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近代小说创作理论特征论

作者：涂昊
关键词：小说创作理论边缘性混杂性

摘要：边缘性的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和混杂性的近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推动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向现代转化，都是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发展源远流长，小说创作理论同样也历史漫长，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从先秦至1840年的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基本上在中国自身文化体系中独立发展，1840年至1919年近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意味着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的终结和现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的萌芽，是整个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

中国古代小说处于边缘地位，边缘的地位导致边缘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仅对于小说作家，而且也对于从事小说创作理论的学者们，在中国古代强大的文化体系中，他们着力于提高小说地位，致力于小说创作理论研究，小说创作理论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

1.与小说发展轨迹一样，小说创作理论也在曲折与复杂的经历中不断发展。

古代小说长期受歧视，但还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小说这一文体的价值和生命力，发表了一些对小说观念转变和进化有意义的理论见解，由此也萌生了中国最初的小说创作理论。

先秦两汉期间小说题材不外是一些“丛残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写作意图无过是“干县令”和“小家珍闻”，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理论还处于酝酿阶段。随着“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大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真实性，以记叙历史为小说的宗旨，力求使小说处于独立的地位，这也客观地推动了小说创作实践的发展。到了唐代，像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汇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1}伴随小说创作上创新之势，小说创作理论虽文字不多，但最有意义的最大的突破莫过于淡化小说记史的忠实特性，强调了创作的主体情感因素，开始注意到了小说语言、人物塑造等属于小说自身的问题。宋元时期，话本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小说即将成熟，小说艺术手法的论述也开始有较大发展，如可能编于宋末元初的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讲论处不带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缀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诗得话、使得砌”{2},这些艺术手法几乎为后来的长篇小说完全吸收，成为中国民族特色的小说艺术。明代嘉靖万历以后，在具有启蒙色彩的文艺新思潮的影响下，小说创作理论迎来了一个发展高潮，涉及到了小说创作理论许多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小说的真实性、生动性、形象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艺术魅力，对小说的审美特征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论述了小说和历史在创作上的不同，研究了虚构和真实的关系；提出了小说人物塑造的理论；总结了“因文运事”“三境说”“个性化”“澄怀格物”“因缘生法”“间架”等一些经典的规律性话语。这些创作理论成就的取得，建立在对小说文体特性的充分把握的基础上。

文体意识的发展源于小说创作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因古代小说长期受歧视，外在因素的牵引，决定了小说理论的重心首先落在提高小说的地位上，而非小说创作上。而且提高小说地位的最主要的途径是将小说比附于史传，这同时也导致了对小说创作非常不利的倾向——排斥虚构，这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解释小说创作，更不可能建立全面系统的创作理论。

2.理论形式的局限

晚明以前中国小说理论史，找不出一部专门的小说论著，甚至找不出专门的小说论文，小说创作理论遗产，除了少数散见于诗、文、笔记及小说作品中外，基本上是以序跋形式出现的，而序跋篇幅短小，无法深入到系统而繁复的小说创造工程中去，更何况小说序跋的目的也不在详尽的理论探讨上，要么在称颂作者，要么说明该小说的社会价值，要么记载小说的成书和流传情况，甚至是出于敷衍应酬而已。还有一种就是适当地从文论、诗论、画论中提取现成的理论角度和思维方法评析小说。小说毕竟是小说，文论、诗论和画论的方法只能停留在表层对小说艺术作模糊的描述，同样也无法具有理论深度的探寻和归纳。这种方式发展到明清，出现了成熟的评点。评点中才情飞扬，知识灵动，展现了小说创作一个个鲜活的存在，而且评点和作者心心相通，激情对话，魅力无穷，但这也是从具体实践出发的感悟式认识，重直观重个别重感受而轻概括轻宏观轻抽象，始终缺少强大的思辨力量和深入本质的抽象工夫，也无法推动小说摆脱边缘的地位。

3.小说创作理论的核心观念是“文”与“道”。

儒家的“人道”精神作为中国文学的哲学基础之一，其主要影响在于对文学济世化人等方面价值和功能的实现；道家的宇宙意识作为中国文学的哲学基础之一，其主要作用于对文学审美体验的深化和文学审美境界的开拓。中国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始终于两者之间作综合性的审美选择，儒道合成的哲学基础始终在共同发挥潜在而强有力的影响。而中国古代小说不像诗歌一直在文学秩序中处主导地位，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则主要受儒家精神的影响，急功近利观念强烈，它对主流的文学观念虽不是简单的认同和延续，但小说创作理论的观念还是根源于传统的“小说关乎世道人心”的功利观念和文学教化的伦理中心主义，“文”“道”依然是共同的核心范畴。所以无论对小说本身的认识走得多远，都只可能是一种表面形态的更新而不能产生质的变革。这也导致小说创作理论忽略审美价值判断而重伦理价值判断。创作理论不从对象自身出发，也不回到对象自身，以对对象的伦理价值判断取消了对象本体，创作理论很难回归文学。
二

近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70余年时间。作为古典形态创作理论的终结和现代形态创作理论的萌芽，过渡性质的近代小说创作理论，受时代特征的影响，开放的心态和襟怀不够，游移于古典小说理论和西方小说观念之间，小说创作理论具有明显的混杂性特征。

1.近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表现方式新旧混杂。

近代时期，以小说评点为主，以古代历来沿用的序跋、笔记等形式为辅，评论小说的风气仍然盛行。除了专门的小说理论家进行小说评点序说外，近代许多小说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往往以评点序说方式来诠释自己的作品，如刘鹗对《老残游记》的自序与评点，吴妍人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评点等，这里隐含了重要的创作理论的信息。这些评点与梁启超、夏曾佑、徐念慈等众多小说理论家的论著一起成为近代创作理论的重要信息来源。

但是，近代小说创作理论多是从社会实际出发，依然缺乏对小说创作理论问题的深入阐发。各种表现形式的创作理论都缺乏完备充分的理论形态，即使是论著，依然大多停留在从具体作家作品评论出发的随感式、评点式的感性形态，缺乏强有力的现代理论思辨力量作支撑。

2.近代小说创作理论是古典小说创作理论与西方近代小说创作理论矛盾冲突的结果，既有对传统的认同与延续，又有对西方理论的输入与运用，理论杂糅中西，既有新意，又显幼稚、粗糙。

明清小说创作理论代表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的最高成就，很大程度上启发了近代理论家们并为其所用，比如历史与小说的区别，小说的艺术形象特点，小说的审美特征等。而更多的是小说理论家们在对小说进行思考的同时，尽其之能充分地运用当时只是一鳞半爪地输入中国的西方近代小说理论，如梁启超之于日本政治小说理论，王国维之于叔本华思想，徐念慈之于黑格尔观点等。在1886年，法国象征主义正式发表宣言，形成了一个“后象征主义”国际文学运动，也有称之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始。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严梁诸公对这样的西方小说理论发展的最新形态视而不见，近代小说创作理论的倡导者们更多具有的是政治气质，更注重小说内容的政治性和宣传性，而较少有兴趣者去细致分析小说的艺术问题。即使如林纾，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他所推崇的外国小说家，极力与班固、司马迁相配，而很少与蒲松龄、曹雪芹相比。谈论外国小说，谈得多的是开场、伏脉、按笋、结穴、开合等描写叙述方法，并称之为“义法”（桐城派论文的一个中心概念）。在他眼里典型化、形象性、艺术想象、虚构、创作方法均不存在，完全是以文章家的眼光而不是以艺术家的眼光来看待小说的艺术特点。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理解外国人，并把外国人的东西改造成适合自己的东西加以推广宣扬，这是近代学者们对传统与西方的一个普遍的文化视野。

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加剧，西方的小说创作理论对中国小说创作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益于现代中国小说的创作实践。但无论是于生活中寄托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还是离经叛道、借幻想映射生活的浪漫主义创作理论，也无论是主张形式至上，作家写给作家看的唯美主义创作理论，还是注重教化走向大众的革命的创作理论，都一味地效法域外，追随他者，考虑融合于中国自己的创作理论不多，因此，在中国小说创作理论不断的发展中，很难给人的审美观念带来很大的差异，也很难完全渗透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由此，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借助时代潮流逐渐成为普遍认同的准则，在世界小说创作理论丰富驳杂之时，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在近代就逐渐走了单调之路。

3.就近代小说创作理论的整体走向而言，既指向未来，又暗合过去。

近代小说创作理论是对古典小说创作理论的否定为起点的，它认为小说使文学在内容上从过去的充满高雅的诗意的天上落到充满俗气的人间，这将是文学未来发展的主流，这是新的社会时代及其代表阶级的审美趣味。由此可见，近代小说创作理论实质是在政治化的背景，以政治目标为归依，依靠政治力量而进行的。它们即使认识到小说所具有的本体意义上的审美属性，其旨归依然是提高小说的价值和地位，重新构建新的文学秩序。

由此，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张扬小说社会功利为核心的“小说革命”式的创作理论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小说内部世界中去建立现代意义的创作理论体系。作为反拨的以徐念慈、黄摩西、王国维为代表的要求回归文学自身，强调小说本体的创作理论一则缺乏新的创作实践的强有力的支持，二则时势不宜，影响也极其有限。倒是鼓吹趣味、消闲、金钱的创作理论与传统视小说为“小道”“闲书”的观念有暗合相通之处，在社会影响颇大。这种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呈现出一种曲折反复的复杂性。虽然，近代小说创作理论提出了许多反叛传统的富于革新意义与现代气息的新的理论命题，但诸如理论家梁启超对古代小说的否定是基于中国的小说不外是诲盗如《水浒》诲淫如《红楼》两端，跟封建正统完全一致。可见，对传统观念的叛逆，又是非常不彻底，其未来走向依旧混沌。

总之，近代小说创作理论的意义主要不在其理论方面，而在于推动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过渡。历史表明，“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具有先导性的特点，小说理论倡导在前，而后有小说创作的繁荣”{3}。中国近代社会前60年，即从1841年到1900年，只出版了133部小说，而且大都是公案、侠义、狭邪小说。近代小说的繁荣，是在庚子之后。从1901至1911年，创作出版了529部小说。{4}虽然其中有印刷术的发达，稿酬制度的建立，西方文化的影响，社会的腐败诸种原因，但近代小说创作理论是其中最直接的推动力量。

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发展到近代，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的概念和范畴已经不能满足阐释近代小说创作实践活动的需要，对异域理论的吸收也处于移植阶段，现代小说创作理论的概念和范畴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但如何面对中与西、古与今的矛盾在近代就开始摆在中国学者面前，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在世界化的进程中如何亮出自己的民族品牌，在小说创作理论和实践之间找到较好的结合，始终保持理论开放的活力和创造的潜能，促进小说创作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始终是本土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中国小说创作理论要循西方模式演进，也没道理说要固守传统才是正道，中国小说创作理论从近代开始就在一种矛盾的情态中散发着阐释中国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的能力和创造热情，这个意义不仅是对近代的，也是对现代的，对当代的。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3），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993年版，第1147页。

④所引数字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录提要》，江苏省社科院清小说研究中心编。