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人格之分析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性格作为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是在其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人生经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与气质、能力、兴趣等一起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渊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评述。

谈到陶渊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寡默与任放”《读陶丛札》，也有人说是“明彻达观”《明彻达观，新奇真实》。我认为陶渊明的性格是“独立率真”、“中和任放”。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陶渊明是“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这在陶诗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证。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庄子·渔父篇》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真”就是自然。在陶渊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异化。

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机能主义心理学家瞻姆士将人的“自我”分析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动的自我，人格的动力和独特性均来自于主我；客我则是社会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渊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须任“主我”而同“客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来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放被束缚的心灵。所以对生活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的陶渊明，出于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追求，言行举止表征为对自然的向往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渊明之‘自然’非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为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陶渊明研究》）。陈寅恪说得更为透辟更为深刻：“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改创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

但是无论出仕还是归隐，它们所围绕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们是完全正当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园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是诗人从彭泽隐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写，开头就点明自己从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爱恬美静穆的山林园田生活。《读史述九章之九》：“远哉张公，肃然何事。……独养其志。”摆脱了现有的生存方式，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在诗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负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为途径通向更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与愿违，渊明非但没有获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为重要、更为本原的自由。“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不是世上没有安邦定国的栋梁之才，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几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们的诗人“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首先，他经受住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朝廷多次对他征召，都坚决顶住了：“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晋书·陶渊明传》）。“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陶渊明传》），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之辈的。其次，他同样经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转而躬耕不怠，大有收获。渊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讳利，而所需不过乃正当衣食。既不同于传统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也异于同时代“虚谈废务浮文”的玄学家。儒家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进而出仕为官才是正道，其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方式都是不足挂齿、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隐士，骨子里对儒家的这一信条也是始终恪守不渝的。只有渊明是既归隐又力耕的，这正是他任真的体现。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写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他自嘲对孔老夫子的“忧道不忧贫”力有未逮，因而就转向躬耕，并对农业劳动信心十足。试想如果一个只以隐居为平台而内心另有他求的所谓隐者，要毫不犹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为儒家所鄙夷的稼穑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已证明了这一点。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把躬耕劳动放置在了人性起码良知的心理层面，成了他的生活凭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新。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公力耕自养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正如李泽厚所说：“所以只有他（陶渊明），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综上所述，陶潜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以及他的出仕、归隐与躬耕，无不体现着他“独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贯穿其中。如果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现的话，那么他与众不同的归隐方式和态度，则最能说明他的中和。渊明的入山，不是卢藏用待价而沽的市侩手段的“终南捷径”式的隐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纵的遥控伎俩的“山中宰相”式的隐逸，也不是皇甫希之点缀当朝的假冒勾当，更不是谢灵运无补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的决志。”（《迦陵论诗丛稿》）。渊明隐居后，对官场人物的亲疏态度也是迥异于人的，他固然不是打着归隐旗号而心留世俗的假隐、充隐，但也决非后世自诩超越尘世的所谓“纯隐”，他是有着自身原则和立场的。如对颜延之、殷晋安、檀道济，诗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渊明情款”；“日造次焉，每往，必酣饮致醉。”《与殷晋安别》：“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粮肉，麾而去之。”
以上是对陶渊明“独立率真”、“中和任放”性格的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这种性格，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它的形成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普遍联系、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任何一种现象都会引起产生另一种现象，反过来任何现象的产生也是由别的现象引起的。”陶渊明性格的形成，不仅和他的先天素质、意识形态有关，更和他后天生活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时代环境密不可分。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晋朝的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也都做过地方官，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但家庭特有的人文氛围、人格素养却融于血液一脉相承，这使得渊明先天具有了优于他人的条件。他少小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度过。孟嘉为当代名士，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写道：“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蕴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而渊明“存心处世，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如果说家庭环境对渊明的影响是默化的话，那他所受的教育、阅览的古籍无疑充当着潜移的角色。两晋时代，“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陶潜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样学到了道家的《老子》、《庄子》，而且还阅读了儒家的《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中说他“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而《周王传》是咸宁五年（279）从战国魏哀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汲冢书；《山海图》则是作为东晋王朝的逆臣、为王敦杀害的郭璞注《山海经》的一卷《图赞》。渊明能阅读到这样的书籍足见他的博学程度，而也正是他的博览群籍，开辟了他开阔视野的途径，奠定了他思想性格形成的基础。另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两晋时代虽然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但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难以抵挡的力量。就在渊明的家乡江州就出现了大力提倡经学的学者范宣、范宁以及戴逵等。《晋书·范宣传》：“范宣，陈留人也。……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诵读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博学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而当时渊明正值少年之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他所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可见一斑。但又不可否认的是渊明毕竟生活在玄学盛行的年代，他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也是不争的事实。袁行霈先生说：“他（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将孔子道家化。受老庄和魏晋玄学影响，但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渊明的思想熔铸了儒道两家的精华，圆融无碍，并结合自身的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视点和特色，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把思考生活的结论用来实践，以实际行动反过来证明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可以说正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渊明独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矫糅，中和而不偏激，旷放而不任诞的独特性格，鹤立于两晋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诗人之列。

陶渊明的家教、学识以及时世加上他个人先天的素养、哲学思想和人生观，造就了他那“独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终得以脱离主流社会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渊明的这种独有性格在活着的时候并无人问津，有的话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征服了无数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名声具有递增效应，尼采曾说：“星光很遥远，到达人们的眼睛需要许多时间。”渊明的煊赫名声，不是因为同时代的人们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见陶渊明人格魅力影响之深之远。在缺乏对自身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反省和观照的年代，陶公无疑也给了我们勇气与希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7页，第150—151页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页

[3]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燕京大学哈佛学社刊印，1945年9月

[4]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1页

[5]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

[6]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7]宋恪震《陶渊明归隐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8]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