创作实绩和生活的时间跨度大,影响了几代桐城士子,也是桐城由专注于经学研究开始转向热衷于古文创作的关键人物。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八说钱澄之:“论诗文精妙,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至当而不可易,洵后世学人之龟鉴。”,张舜徽先生在《清代文集别录·潜虚先生文集》中也说:“桐城经学文章之绪,开自钱澄之。”
潘江,字蜀藻,号木厓。小钱澄之七岁。少即天才隽妙,博览群书,10岁试文郡邑,群士推为神童。钱澄之说:“及其以诗文交于予也,年正壮盛,方以全力攻制举之文,而讲求用世之学,诗外其余事耳。”然而潘江“以诗文称于世者30余年”[2](268),著有《木厓集》、《木厓续集》,辑有明代以来的桐城籍诗人之诗的巨著《龙眠风雅》和《龙眠风雅续集》,真正实现了桐城由重经向重文的转变。在吴氏集中有《潘蜀藻序》,文中语气透露出前辈对后学的指导鼓励之意。
与吴应箕交往的桐城名士还有很多,我们只能选择了一些与戴名世、方苞有联系的名士作一点介绍,并企图借此来展开论述。
前四位是方氏家族中人及其姻亲,是方苞的长辈。虽然方苞出生于南京,但明末桐城之变后,方氏家族多迁于南京,吴应箕的《留都见闻录·时事》就有记载:“桐城自甲戌乙亥后,巨室尽家于南。何相国以元老客居而门庭安静,都人咸诵之。其余,方仁植中丞、方坦庵太史、孙鲁山给谏皆为时名人,而悉家于此又数姓之兄弟子侄,文采风流炤耀京邑,他方流寓者所不敢望。”[3]吴应箕长期寓居南京,与他们的交往也较多,再说方苞的祖父方帜与方以智、方文、孙临年龄相仿,相互的影响是必然的。而方帜学行给方苞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大父马溪府墓志铭》中说:“少时以家贫迫生计,未得时依大父,及冠后,从钱饮光、杜于皇、苍略诸先辈游,始知大父文学为同时江介诸公所重。”[4](189)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方苞的父亲方仲舒也与钱澄之、方文也有往来,常相唱和。[5](58)
钱澄之对方苞的影响是直接的。方苞在《田间先生墓表》中说:“苞未冠,先君子携持应试于皖,反,过枞阳,宿家仆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门而入。先君子惊。问曰:‘闻君二子皆吾辈人,欲一观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为不宁者久之。因从先生过陈山人观颐,信宿其石岩。自是,先生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语连夕,乃去。”[4](132)作为桐城遗老,这样关心后辈的成长,对后辈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潘江家中藏书颇多,又奖掖后学。戴名世说:“里中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中多藏书,余往往从借观,因师事之。”[6](117)对戴名世影响较大。
这些人与吴应箕有着相近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从年龄上说,除方孔炤之外,吴应箕比他们要长16岁以上,加上方氏、钱氏诸子均是复社成员,而吴应箕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成名较早,自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再说方氏、钱氏诸子中虽也有文名,但都致力经学,不象吴应箕以文名世,而且以教书选文为生,对文章有深入的思考,有更为系统的理论。又因吴应箕操持选政,陈肇曾《吴楼山先生遗集序》云:“自次尾科牍出,天下翕然,奉之为珪璧指南,至有不以名列天衢为荣,以文入选者贵于凌高梯而被丹黼。”(《楼山堂遗文》卷首)所以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虽然说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就文学思想来说吴应箕对桐城诸子的影响可能要大些。
二、吴应箕的文学思想与桐城派文学思想的关系
如果说从吴应箕与桐城诸子的交往来探寻他对桐城派的影响,由于资料的缺乏,还不能让人信服,但是从文学思想的传承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反过头来看前面的论述,我们就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吴应箕对桐城派的影响。
从学术祈向来看,吴应箕认为为学宜由史入经,考经于史,“廿一史者,六经之梯也,虽未能由源及流,溯流以穷源,此或亦读书之法耳”《楼山堂集》卷十四《复杨维节国博书》),即指明为学之路径。重要的是吴应箕还将史与文联系起来,“世有能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治经史以为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为韩欧所呕弃者乎?”(《楼山堂遗文》卷一《黄韫生制艺序》),这种实学路径不仅使文章内容充实、观点稳实,而且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学习者易于上手。方苞的“义法”说从史法而来,虽说其直接受万斯同“事信言文”思想的影响,但万斯同的老师黄宗羲则明显受过吴应箕的影响。吴应箕将史法引入文法无疑启发了后人,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所阐明的为学途径就与此相一致,他的“义法”说可以说是沿着这条为学之路而演绎归纳出来的理论主张。
从对时文与古文的态度来看,戴名世、方苞与吴应箕都时文与古文写作的高手,在对待时文与古文的态度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吴应箕说“韩欧所谓时文者,……非若今之制举,义本王者之制,以发明圣人之蕴。娴于制则下者皆可进取,而由以探测经传旨趣,虽终身事之而未能尽也。……向使居今之日,则明道者莫制义若也,敢自鄙弃为不足学哉?”(《楼山堂遗文》卷二《陈百史制义序》)虽然他推崇时文,却能很清楚地看到时文在士子们的眼中是“得之则弃”的仕进工具,投机不仅使士子背心操不然之说,不再从国家功令、圣贤理道上去发明,而且背心竞法之弊日甚,所以他主张以古文来改造时文,提出“上下圣贤以研理,出入古今之文以行法”改革措施。虽然戴名世和方苞都反对时文,却一致主张以古文来改造时文,戴名世说:“其所为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然则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6](89)方苞也说:“吾友雨苍善言古文,……一日,以时文数篇诣余,余责以敝精神于蹇浅。”然而看了以后大为惊诧:“噫!孰谓时文而有是乎?即以是为雨苍之古文,可矣。”[7](8)特别是他们都有时文选,为别人的时文作过序。吴应箕作为明末房牍选名家,士子常因其一言而名扬士林,钱澄之、潘江等人自然会受到其影响,戴名世、方苞研究改革时文之弊,不能不研究以前的时文理论,方苞在乾隆元年(1736)还奉命选编有明及清大家四书制义的《钦定四书文》,作为天下举业准的。这本选文的《凡例》中方苞对明代时文的分期问题就吸收了吴应箕“文章之法肇始于洪、永,详于成、弘之间,莫盛于庆、历初年,即莫敝于万历末季。”(《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的观点。
从文学理论体系来看,吴应箕提出了“理体”说,以“理”、“体”为基石,以“气”来贯通“理”、“体”,视“清洁”为至境。钱澄之也提出相似的观点:“理也者,气之源也,理明而气足,气足而法生。穷理御气以轨于法,文之澜所由成也。然则所为持者,非有澜以待持,乃持之以为澜也。是宜治其源也:本之六经,以研其精;稽之传注,以晰其微;博之诸史,经广其识;辅之百家,以尽其义。如是,而理得焉,而气至焉,而法备焉。”[2](240)强调了“理”、“气”、“法”三者兼备。在理论上没有突破,没有达到吴应箕的理论水平。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受了吴应箕的影响,但是作为小吴应箕19岁的应试的士子,对选文名家吴应箕文章理论,特别是时文理论是没有道理不熟悉的。戴名世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追求精、气、神三者浑一,但系统性不足。而方苞提出的“义法”说,有人说它“是对我国古代古文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它跟以前的各种文派的理论主张相比,具有‘兼收众美’的集大成之功。”[8](120)实际上在明末已经展开了对古代古文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吴应箕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论述吴应箕与方苞古文理论的异同,就此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吴氏对方氏的影响。
一就其理论基础来说,方苞的理论基础是“义”、“法”,具体来说,就是他所说的:“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4](33)他的“义”即是“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法”即是文章的法则、结构。而吴应箕说:“夫予往者之论文也,以理以体。理者为圣贤之论,所从出学术之邪正于此分,性道之离合于此辨也;而体者则谓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变,有自然之节叙不得乱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在此“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创作原则,一是指表现方法。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他们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具体论述其理论时,吴氏详于理,而方氏详于法,但是都围绕着本理(或义)言法、因理(或义)立法的原则来展开。
二就其文气论来说,他们都突出了“文气”在创作中的作用,吴氏结合理体以论“气”,方氏结合义法以论“气”。吴应箕说:“夫予往者之论文也,以理以体。……由今思之,是二说者其迹也。执二者之说,以迹合之,犹易也。察之世运之所趋,庶几于其言系之者,其惟气乎。夫昔人之论气也,辨之清浊之间耳,吾谓莫若审之强弱之际。今天下可谓有气哉!囗蹴吾疆矣,寇烬吾原矣,嚣竞长矣,节烈替矣,议任之途相诡,成败之数不胜矣。窃疑三鼓既竭,莫今昔对比为甚,而靡然者则尽于文见之。夫然文之为风声也,又何疑哉?且气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养而至。腐师俗儒所谓养者发于言则夷易,措之事则和平。试迹其为夷易、为和平者,悦靡靡之可听,冀庸庸之多福耳。呜呼!此不知至刚至大者为何语乎,然则予所谓莫今为甚者皆坐是误也,此属又乌足与语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节也,而风之以各见之文;不能尽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细之气。夫刚气之所发,必不剽也,必不袭也,必不芜而秽,不矜而肆,不恇而寥落也,必当理,必合体也。推之为忠臣,为介士,为强力有为、为震挠不诎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气靡也。气靡者,言离也。剿古人之已说而不情,规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犹曰:此体也,此理也。吾谓是大伪不忠,大贪不谨,趋荣势以远节烈,隳军实而长寇雠者,必是言,必是人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主要从风格论、主体论和创作论三个方面来论“气”,不仅较好地处理了“理”、“体”、“气”三者的关系,使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有机地整合为一个生命的活体,而且他的论气求其强,既吸收韩愈“不平则鸣”理论内核,又对韩愈的“气盛言宜”的进行了新的理论表述,更重要的是吴应箕不仅论及了“气”的强弱变化与创造力的关系,还揭示了“气”的强弱与时间的关系,高扬了“有气敢言”的斗争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方苞说:“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深浅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4](232)不管他是不是对钱澄之“理”、“气”、“法”的具体阐发,我认为方苞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论观点,只不过他提供更为具体的明理养气的操作方法。吴应箕强调至大至刚之气,而方苞则主张清澄无渣之气,这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必然反映,也是两人生存方式——由救危救亡之斗士向护道颂世之卫士转变的直接体现。
三就其审美理想来说,吴应箕追求“清洁”,他说:“盖弟尝肆力经史而出入八家矣,又不欲袭取一语,核其体制以归于清洁,庶几自成一家,然实未能也。”(《楼山堂遗文》卷四《与沈眉生论诗文书》)而方苞追求“雅洁”。其实方苞既讲“雅”,也讲“清真”,他在编选四书文时曾说:“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4](232)又说:“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发其光精。”[4](245)虽然与吴应箕对“清”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有“清”是“理”的存在状态的理念,都有“清正”的内核。至于“洁”,方苞的阐述较为详细,但没有脱离吴应箕的“清洁”论的理论框架来论“洁”。
虽然方苞没有直接讲明其文学思想受吴应箕的影响,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吴应箕与桐城派先辈的交往,以及方苞对明清时文的编辑整理,使这种影响成为可能,而方苞的“义法”说与吴应箕的“理体”说在理论体系上惊人的一致,却以结果的方式确认了这种影响的存在。那么方苞自己却说受归有光的影响又是为何?我认为可能是吴应箕是抗清英雄,其书在禁毁之列,不方便指明,所以他选择了远承归有光,而实际上却是暗承吴应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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