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诗作为一种诗体，必然有自己的诗体形态。有人按咏史诗的功能将咏史诗分为三种类型，即述史体、咏怀体和史论体[1]。有人从诗人对“史”的把握和运用的角度将咏史诗分为史传体、史赞体、情理体和怀古诗[2]。但均从史的角度来进行分类，不能从诗的角度来分析它的形态，也就不可能准确地反映咏史诗发展的轨迹和它所追求的理想范型。
咏史诗是以历史为客体来抒写主体情志的诗歌。然而诗与史各有自己的品格，史必征实，而诗可凿空。那么诗人又如何处理诗与史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主体情志与客体历史的关系？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指出，世间的学术文艺，在处理主体心灵（人）与客观世界（天）的关系时，可以出现三种情况：“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在钱先生的启发下，从诗歌中主体情感表现的程度与层次和诗的感性形态的角度，在分析作品的基础上，归纳出咏史诗的三种基本形态，即写实型、意象型和意境型。
一
就咏史诗的创作而言，“人事之法天”，是指诗人对历史的一种被动模写状态。以此创作的咏史诗，剪裁历史，再现历史，追求的是历史之“实”，让接受者确认历史之“真”，所以我们将咏史诗的这种形态称之为“写实型”，也就是刘熙载所说的“传体”。这种类型的咏史诗，是典型的“以史为诗”，表现出对历史的依赖，诗人的主体情志在诗中直接表露的成分很少，多寓于叙事之中，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但这种咏史诗从其产生之初，也经历了诗性不断充盈的发展过程。
一是对历史人事进行叙叹时，重视事件的完整，忽视历史人物心灵的开掘，历史人物的形象模糊。如班固《咏史》：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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